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萊就任阿根廷總統，世界右翼領導人陣營中再添一員。
相比之下，左翼的表現就很一般了，唯一的好消息來自波蘭，前總理圖斯克聯合另外兩個左翼政黨，擊敗了法律與公正黨組建的右翼政府，並再度出任總理，整個歐洲都在歡呼“波蘭回來了”。
在即將到來的2024年，全世界多個主要國家也將迎來換屆選舉，俄羅斯總統普京、印度總理莫迪以及美國總統拜登準備謀求連任。
目前來看，莫迪和普京比較穩，拜登就有點懸了，別看特朗普官司纏身，人氣反倒越來越高，那句話怎麼說來着，黑紅也是紅嘛。
如果特朗普上演王者歸來，全世界極右翼必將再次迎來精神高潮，越來越多的“翻版特朗普”也會隨之湧現。到那時，世界會變得更加危險嗎？就像上世紀20年代一樣，僅憑三個極右翼領導人就將全球攪和得動蕩不安，從而引發了近代以來最殘酷的世界大戰。
只能說，這個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畢竟現在已經有兩個熱點地區陷入戰火，再加上全球經濟下行的影響，不排除一些西方政客試圖通過挑起戰爭來轉移國內矛盾的可能。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極右翼領導人，幾乎沒有表現出蠢蠢欲動的好戰情緒，而是圍繞經濟話題展開，比如收緊移民政策、實行貿易保護、採取“休克療法”等手段，都是為了提振經濟。
就拿阿根廷總統米萊奉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來說，它最早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可以簡單理解為在一個自由的市場內，發揮企業和個人的自由，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人的幸福。
這裡面的邏輯很簡單，概括起來就一句話，經濟的動力來自不平等，比起絕對平均，適當的差距顯然能讓人更有熱情和鬥志。與之相對地，通過政府調控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福利社會，被認為是傳統意義上的左翼主張。
二戰結束後，在左翼理念的指導下，西方國家曾在四五十年代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但好景不長，進入70年代後，各國經濟危機開始逐漸顯露，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長期保持經濟增長，這是不能更改的鐵律。
與此同時，左翼政府大量的福利政策也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很大負擔，各國不得不尋找新的經濟體制，以渡過危機。於是，新自由主義自然而然地就登上了世界舞台。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瑪格麗特·撒切爾的當選，通過激進的私有化政策，撒切爾政府擺脫了原本沉重的債務負擔，但私有化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視，社會貧富差距顯著增大，金融行業成為最大受益者，勞工和農民階級卻陷入了更大的貧困中。
到了20世紀末期，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主導全球經濟秩序的主要理念，就連曾經與之背道而馳的超級大國蘇聯也沒能避開休克療法的“洗禮”，成為令無數後來人扼腕嘆息的歷史回憶。
現在的問題是，全球經濟再次陷入了停滯不前的困境，而傳統左翼或右翼依靠之前的經驗已經無法帶領國家走出危機了，只能寄希望於橫空出世的極右翼，就好比米萊，阿根廷人可能並不看好他，選他上台純粹是因為“窮則生變”。
實際上，除了米萊，其他極右翼領導人並不十分極端，只是在西方整體偏左的社會氛圍中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顯得比較極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多數極右翼領導人相比左翼更加務實，不會因為一些形式主義上的價值觀就犧牲本國利益。
儘管極右翼的力量在過去幾十年中日益壯大，但運行已久的政治體制和現實因素依然會制約他們的執政方針，避免其走上更極端的道路。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就是最好的證明，上台前嚷嚷着要退出歐盟，上台後卻加強了和歐盟的經濟合作，作為曾經被群嘲的“歐洲五國”之一，意大利今年的經濟表現可以說是相當不錯，雖然很多痼疾依然存在。
不過也不能因此掉以輕心，畢竟，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不存在完全孤立的政治經濟危機和局部衝突。只有大國勇於承擔起責任，通力合作，才能將風險扼殺在搖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