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上映的電影《年會不能停！》是一部好笑又扎心的喜劇——
大鵬飾演的鉗工胡建林在集團裁員之際陰差陽錯被調入總部，白客飾演的人事經理馬傑被裹挾在“錯調”事件中，為保飯碗被迫為其隱瞞四處周旋。從“工廠”到“大廠”，從“藍領”變“金領”，胡建林因與大廠環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職場照妖鏡”照出職場眾生相……
《年會不能停！》海報
豆瓣短評中，高掛着點贊數最高的一條短評戲謔調侃道，這是“關於中國最早的兩位網劇大佬突然合作這件事”，這個梗指的是電影的兩位主演，堪稱“互聯網喜劇”鼻祖式的人物大鵬和白客，而影片中其他演員，包括庄達菲、王迅、孫藝洲、李乃文、童漠男、肉食動物、歐陽奮強、王皓、孔連順、鄂靖文等，集合了各類喜劇平台流派。從卡司的配置上，就有一種和片名“年會”氣質莫名契合的匹配感。
而從編劇到導演，董潤年要做的，不只是一台喜劇人“大聯歡”的年會。
董潤年是天津人，從小在相聲的環境里耳濡目染，20年前擔任古裝情景劇《清明酒家》的編劇，從而開啟了他的編劇生涯。翻看他的履歷，早年多部情景喜劇到後來和寧浩導演合作《心花路放》《瘋狂的外星人》等電影，董潤年自入行以來，一直與觀眾的笑點為伍。
《年會不能停！》的項目開始寫作於2017年，當時互聯網大廠風頭正盛，脫口秀行業欣欣向榮， “打工人”的自嘲稱謂還沒有流行於網絡，賺到大錢的公司在年會上揮金如土的新聞屢見不鮮，各種喜劇節目里吐槽老闆和同事之間人際關係的段子總是最受歡迎。
董潤年想着，職場雖然是個新鮮洋氣的概念，但“上班”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生活么。這個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卻因為過於尋常，反而在電影創作中被忽略了。於是他運用編劇擅長的編織功力，將各色人物織進一個陰差陽錯的誤會裡，整體結構上的層層遞進，讓整個故事帶着某種古典的戲劇感，荒誕又現實的職場笑料和社會潛規則，讓許多包袱都抖出諷刺的辛辣味道。而從工人到“打工人”的稱謂轉變上，也折射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變遷和人心變換。
等到電影上映的時候，原本作為腦洞的裁員設定一下變得更扎心，荒誕的笑料里摻進更濃厚的現實主義意味，這讓董潤年自己也感嘆“萬萬沒想到”。
12月30日，電影在上海路演，同晚豆瓣開出8.0的高分，影院里的觀眾笑到拍手。導演董潤年鬆了一口氣，覺得“踏實了”，“聽到現場觀眾的笑聲，比任何成績都更能鼓舞我。”
電影上映前，董潤年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談到一個“沒上過班”的創作者對職場的觀察，以及一個從小愛琢磨怎麼逗人笑的喜劇人對今天這個時代的觀察和思考。
董潤年
【對話】
“上班”是最主流的生活方式
澎湃新聞：介紹一下這個片子的創作緣起和靈感來源，你是如何看待職場這個環境和現狀的？
董潤年：最早想做這個故事，是從2017年開始，發現身邊有一些在職場的年輕人朋友，開始喜歡吐槽職場、吐槽自己的工作，包括那個時候開始《脫口秀大會》《吐槽大會》之類的這種喜劇形式也興起了，加上在互聯網上的觀察，覺得吐槽職場和領導是一個大家很喜歡和很熱衷的話題。
就着這個話題做研究調研，我突然意識到，現在咱們用了很洋氣的詞叫職場，以前就是叫上班。從我們父母這一代到現在的00後，上班的人其實是這個社會最中流砥柱的存在。這麼大的一個範圍的主流人群和他們的主流故事，為什麼有一些劇在表現這部分生活，但是電影很少有表現這個層面生活？我就想做一個職場方面的喜劇。
澎湃新聞：怎麼會想到用年會的角度來切入職場？
董潤年：這個主題也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年會，讓我想起來小時候讀書的時候，班裡總會辦一些新年聯歡會，大家放下師生的差別，顯得特別的溫暖和溫馨。
還會想起來，小時候看的春晚，尤其最早1980年代那時候，有點簡陋，但大家圍坐在那，點到誰的名字，誰就上去演個節目的記憶特別美好。反而後來隨着技術越來越完善，晚會越來越盛大，年味和大家聚在一起的這種溫馨卻少了。
我們和做企業的很多朋友交流，企業的年會也有這個情況。以前企業還發展得沒那麼大的時候，大家沒有什麼等級差別，在一起歡樂就挺好。隨着企業越發展越大，反而越來越變味了，很多人提前一個月就得為年會做準備，排練各種東西，最後好像是上台給領導彙報。
我覺得這種變化挺有意思的，也代表了我們中國這麼多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變化。於是從這幾個角度，我們特別想做一個以年會為載體的一個職場，喜劇年會是個引子，是一個切入點，從這個切入點進來看怎麼講一個幫打工人的故事。
《年會不能停！》劇照
澎湃新聞：影片里設置了工廠和“大廠”這麼兩個非常有時代標誌性的職場，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你的觀察里“打工人”在時代中的位置和心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董潤年：一開始的時候，這個故事有很多版本，從2017年開始寫到2022年，拍攝的時候還在改，其實寫了5年。中間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版本。電影里這個“大廠”也不是互聯網大廠，整個公司是一個綜合性的公司，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一個職級上的標識。
工廠的設定是在胡建林的人物逐漸在演化的過程中，跟我們主題表達相關的時候，最早第一稿裡邊主人公更接近馬傑這個角色，後來中間有一稿裡邊他更接近庄科長那個角色，直到後來改着改着，最後他變成了一個工人。
我覺得他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時代變化的一個象徵，比如說像20年前我的父母輩，進一個國營的大企業是很多人的選擇和命運，代表了當時的社會的一種主流。現在好像互聯網大廠成了很多年輕人的嚮往，這是時代本身變化的象徵。
澎湃新聞：上班是一個非常主流的國人生活方式，但是好像職場劇作為一個很大的門類，電影就不太涉及到。你自己作為編劇從業這麼多年，會覺得是為什麼相關題材很少被涉及？
董潤年：我覺得因為職場的空間比較大，而且職場這件事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和寬廣的命題。
我自己的感受里，我跟有些同事的相處的時間加起來比我跟家人相處時間要長。我是這種北漂的人，我一年見不到我媽一次，但是我天天能見到這些同事。
它是一種非常寬廣的一個生活方式和一個生活的層面的話，電影確實它的篇幅有限，從哪個維度上去展現，從哪個切入點去展現，這可能是很難的。
還有一個原因，也是畢竟可能影視創作者他本身上班的少，很多人都是自由職業者，或者是就算上過班，可能現在也不再上班了，這種第一手的經驗還是稍微少一點，也給創作肯定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澎湃新聞：之前大家愛吐槽職場劇，就經常會說到因為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幾乎都不用“上班”，這方面你如何去彌補？
董潤年：我一直做編劇和導演的工作，也在上班，我自己也有工作室，也有公司，也經常每天要到單位裡邊去工作，去開會，也有這種體感，雖然不是個大公司，但是也有這種體感。
當然我們為了做這個項目，這幾年確實做了非常多的採訪和調研。了解了很多的打工人的狀態，包括工廠的，互聯網大廠，一些事業單位。我們都做了一些採訪，一個是得到了很多素材很多故事，也得到了很多人物的感受，最後幫助我們提煉出現在的這些事兒和這些人。
《年會不能停！》劇照
澎湃新聞：這個項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創作的？是剛好趕上還是就是從當下這個時點有感而發？
董潤年：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裁員就是我們這個故事的一個背景，但當時沒有預料到，它上映的時候，現在裁員變成了一個大家都在普遍擔心和討論的事。
在2017年寫的時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父母那一代算是國企的職工，在96年97年98年左右這段時間，也經歷過下崗的危機陰影。
上班是大家唯一的經濟來源，是大家唯一的支撐自己生活的這種方式，失去工作是每個上班的人心頭的一塊石頭。只不過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大家覺得一定能找到一個下家，不願受委屈。希望這個電影看完了讓大家能夠得到一點安慰和力量吧。
喜劇人的“年會”，從嚴肅的創作方式出發
澎湃新聞：這次的演員選擇很有意思，“屌絲男士”“王大鎚”都是初代打工人網紅，讓他倆聯手整頓職場是故意的嗎？包括裡面還有來自《愛情公寓》、脫口秀這些都很具有代表性的喜劇人，想要在電影里達成一個喜劇人大聯歡的效果嗎？
董潤年：演員的選擇很有意思，各種不同的平台，各種年齡段，有代表性的各種喜劇人全都集結在一起了，這是一個有意的選演員的思路。
寫完劇本，再去排演員，我們看都有誰可能來演的時候，會發現其實中國的喜劇演員就大家認知中的也就那麼幾位，翻來翻去可請的就那麼幾位，當時我們就在想能不能創新一點，從演員配置上，我們去大膽地找一些觀眾不熟悉的，嶄露頭角的新人，因為前幾年中國的喜劇一直發展得很好。
幹勁十足的胡建林（大鵬 飾）
大鵬和白客，在喜劇這個領域，他們是互聯網喜劇的鼻祖人物，最早的互聯網短劇就是他們引領的，但是他們在進入電影行業以後，這兩年都演了很多嚴肅的人物和作品，在喜劇上面演得並不是很多。
當時我查了一下資料，發現這兩個人竟然沒有合作過，我總覺得這兩人合作可能會有很有意思的火花，然後跟他們倆分別聊的時候，提如果是你跟白客在一起，或者你跟大鵬在一起，你們配合你覺得會怎樣？他們倆就都很有興趣欣然接受。他們倆一直互相也是惺惺相惜的，一直也很想合作，之前沒有機會。
勤勤懇懇的馬傑（白客 飾）
除了他們倆之外，像孫藝洲、王迅都是喜劇方面的，也是很資深的演員。剛好這幾年脫口秀和《一年一度喜劇大賽》這種sketch形式，也推出了很多年輕的、很有才華的喜劇人。我們就跟他們去接洽，希望能把不同風格的不同流派的這些喜劇的人都弄在一起，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觀眾其實永遠追求的是新的東西，就是你給觀眾看新的東西，當然這可能有些實驗會失敗，但是我覺着整體這種創新的方向是沒有錯的，所以我們最後就組成了這麼一個大概集結了20個左右不同流派的，不同平台出來的喜劇人。
澎湃新聞：作為導演需要調和大家的喜劇風格嗎？
董潤年：他們是之前完全也沒合作過，剛開始弄起來的時候想法很美好，但我們每個人也都心裡有點毛，包括演員自己也在說一開始有點不適應。
你看大鵬是東北喜劇的代表，他是趙本山的徒弟，表演方式是比較傳統的，白客是那種帶着無厘頭的“冷笑話”的方式。“喜劇大賽”的這些人，他們更偏舞台的表演方式，脫口秀的童漠男、肉食動物這些演員，他們都是第一次“觸電”，在這之前根本沒有演過電影。
怎麼能讓這些人在一個維度上，不顯得跳、不顯得亂，當時我們想了很多辦法，也是跟這些演員在溝通角色的過程中，逐漸找到了喜劇的一個方向。
演員們也都很認真，不是按自己習慣的套路來。比如白客跟我聊了很久，關於他的這個人物，他認知裡邊，這個人物不應該去演喜劇，這個人物應該就是很正常的一個人物，所有的台詞反應都應該是按正常人物的方式來演繹。
庄正直（王迅 飾）
王迅在進組之前給我寫了一個萬字的人物小傳，就是關於庄科長這個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的構成，整個的來源，以及人生的經歷和目的都寫出來了。我看完了也很受打動，也很受啟發，他完全是從一個嚴肅的創作角度，這個人物本身到底應該怎麼樣。
跟他們聊這些以後，我們逐漸找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的喜劇是一個結構喜劇，不是靠喜劇化的表演和台詞來營造喜劇氛圍的。得出這個結論以後就好辦了，所有的人都不要誇張地去演，不要去在肢體上有太多的過分的這些東西。
喜劇產生是因為這些人的戲劇目的，互相之間的衝突和身份和意識上的錯位，包括和觀眾之間的信息差。觀眾知道他們是怎麼回事，但他們自己不知道。所以在表演上，大家統一在一個寫實的現實主義的表演氛圍上，最後我覺得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只不過確實是可能像脫口秀演員童漠男、肉食動物，他們剛開始演的時候有一些技術上的弱點，比如他對機位不了解，可能演着他臉就背過去拍不到了，但這些很好克服，稍微調整一下就行。
童漠男客串出演
澎湃新聞：拍攝時這群人在一起創作的時候有沒有產生特別的火花，現場會不會有很多的現掛即興的東西是碰撞出來的？
董潤年：比如觀眾反饋裡面大家就挺喜歡一點，馬傑第一次接胡建林，在樓底下說，“盼星星盼月亮總算把您給盼來了，今後您就是我下屬了”，彎腰一握手特別謙卑鞠躬。
我們劇本裡邊有這些台詞，但是我們並沒有寫明它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來說台詞，這兩個人在當場握手的那場戲，借鑒了大家在酒桌上有時候互相碰杯的那種姿態。台詞都是沒有修改的，但是整個的表演上，他們在現場就會碰撞出很多火花來。很多情況都是這樣，大的情節上現場都沒有什麼改變，表演的細節，演員們增添了很多的光彩。
澎湃新聞：如何平衡電影的娛樂性和諷刺性？好像現在有些喜劇人也不太敢“冒犯觀眾”了，或者對現實諷刺得過於真實了會覺得“不安全”。
董潤年：這確實難度挺大，我們在開始創作時也會考慮這個問題，這個東西能說嗎，這個東西是不是將來會有點問題什麼的，但是後來在這過程中，帶着這種想法，你很多東西就沒法創作沒法寫了。
寫作的過程中，包括後來拍攝的過程中，我們就不管了，前提說我只要覺得我們相信我做的諷刺這件事，或者我們提到的現象它是真實可信的，只要在現實邏輯中它真實存在的，不是我編造的，我認為這個東西就可以去諷刺。
我不是憑空地在攻擊某一種人，而是我在根據現實的情況把它推到一個極致的情境下去展現它，我覺着觀眾只要有同樣的感同身受，就能夠理解。
我覺得喜劇創作是跟觀眾連接最緊密的藝術形態之一，但是有時候創作也是要稍微有一點點的挑釁或者對抗，但前提是真誠的，不是為了形成話題或者為了一個噱頭去挑戰。
董潤年在片場
把人放在極端的環境下去考察人性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編劇，你的創作靈感通常來自哪裡？如何看待現實生活與電影創作之間的關係？
董潤年：其實還挺多的，拿《年會不能停！》來說，創作靈感既有一部分來源於我看過的一個社會新聞。比如在望京那邊某一個大廠的大樓里，做衛生大掃除的時候，發現一個流浪漢偷偷住在裡邊已經一個月了，沒有人發現他。他就在一個安靜的工具間，把自己鎖在裡邊，等晚上別人下班了，他就偷偷溜出來，到茶水間找吃的，他知道哪個辦公室晚上沒有加班的人，就在那睡覺。
這個新聞我就覺得特別有意思，我們認知中再嚴密的一個管理體系，當你足夠聰明足夠狡猾的時候，都有機會在裡邊找到縫隙生存下來。包括我們電影也受了一些傳統相聲的影響，像劉寶瑞先生的《連升三級》，也在我們這裡邊有所體現。
具體的靈感來源有時候就是各種各樣的，某一個刺激，某一個突發事件，整體上我創作的習慣，還是希望把人放在一些極端極致的環境和壓力之下，去考察他的人性，去進行一個“思想實驗”。
像《被光抓走的人》，是在極端的科幻的前提下，想象如果相愛的人都消失了，都被抓走了，我們留下的這些人怎麼面對身邊的“愛人”，怎麼面對身邊的其他人。《年會不能停！》的想法就是在極端裁員的情況下，一個完全不懂大廠規則這一套的人，錯誤地調進來以後，其他周圍的人到底會對他如何反應，這些聰明人可能會“自作聰明”，可能會“聰明反被聰明誤”，這都是開始創作的時候給自己提出一個實驗命題，後面所有的情節和人物的編製都是在這樣的前提設定下完成的。
《年會不能停！》劇照
澎湃新聞：很多創作者對短視頻或者比較膚淺的娛樂會比較抵觸，但你好像是個願意擁抱這些的人，談談這部分對你創作的影響？
董潤年：我確實涉獵比較廣，喜歡的範圍也很寬，非常喜歡看喜劇，《屌絲男士》《萬萬沒想到》都爆火的時候，我全看過。我是天津人，從小聽相聲長大的，我記得天津的電台每天下午從3:00開始一直放到晚上，就是一直在唱歌放相聲。
後來我自己做編劇也是最早從寫情景喜劇開始入行的，自己寫的幾個電影，也都是有很多喜劇的成分，到現在我對所有的跟喜劇相關的東西都比較關心，都會看，包括現在很多短視頻、喜劇的這些段子，有些我可能未必會喜歡，也未必將來要把它融到我的創作裡面，但是至少我想知道就是觀眾他為什麼會笑，我始終好奇那個把大家逗笑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還挺重要的。
澎湃新聞：從集結的這麼多喜劇人也能看到某種“喜劇的沿革”歷程，現在網絡上的搞笑短視頻也很多，作為一個一直在研究喜劇的人，你覺得大眾的笑點有變化嗎？
董潤年：確實是有變化的。如果讓現在的我再聽若干年以前的相聲，很多傳統段子它的笑點並沒有那麼密集，它是經過大量的鋪墊，比如馬三立先生的很多東西，前面有5分鐘左右的鋪墊，最後才讓你笑一次。但是現在短視頻的階段，如果開場5秒10秒鐘你沒有笑，人就已經划走了，大家的笑點的耐受性是越來越高的，確實越來越難逗現在的觀眾笑了。
但是觀眾也有同樣一點，如果我們能夠從結構上讓觀眾接受前面的鋪墊，就能產生讓觀眾笑的持久度，很多包袱都能呼應着前面的鋪墊響，真正發自內心的這種快樂，也會更強烈。
所以我們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決定想做這種結構喜劇，本身我也是編劇出身，對敘事性，對這種戲劇的結構性是很重視的。像我很喜歡的那些經典時期的喜劇大師，1930年代劉別謙，1960年代比利·懷爾德，都不是靠一兩個段子台詞，而是真正靠整體敘事上的這些技術，讓觀眾能夠久久地去沉浸在他的笑點裡邊，甚至是能讓觀眾提前預判到我接下來要笑了，這種喜劇我是更喜歡的，當然也更難，我是希望喜劇創作上自己能夠走這條路。
《年會不能停！》劇照
澎湃新聞：電影里有句台詞大鵬說“雞湯不好嗎？多補啊”，你覺得《年會不能停！》算是一部“打工人爽片”嗎？
董潤年：我們創作過程中倒沒有想到爽片不爽片，但是我個人會覺得，縱觀世界影壇，這些年有很多很多電影，不管它形式是怎麼樣，像《寄生蟲》《出租車司機》，會發現是整個世界的一種思潮，或者說一種發展下的必然，是大家都在關注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
這是一個現在從普通觀眾到創作者都很關心的問題，既然大家這麼關心這事，感同身受，一定是現實中大家有這種體感，有很多不公正的東西讓人們感到壓抑了。
我們這個故事從創作初期開始，根本上也是想探討一個公平的問題，就是一個普通人有沒有能力或者有沒有勇氣去爭取一個公正的待遇。好像當它跟現實如果真的是吻合到了、爭取到了，那最後的結果好像就會有點爽，因為生活里公平和公正確實太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