一對斷絕關係的父女，一次愛情與親情的抉擇。央華年度戲劇作品《你好嗎》日前在國家大劇院落下帷幕。該劇由萬方編劇，王可然、張瑞執導，陶慧、李宗雷、凡銀山主演，全劇聚焦在三組日常關係中：父女、夫妻與翁婿。陶慧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雖然《你好嗎》是自己出演的第一部舞台劇，但是從中受益匪淺，在她看來，舞台劇對演員是真正的滋養，“作為演員是應該定期在舞台上進行自己的修行。”
陶慧飾演女主角賀卓。
人物：“戀愛腦”是對這個角色過於簡單粗暴的解讀
新京報：劇中，女主角賀卓沒有把事業、實現自我放在第一位，這麼多年一直在婚姻膠着的狀態下維繫生活，用一個當下流行詞來說就是有點“戀愛腦”。你怎麼看待這個人物？
陶慧：“戀愛腦”這三個字，最開始我覺得是一個貶義詞，是用來形容一個特別不理性，以至於很主觀做決定的女孩。但實際上，有的時候人足夠優秀、足夠自信，也會非常主觀地去做很多判斷，雖然在很多年以後回看當時的判斷不一定是對的。實際上賀卓就是極度自信的，在這個前提下，她選擇了愛情，那是她當時想要的生活，並不是單純的戀愛腦。“戀愛腦”是對這個角色過於簡單粗暴的解讀了。
新京報：在你看來，賀卓的丈夫“大余”之所以始終處在“花心”的狀態，是因為這個人物的支點是一個需要外界“愛”的認可，他才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的人嗎？
陶慧：我就覺得他剛開始是這個狀態，但後來時間長了，他自己習慣了，就不需要再得到外界的認可了。他其實是意識不到，自己的道德底線跟別人不太一樣。他覺得自己很真誠，但萬事萬物都是有時效的，是有保質期的，所以在賀卓20歲的時候，大余求愛說的那些話，到了20年婚姻之後，可能就已經過期了。
新京報：但是賀卓在十幾年的婚姻里，並不是完全沒有察覺到丈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她一直忍到最後？
陶慧：賀卓很沉迷，並且依賴這段關係。這十幾年他們的夫妻關係中，她一定有極享受的那一面，無論是物質的享受，還是丈夫給了她足夠的情緒價值和呵護。而且大部分的時候，賀卓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她活在自己建立的一個世界裡。到後來她慢慢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倆始終沒有孩子可能是一個導火索，愛情沒有延續，然後丈夫的緋聞開始東窗事發，各種問題浮出水面，直到最後父親的去世，所有的一切，賀卓自己的世界觀崩塌了，她才突然回到現實當中。
陶慧表示，賀卓很沉迷並且依賴這段關係。
新京報：賀卓到最後下定決心要離婚，走出這段婚姻關係，心裏面最底層的動機是什麼？
陶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底層動機是她父親的去世。她小時候把父親當作支柱，從學校畢業之後她就結婚了，然後把丈夫當作支柱，她就是一隻金絲雀，從一個籠子住進了另外一個籠子。突然有一刻她想通了，無論在任何一種框架里，她都沒有為自己而活，都是別人給她建的框架。其實並不是某一次她丈夫的出軌，也並不是某一件小的事情，就是一個瞬間讓她意識到了，她發現了，為什麼她不能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支柱，而總要依靠別人。
新京報：賀卓算是發生了“量變到質變”，一下想通了嗎？
陶慧：我覺得是。而且我覺得就在那一刻，她對任何人或事情都沒有埋怨。
初衷：有一種回到最初夢想的感覺
新京報：在拿到《你好嗎》劇本的時候，你感到有挑戰或者有難度嗎？
陶慧：我覺得有的是興趣。我在大學的專業就是戲劇表演，這個時候有一部這麼好的舞台劇，又是這麼好的一個角色，碰到了這麼好的創作團隊，我覺得正好是個契機。大學畢業以後，我就沒有再登上過舞台，所以也一直想演一部舞台劇，好像是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愿。重新又回到舞台以後，有一種回到最初夢想的感覺。
陶慧一直想演一部舞台劇。
新京報：從最開始拿到劇本到綵排，再到在大劇院最後一場的演出，你對賀卓這個人物的理解有沒有變化和調整？
陶慧：有好多個階段，而且包括表演的處理方式都有過很多探索，這也是戲劇特別大的魅力之一。大家用了很多種方式，跟不同的演員在一起碰撞，出來的化學反應也不一樣。賀卓我也試圖用很多種性格、很多種方式去塑造，直到最後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版本，我想把這個人物落地，讓觀眾體會到劇本本身要表現的人物內心的心境、複雜感。
新京報：你在演繹中的最大挑戰來自哪裡？
陶慧：這個人物非常難演，最開始的第一個階段，我是想從外部去塑造，後來反倒是往下沉了。這次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時候，我就是拋下了所有外部的東西，特別怕自己多餘的表演和設計影響到這個角色本身。所以我這一次在國家大劇院的表演是做減法的。
導演：他非常會因材施教
新京報：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王可然作為導演，他給了你一些什麼樣的幫助和啟發嗎？
陶慧：他的幫助非常大，畢竟這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劇，可然算是引領我進入舞台劇大門的導師。他非常會因材施教，我是需要自己想通了，腦子裡完全明白了，我才能演出來這個人物。不是你告訴我站哪兒停住，眼睛抬起來往哪兒看，我就能演的，我得知其然，還得知其所以然。可然是一個特別好的老師，他能夠把所有的這一切給你捋通了，而且能讓你完全沉浸進去。我們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有莫名的默契感，這還挺難得的。
新京報：有什麼是你一開始對這個人物沒有特別想明白，可然幫你把這個點捋順了的地方？
陶慧：比如說賀卓跟丈夫的關係，細微上的一些處理。我得演一個將近有20年婚姻的人，因為我沒結過婚，所以在演繹家庭關係、夫妻關係上，我特別怕失真。賀卓的小學中學時期、青少年時期到談戀愛，我都特別不擔心。但是我非常擔心的是，一對將近有20年婚姻的夫妻，他們面臨要離婚時候的狀態。話劇舞台是一點都做不了假的，你站在舞台上赤裸裸的，大家看得很真切，你有一點點假，觀眾全能看見，你心裡有一點點虛，觀眾也全能看見。我心裡相信是演不出來的，但是可然幫我一點一點建立起來信念感，幫我把這些關係都捋順了。
陶慧稱導演幫她建立起了信念感。
新京報：具體來說，可然在賀卓和大余婚姻關係的解讀上，給了你一些什麼樣的啟發？
陶慧：他會跟我聊很多別人的例子。我們在排練的時候，他會跟我講很多故事，跟我們劇本無關的故事。很有意思，就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夫妻之間的故事。他會在某一場戲，排練到某一句台詞的時候，他說先不說這個劇本了，我先跟你說一個別的事，他講的故事對我來說非常受用，很有啟發。
演出：每一次在台上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反應
新京報：在整個綵排、演出中，有沒有哪一場戲是你印象比較深的？
陶慧：其實每一場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化學反應，我始終相信真切的表演無法複製，每一次在台上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反應。我今天的感受多一點，我給的就多一點；感受少一點，我給的就少一點。和其他的演員搭檔就跟打球一樣，有來有去，每一場給的情緒感覺不一樣，最後出來的效果也會完全不一樣。
新京報：所以你們每次演完了也會復盤一下？
陶慧：會。如果有哪一點我覺得特別好，我到了台下一定會說出來。如果覺得不好，我也會說。有一天演出，大余對賀卓做了一個打響指的動作，我當時反應特別大。我在台上的每一刻都是極度敏感的，身上所有的觸覺都是打開的。我相信大餘一定要對賀卓足夠呵護、足夠好，但是他當時就在我身邊非常大的聲音打響指，有點像是在指揮你，不太尊重的那種感覺，我當時反應非常強烈，“怎麼能對我做這種動作，我完全無法接受的。”我心裡想，如果大余做這種動作，賀卓早就跟他離婚了。這個動作不屬於這兩個人物，大余不能對賀卓這樣，賀卓是無法接受大余有這個動作的。我下來就直言不諱地跟李宗雷說了，這也是因為我們關係夠好，也夠默契。
《你好嗎》劇照。
新京報：演了一個跟你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物，演完之後，賀卓有讓你思考一些以前你沒有想過的問題嗎？
陶慧：當然有。演完這個戲以後，我對男人有了一些同理心。我更能同情到，作為父親、丈夫，在這些身份當中，一個男人需要擔負的責任，他心理複雜的情感。我演完《你好嗎》以後，反倒對男人更多了一些憐憫的心態，可能我心裡真的是一個純大女主（笑）。
新京報：你這個收穫應該讓很多人挺意外的？
陶慧：因為這是反向的，你需要換位思考。有時候需要有一個大局觀，才能掌控演出的整個脈絡和節奏。我覺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比如在台上的時候，我需要掌控整個戲的走向，今天的場是熱一點還是冷一點，我需要把這個節奏調得緩一點還是緊一點。我有一種直覺，怎麼樣去抓節奏，今天的氛圍調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跟劇場的觀眾共同呼吸，這個真的很神奇。
創作：舞台劇對演員是真正的滋養
新京報：從人設上來講，你自己的性格和賀卓是不是完全不同的？
陶慧：對，我們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性格，成長環境、經歷也都不一樣。但是我就覺得有意思的是，因為不一樣，你感受到另外一個人的人生，何樂而不為，挺好。
陶慧表示自己和劇中的賀卓性格完全不同。
新京報：這種“完全不同”在最開始會不會讓你進入人物有一些障礙？
陶慧：正因為非常不一樣，所以不難進入。如果是有一點像，要進入人物的時候反倒更難一些。在經歷、性格完全不一樣的情況下，特別容易拋下自己，在創造這個人物的時候，一點都不會想自己。
新京報：以前大家都喜歡瓊瑤式的那種女主角，一直追逐愛情，現在更流行的女主人設是尋求事業發展，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你怎麼看待這兩種女主人設？
陶慧：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種流行趨勢，有人覺得相夫教子是最完美的生活，也有人認為做自己的事業、成為人生的大女主是一種最好的選擇。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遵從自己的內心，按照自己的意願活着，10年、20年、30年、50年之後都不會後悔，這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接下來會想多參演一些舞台劇嗎？
陶慧：肯定會演。演完《你好嗎》以後，我覺得自己還是適合演舞台劇的。還有就是，我是真的喜愛舞台劇，我覺得舞台劇對演員是真正的滋養，作為演員是應該定期在舞台上進行自己的修行。
新京報記者 劉瑋
編輯 徐美琳
校對 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