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公園——青海三江源國家公園，在鏡頭下展露着遼闊與澄凈。一隻剛成年的雪豹，幾次捕食岩羊都以失敗告終，試圖偷襲牧民的氂牛同樣未果。它轉而捕捉體型較小的旱獺，終於填飽了肚子。隨後，狼、黑頸鶴、藏羚羊登場……
“首先恭喜你！素材和鏡頭拍得非常震撼，在國際發行上潛力無限。歐洲人都非常喜歡動物，特別是中國的大熊貓，所以我覺得你這個切入點是抓准了市場的脈動。”提案大會上，看完系列紀錄片《國家公園奇蹟》的片花，來自地中海歐洲紀錄片市場的決策人馬爾·蒙塔納·里埃拉，對片中青藏高原的地貌讚嘆不已。
第20屆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下稱“廣州節”）於2023年12月4日開幕。香格里拉酒店裡，不同發色膚色的嘉賓穿梭於各個會議廳和戶外草坪，參與論壇講座，觀看放映影片，或三三兩兩圍坐大堂交談。
英國bbc studios、日本廣播協會nhk、韓國廣播公司kbs等多個紀錄片製作平台的資深業內人士，英國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節、新西蘭邊鋒電影節、地中海歐洲紀錄片市場等六家節展的代表紛紛到場。
從業十四年的nhk導演井上明子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過往與同行交流都是個人性質的。她說感覺很開心，因為如果沒來一趟，許多人她一生也不會見到。作為提案大會決策人之一，密集看過最新的中國作品後，她的觀感是，“中國的紀錄片畫面非常美，比日本的漂亮，我覺得可能你們重視這方面。你們的題材和日本的不一樣，但是很共感”。
時隔四年，荷籍華人國際製片人趙佳再度前來參會，在她眼中，參加節展不僅為了看片和挑選項目，與世界各地的紀錄片人相聚亦是重要動力。疫情帶來大段的空白時光，以往不怎麼擁抱的人重逢時，都要擁抱彼此。“跨文化的製作更難了，因為你不走動就產生了隔閡。”
海外觀眾對中國紀錄片的題材期待正發生變化。圖為紀錄片《我的ai戀人》劇照，該片獲得第20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中國故事優秀紀錄短片獎。資料圖
海外觀眾對什麼感興趣
紀錄片提案《天年》令坐在台下的趙佳流淚了。武漢養老院的四名高知老人，以幽默風趣的態度談論、面對生死，讓她不由想起自己的父母。她特意記下其中一個小標題“不知生，焉知死”，旁邊的英國決策人，也用英文寫下了同樣的關鍵句。
2023年12月，共有22部紀錄片方案進入終評，參與廣州節的“中國故事”提案大會。《複製戀人》是唯一一部拿下法國cat&docs發行公司與奧地利autlook發行公司兩個國際優選提案的片子。前者的版權銷售亞歷山德拉·傑列維延科表示：“我們有90%的買家都在問我們有沒有關於ai的一些作品。”
影片講的是四名中國女性和她們的replica（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應用程序）戀人的故事，導演梁丑娃自己也體驗過人機之戀。提案展示時，該片幾乎受到國內外決策人一致好評，不管是否意識到，大家都承認人與虛擬人產生情感是一個在當下發生的社會現象。
另一個ai主題的提案作品《ai時代自救指南》，計劃圍繞隱私安全、倫理道德、工作就業、教育教學、信息繭房、情感陪伴等ai相關熱點話題，製作成6集系列片。
滿頭銀髮的探索傳媒集團副總裁魏克然，曾與許多亞洲年輕導演合作過，他很欣賞這個提案將docudrama形式（編者註：指紀錄片與戲劇相結合的形式）融入創作。把不同題材混合起來的做法，令他覺得，“可能是一個樂觀版的《黑鏡》”。
在國內曾引起輿論嘩然的公眾人物也走入國際視野。2020年，銷聲匿跡許久的草根歌手龐麥郎因確診精神分裂症，再度受到大眾關注。大四畢業生李詩煜遇見了他，記錄、陪伴他度過這段被裹挾的日子。
聽完導演講述，來自塞爾維亞的決策人鮑里斯·米蒂克想起自己國家一個類似的人，年輕時成名，有人為他拍了一部片子，在這個歷程中，他也獲得了許多關注和同情，“我們都是局外人，都想為這些在低谷的人鼓勁”。
《搖搖晃晃的人間》曾在國際紀錄片節展上大放異彩，繼這部片子之後，導演范儉再度走進詩人余秀華的世界。離婚後的余秀華，經歷了一場愛情冒險——和一名比她小14歲的粉絲相戀，其中有甜蜜，也伴隨着暴力，兩人分手後，詩人獨自面對被損耗的自我。攝影機記錄下了這一切。
來自法國的克里斯蒂娜·惠拉爾·坎單刀直入：“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好，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影片，我想跟你後面還有交流，如果你希望打動法國觀眾的話，取決於你呈現的方式。”
一些中國紀錄片探討的社會話題收穫了國際決策人的共鳴。《去哪安家》對準逃離大城市，到小城安家的反向移居者，來自英國發行公司taskvoski films的伊蓮娜·塔夫沃斯基感嘆：“人類越來越瘋狂，追求名利，又揮霍時間。”2020年11月，英國一家諮詢公司的調查顯示，超過40%歐洲大城市居民想逃離大城市，搬到小城市，倫敦人尤甚。
廣州節組委會常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張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23年在提案大會之外，首次設立了配套的閉門會議，“看能不能更直接一點”。
在“美美與共”選題委員會閉門會議中，日本nhk導演井上明子為與會嘉賓每人準備了一張a4紙，上面寫着nhk關注的內容，比如老齡化、環保、ai、建築、中國國家公園裡的野生動物。廣東衛視頻道副總監王世軍表示，當日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這張紙，參加閉門會議，才知曉國際上有這些需求。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需要一個線上交流平台，這個在中國非常簡單，我們拉個群就可以了。”上海廣播電視台紀錄片中心主任王立俊說。會議臨近結束，外方主持人招呼在場嘉賓：“我給所有來中國的人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安裝微信。”
“能不能咱們一起來？”
趙佳在製片人emba課堂上，透露2023年剛促成cctv與德國二台聯合出品的一個項目，講述的是不同文明對“時間”的感知和理解的變遷，目前進入剪輯階段。
三十年前，趙佳離開中國，先去了日本留學，如今在歐洲也已生活二十多年。作為“中國的外鄉人”，她執著於講述和傳遞中國或亞洲故事，希望“把這個世界的視點平衡一下”。她一直在尋求和中國官方組織合作的機會，把命題作品有選擇性地做成中外混血的項目。
當德國人做的方案到她手頭時，看着尚待填空的亞洲部分，她說：“你們聊時間，那中國人的時間觀是非常獨特的，能不能咱們一起來？”德方覺得，這個選題確實能帶出一些德國觀眾還不太熟悉的中國的側面，中方也感興趣，中國故事難得被放到一個國際的語境之下。最終，中國的節令、道教對時間的解讀都融入片中，約佔三分之一的篇幅。
中外公共電視台聯合出品，難度很高，這也是趙佳第一次促成兩者的聯制。雙方磨合了大半年，才將合同的細則敲定。文化語境的差異也提高了溝通成本，cctv曾赴武當山拍攝了六天時間，“武當山的道士說一通話，德方導演對於這個東西的分析和理解，得消化一下，對他來講是比較費勁的事情”。
在選題委員會閉門會議中，國內電視台、視頻平台與會人員明確提出，希望能有更多聯合製作的可能，委託國外團隊製作的合作方式，“已經是老的故事了”。
“現在這個時機是非常成熟的，交過一些學費，做過一些非對等的嘗試之後，大家才能夠總結，其實這個並不是我們想要的。”趙佳感覺這種訴求在四年前就有跡可循，只是疫情將它的落地延期了。
很長一段時間裡，拍攝中國題材紀錄片的主體都是外國人。1970年代曾掀起一個西方人來華拍攝紀錄片的小高潮，其中，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影響廣泛且爭議最大，常被拿來與其對比的，是荷蘭導演伊文思拍攝的《愚公移山》。1980年代初，cctv與nhk聯合製作《絲綢之路》，堪稱中國電視紀錄片最早的國際化嘗試。此後另一座高峰，是1990年代初cctv與tbs合作的《望長城》。中方在此階段的合拍里主要提供後勤、行政上的支持，安排外方攝製組住宿、交通，幫忙取得政府許可，確保拍攝落地。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國際上對進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產生好奇，外國觀眾開始思考，為何只能看見外國人視角中的中國，數量漸增的海外華人也會質疑，這可能不是真正的中國。
當國際合作在文化交流層面展開時，文化跨度越大的國家，合作難度越高。“所以中國跟nhk容易合作得上，或者是量比較大，”趙佳解釋，“如果咱們要去做躍出亞洲的合作，肯定又得從這裡邊挑選隔得遠的觀眾們也有興趣了解的點，所以這其實是共同篩選和創作的一個過程。”
井上明子與另外幾個夥伴，是目前nhk電視台里唯一一支和中國密切合作的紀錄片團隊。曾在上海戲劇學院留學的她，想開闢一檔中日兩國交流的節目。
旅日大熊貓香香的紀錄片即將播出。作為日方導演，井上明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若非和cctv的主創人員一同合作，做不出這部片子。於東京出生、在日生活五年的熊貓香香2023年2月回到中國，這段歷程，中日兩方各有攝製團隊在本國拍攝。
香香回中國後有些“水土不服”，日方想知道中國的飼養員是怎麼應對的，但cctv也未獲准進入香香的“閨房”，於是他們將攝影機給了飼養員。香香好奇地湊近鏡頭，大嚼專門為它準備的竹子，乖乖趴着享受飼養員的推拿，這些情境都被拍了下來。
“（這）是如果只有日本人做的話，沒想到的做法。他們拍得很好，而且了解以中國的條件怎麼拍。”日本部分的內容，比如粉絲含淚送別香香的片段，則是井上帶領日本拍攝團隊捕捉的，“因為我了解日本的環境，日本人的心情。”
“情感需要更多名詞性的背景去體會”
在拍大熊貓之前，井上明子和中國還合作過一些歷史類、美食類的紀錄片，觀眾局限於少數對中國有興趣的人，《回家啦！熊貓公主香香》則計劃在nhk的黃金時段播放。
在廣州節的提案會上，井上明子看到了許多固有印象之外的中國紀錄片。講述上海老人相親故事的《不老愛神》令她印象深刻，她想起日本也有許多在餐廳等公共場合長時段拍攝普通人的紀錄片。“普通人的故事沒有國家的差別。我們日本人看中國以前（的紀錄片），大自然、古代的歷史，但是我今天看的片子不是那樣子。所以我們更有機會合作。”但她也表示，這種合作要推至更大範圍存在困難，“外國人喜歡中國的傳統的（東西）”。
相比紀錄電影在社會人文類題材上的開拓，更為工業化的系列紀錄片領域，在國際傳播上展現的是另一番景象。
“我們想多做符合我們東方文化的、表達方式多樣一些的片子，能夠去傳播。”愛奇藝紀錄片中心總監寧玉琪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知識是名詞，是很容易去交流的，社會是形容詞，是你內心情感的描述，這個情感需要更多名詞性的背景去體會。”
製片人張博在b站主要負責紀錄片的國際聯合出品業務，與各大洲主要的紀錄片平台都合作過，他的觀感是，自然類、探險類、工程奇觀類、前沿科技類的中國紀錄片更受歡迎。“這些題材都很少或比較少受到語言文化、社會、意識形態差異影響，它不需要經過語境的轉移，就可以很好很直接地觸達國際的觀眾。”
他反觀這些年引進的外國紀錄片，歷史、美食題材的變少了，“很多國外的美食節目很難再入國內觀眾的法眼了”。十幾年前，他經常做一類泛紀錄片節目——具有某個專業或行業背景的外國主持人來到中國，體驗東西方文化差異下的衝擊，嘗試結合東西方在相同領域的觀點和做法去實現創新。如今這樣的節目也在變少。
“如果你把這個事情放在海外的話，我覺得仍舊有大量的媒體或觀眾對中國的認知還處在十年之前那個樣子，即便你給他們繼續去播熊貓、功夫、長城、變臉，他們還是會覺得好有意思。因為他們那邊能夠看到的關於中國的節目確實比較有限。”張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趙佳解釋：“中國這種國際性的需求——就是把自己的故事淋漓盡致地，而且以自己想呈現的方式，以主流媒體作為‘脊椎’（輸出），歷史比較短。”
系列紀錄片與紀錄電影相比，沒那麼靈活，合作耗費的資源也多得多，但傳播力甚為可觀。趙佳認為兩者能互為補充：“通過電影節能夠接觸到的觀眾，又是另外不同的層次，更個人化的故事帶出來的中國故事，形態也是不一樣的；電視就是一個主流的媒體，涉及的面是比較廣的，觀眾也不是金字塔尖，更多的是大眾。”
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bbc推出了一部時長58分鐘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以西方人的視角，向西方觀眾展現了這位東方詩人跌宕起伏的一生。片中解說詞“世上有但丁、有莎士比亞，還有杜甫”。為匹配杜甫的地位，bbc還請來國寶級演員、《指環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麥克萊恩，用深沉優雅的莎劇腔朗誦《夢李白》《春望》等杜甫的詩文譯作。
紀錄片播出以後，一些觀眾表示，這部片子打開了他們的視野，讓他們了解到之前知之甚少的中國的詩歌傳統。有人甚至寫信給導演邁克·伍德，詢問哪裡能買到英文版杜甫詩集。
“對於人生而為人有比較多的反思”
在國際發行商的圓桌座談會上，法國版權銷售亞歷山德拉被問及：“在當今的市場環境和趨勢下，哪些影片更加出眾？”
“過去幾年，我們注意到，在netflix、亞馬遜這樣一些平台，大家對於犯罪類型的故事片更有興趣，記錄社會問題的類型好像相對少了，”亞歷山德拉語帶惋惜，“這個趨勢，我覺得對於創意性的紀錄片發展也是有害的。”
cnex聯合創始人、國際製片人陳玲珍這些年也時常談起紀錄片市場的供過於求。她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中外聯合製作的紀錄片，海外傳播效果好的，往往是在電影節展中得獎的作品。
典型例子如杜海濱導演的、與法國合作的《少年·小趙》，在法國電視台播出，也在藝術影院上映過。片子記錄了山西青年小趙從高中到大學四年間的生活，經歷大涼山支教、爺爺去世、家裡拆遷等一系列事件，小趙的精神世界發生了變化。“它對中國當代社會的樣貌有一個挺好的側寫，會讓觀眾有收穫，就好像他有來自中國，有認識一個這樣子的中國青年朋友，看到他生命當中的一些困惑及喜悅。”
“看紀錄片的人，一定是在某個程度上，對於人生而為人有比較多的反思，特別是看社會人文類紀錄片的人，他也比較關心其他地方的人的處境。”對於為什麼紀錄片觀眾會去關心陌生國家的人的故事，陳玲珍如此理解。
對於中國觀眾來說，國外紀錄長片的能見度或許更低，絕大多數片子只在國際電影節展有機會看見。紀錄片愛好者沈雲閱片量過千，他回憶，近幾年走入院線並引起廣泛關注的國外紀錄片，只有一部奧斯卡獲獎作品《徒手攀岩》。
提及國際上廣受歡迎的華語題材紀錄片，韓國廣播公司（kbs）紀錄片環球製作專家裵基亨以《美國工廠》向南方周末記者舉例：“因為它在 netflix 上發行，許多人可以觀看它，還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美國工廠》是在敘事、拍攝手法上與《少年·小趙》截然不同的一類影片，對於中美兩國的勞工制度、投資環境有大量討論，雖未在國內上映，仍引起過廣泛關注。
“對於好奇社會治理、文化和政治，或只是試圖理解快速變化的世界的人們，紀錄片建立了一個全球興趣社群。因此，不僅是科學或自然，還有更多的主題可以提供對我們生活的世界的新理解，即以人為本的紀錄片，文化、藝術和歷史。”裵基亨說。
紀錄片是否具有國際性，既取決於故事本身，也取決於故事的講述方式。許多海外讀者反映《紅樓夢》開頭難進入，幾百個人物讓人眼花繚亂，而他們的閱讀經驗里，一本小說往往只有幾個主要人物。同樣的，紀錄片在國際傳播中，群像故事的接受門檻更高。
陳玲珍曾嘗試把國內製作的《“煉”愛》推向海外，但未獲外國選片者的青睞，觀看這部有五個中國女性人物的紀錄片，有人反饋說，感覺還沒來得及認全影片中的人物誰是誰，故事就講完了，而本國觀眾基本不會發生這樣的“臉盲”情況。
趙佳的體會是類似的，她與陳玲珍在國際製片工作中，通常都會與外籍剪輯師或至少是熟悉外國的剪輯師合作。混合團隊里，中國導演保存一種內部的視角，使故事不至於失真，不同文化背景的剪輯師，負責更好地把故事講通。
2019年，趙佳擔任紀錄片《遙望繁星》聯合製片，片子拍的是中國治霾。當時有十幾個開會的場景素材，荷蘭剪輯師一看，發現某些會議雖然講的問題不同，但在劇情上不構成遞進，於是做出利落取捨。“但這個要跟導演一起上，要不然可能就砍沒了。”趙佳補充。
對於“紀錄片出海”這件事，陳玲珍的態度是不要着急，“我們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有好玩的故事，這些都是不錯的，也是可以繼續做的。但我想說的是，除了對外傳播，我們自己也還有需要內觀反思的很多方面，希望國人也可以看一看更多發人深思的紀錄片。”
（沈云為化名。南方周末記者余雅琴，實習生陳荃新、劉嫄媛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責編 劉悠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