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扶溝銀板、中山銀貝、“白金三品”和新莽“銀貨二品”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白銀貨幣。東漢後期，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白銀貨幣，其代表性實物就是常德出土的銀餅。常德銀餅形制較為統一，重量有標準，銀色高且穩定，有刻意的防偽功能設計，具備早期貴金屬貨幣的特徵。這時的白銀貨幣還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階段性特點，所履行的貨幣職能還不完整、不充分，角色經常在財富寶藏和貨幣之間搖擺。唐朝是中國早期白銀貨幣的大發展時期，出現了多種形制的白銀貨幣，白銀貨幣職能進一步強化。
白銀貨幣是中國傳統貨幣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多被鑄成各類餅、錠（鋌）形狀，且多以重量單位“兩”作為貨幣單位來計值流通，故也稱“銀兩貨幣”。銀兩與銅錢兩種貨幣雙軌並行，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主要的貨幣形態。
中國古代各種材質的貨幣都有其獨特的起源和演變歷程，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最早的青銅鑄幣大致起源於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早期，以早期空首布等為代表；中國最早的黃金貨幣大致起源於戰國晚期，以楚國“郢稱”金版等為代表。但是，關於中國古代白銀貨幣的起源，當今學界卻未能達成共識，有觀點認為白銀貨幣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有觀點認為西漢出現了白銀貨幣，有觀點認為唐朝是白銀貨幣的起源時期，也有觀點認為宋金時期白銀才作為貨幣流通，甚至有觀點認為明代實行“一條鞭法”後白銀才作為貨幣使用，等等，不一而足。可見，白銀貨幣起源問題是中國古代貨幣史、錢幣學研究的難點和重點。
一 早期白銀貨幣舊說糾謬
比較中國白銀貨幣起源的各類觀點，發現其存在過於推前和保守推後兩種截然相反的錯誤傾向。過於推前白銀貨幣起源的錯誤，在於混淆了白銀的財富屬性和貨幣屬性；保守推後白銀貨幣起源的傾向，則往往是混淆了白銀貨幣化和財政白銀化的階段和本質。其中尤以過於推前、推早中國白銀貨幣起源的錯誤傾向影響較大，亟需辨正釐清。
過去有學者把河南扶溝出土18枚銀板、中山國墓葬出土銀貝和漢武帝時期的“白金三品”定為中國早期白銀貨幣，今天看來都是錯誤的論斷。
〔圖一〕 扶溝銀板 高約10厘米 河南省扶溝縣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扶溝銀板〔圖一〕與黃金貨幣一起出土，但不能就此認定是貨幣。海昏侯墓出土了金餅、馬蹄金、麟趾金等三種黃金貨幣，同時也出土了20塊金板，這種金板是秦漢墓葬中首次出土，保留着最原始金屬坯錠的形態，不是秦漢黃金貨幣的形制，應是作為黃金財富與黃金貨幣一起入葬的。另外，也不能認為銀板的外形與先秦青銅鏟形鑄幣有些相像，就貿然稱其為“銀鏟幣”！其實，就連這種外形的相仿也是臆測，扶溝銀板是長方形板狀銀錠，一側的鑄柄不是鏟幣的空首，而是澆口杯內澆注銀液的殘留，只是澆鑄後沒有修整切掉而已。扶溝出土的18枚銀板中，僅1枚首部“空心”，另17枚則是首部實心或澆注銀液不足沒形成首部，說明銀板的首部根本就不是為了鑄造所謂“空首布”的空銎。那一枚首部內凹，形似空首的，其實是銀鑄件冷卻補縮偶然形成的，而不是設置泥芯專門製作的空首。所以扶溝銀板其實就是沒有切掉澆口柄的長方形銀質坯板，屬性是白銀財富，不是貨幣。
〔圖二〕 中山國銀貝 長約3.4厘米 河北省平山縣出土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中山銀貝〔圖二〕出土於中山王厝墓槨室。考古發掘報告明確指出其裝飾物的屬性：“槨室中的現存遺物多是墓主人身上和棺槨上的小件飾物，有金匕、金飾片、銀帶鉤、銀貝、各種泡飾⋯⋯”
〔圖三〕 “白金三品” 之龍幣 直徑5.5厘米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至於漢武帝時期的“白金三品”〔圖三〕，其實是以“銀錫”之名鑄造的鉛質虛值大錢。再看漢武帝在第一起“祥瑞”事件發生時的做法：“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雲。’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其中“白金”，即《史記·平準書》指出的“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對出土實物的研究發現，“白金三品”基本是鉛質的，是低價值的劣金屬，而其價值被強制等同3000文銅錢、500文銅錢和300文銅錢，完全是虛值貨幣。可以看出，漢武帝當時藉助第一起“祥瑞”發行虛值貨幣“白金三品”，目的是掠奪諸侯和富商大賈等的財富。
從以上出土實物分析，扶溝銀板和“白金三品”都不是白銀貨幣，古代典籍也印證了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指出：“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即在秦朝和西漢前期，貨幣只有黃金和銅錢，白銀是財富，不是貨幣。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人，去秦和漢初不遠，記錄秦朝和西漢前期貨幣形態和性質當為可信。秦朝與戰國秦國一脈相承，制度相因，應都不以白銀為貨幣，其他“戰國七雄”的貨幣情形也應大致如此。
二 文獻中的早期白銀貨幣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最早明確將白銀定為貨幣是新莽時期。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進行了他的第三次幣制改革，“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王莽確定了兩種白銀貨幣：“朱提銀”和“它銀”，並且規定了不同白銀與銅錢的比值。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確切的新莽時期“朱提銀”和“它銀”實物。後世曾有偽造或誤認“朱提銀”的情況，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研究者已經做過真偽辨析工作。
王莽的托古改制往往違背經濟規律，第三次貨幣改制中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就是代表，在傳統黃金、銅錢貨幣之外，把龜、貝、銀等“器飾寶藏”強行規定為貨幣，又劃分了繁瑣的大小比例層級，導致“百姓憒亂，其貨不行”。可知，王莽強制推行的以“器飾寶藏”為貨幣的做法沒有被民眾和社會接受，僅曇花一現而已。這也是“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和“銀貨二品”一樣，並沒有發現確切的存世實物例證的原因。因此，王莽改制中的“銀貨二品”是政府強制推行的所謂“白銀貨幣”，其實質仍是將作為社會財富的白銀，以復古之名強行冠以貨幣的稱謂，並不是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銀貨二品的“朱提銀”和“它銀”不是真正的白銀貨幣。
典籍和出土文獻均有兩晉南北朝時期以銀計價的記載，如《晉書》載：“（石）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谷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還有王顯國披露，2004年湖南郴州市東門口古井中發現大批三國東吳、西晉時期的簡牘，在西晉簡中發現有以銀計價的：“‘豬一頭直銀三朱’‘羊一頭直銀三朱’‘右豬羊各一頭為吳稱銀合一兩二朱’‘右豬二頭羊二頭直吳稱銀合三兩一銖二’‘右豬三頭羊二頭直吳稱銀三兩二銖二’。”改寫了當時社會物價多以銅錢計值的慣例。這是在社會動蕩、坑冶不興時，嚴重缺錢的地區採用白銀行使價值尺度等貨幣職能的表現。南朝時期，“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這也是梁朝初期，在嶺南的交州、廣州等地區嚴重缺錢的情況下，白銀擔當起貨幣角色的體現。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沒有見到出土或傳世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白銀貨幣實物。
三 文物中的早期白銀貨幣
“朱提銀”作為王莽強行推制的貴金屬貨幣雖然不成功，但卻成了後世高成色銀的代名詞。《漢書·地理志》載：“朱提，山出銀”，是古代典籍中最早的朱提產銀的科學記錄，時在東漢。目前，根據東漢三國時期的墓葬發掘報告，有兩處出土過較為標準的銀餅：2001年，湖南常德市漢壽縣一座東漢墓出土46枚銀餅；2008年，湖北襄樊市樊城區一座三國早期墓出土1枚銀餅。近來，已有學者關注到這兩座墓葬出土的銀餅，並進行了有益的探究。
〔圖四〕 常德銀餅 直徑約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館藏
〔圖五〕 常德銀餅底部圖 直徑約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館藏
從發掘報告看，常德46枚銀餅〔圖四〕形制較為統一：圓形餅狀，底部呈球形凸起〔圖五〕，面部較平，有圓棍狀銀橋橫置於平面中間，銀橋兩側有半熔於餅體的銀疙瘩，高度與橋面相近。襄樊出土的那枚銀餅也與常德銀餅形制一致。除了形制以外，這些銀餅重量也基本有標準，從已公布的考古信息看，完整的銀餅主要是漢代一斤，也有半斤類型。常德銀餅有三枚帶墨書的，報告釋讀為“少一銖”“少二銖”〔圖六〕“少三銖”，重量分別為237克、228克和208克，雖然“銖”字墨書的釋讀及含義還有商榷的餘地，但至少說明了這些銀餅是有一個標準重量的，墨書題記表示該枚銀餅與標準銀餅重量的差值。若以“少一銖”“少二銖”兩枚銀餅的重量差9克來推算，當時標準銀餅的重量為246克，即漢代的一斤。另有標本M1∶50，為“不規則餅狀”“有節狀梁”，重112克，是銀餅的縮小版，從重量推算應是半斤類型。可見，這些常德銀餅雖形制較為統一，但標準化的程度不高，與西漢“V”形戳印金餅大都恆定在247克的標準重量上還有較大差異。
〔圖六〕 墨書 “少二銖” 的常德銀餅 直徑約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館藏
〔圖七〕 常德銀餅的圓棍狀銀橋 直徑約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館藏
遺憾的是，兩篇考古報告都沒有銀餅的合金成分檢測記錄。民間收藏家偶有收藏同類型的銀餅，根據對同類型民間收藏銀餅的合金檢測，發現其含銀99%，含鉛接近1%，與中國古代“灰吹法”提煉純銀錠的成分一致，可以視為古代灰吹法煉銀的高成色銀錠。“朱提銀”是漢代最高成色銀錠的稱謂，該種常德銀餅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接近“朱提銀”的實物。綜合以上信息，推測這類銀餅應主要存在於東漢後期和三國前期。
銀餅平面上的圓棍狀銀橋〔圖七〕是該種銀餅最醒目的形制特徵，仔細觀察辨析，推斷銀橋應是在鑄造銀錠過程中，趁銀液還未凝固時，用金屬棒拉出半凝固的銀液，同時做同軸旋轉，使得銀液呈絞絲狀，在拉出接近銀餅直徑長度時放下，平鋪於銀餅表面，頂部圓頭接觸並熔合於未凝固的銀餅表面所形成的。銀橋形成後，再抓取銀橋中部下面的銀液與銀橋相接，形成橋柱，以穩定銀橋；並在銀液表面凝固前，在銀橋兩側放下數個小銀塊，使其底部熔合於銀餅，頂部突出銀餅表面，從而可對銀橋形成保護，避免疊置搬運時損傷銀橋。從銀餅的外觀看，幾乎所有銀橋的兩頭和中間共三點接觸並熔合於銀餅表面，刻意製作的痕迹明顯。
結合我們做“中國古代銀錠鑄造工藝研究”課題的心得，推論這種特殊形制是當時刻意的安排，如同後世銀元寶起翅一樣，是為了彰顯銀錠的高成色，兼有防偽的功能。
常德銀餅是否承擔貨幣職能？常德銀餅同出了8枚金餅，根據分析，常德東漢墓出土的金餅無論是鏤空還是實心的，都是黃金財富，已經退出了貨幣角色。其中，鏤空金餅“鑄造工藝完全不同於西漢主流金餅，感覺就是兩個時空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上講，到東漢時期，西漢金餅的鑄造技術已經失傳，東漢人憑藉偶爾看到的西漢金餅實物和想象力，仿製了這類鏤空金餅。⋯⋯常德東漢鏤空金餅應不是用於流通的黃金貨幣，而是具有精神象徵意義的黃金財富。⋯⋯常德出土的實心金餅，形態原始，鑄造粗糙，這種東漢實心金餅的原始程度甚至超過了戰國A型實心金餅，顯得更隨意，外形更不統一，更像是作為財富貯藏的貴金屬坯錠”。而46枚常德銀餅，形制較為統一，重量有標準，銀色高且穩定，有刻意的防偽功能設計，具備早期貴金屬貨幣的特徵。故推測在東漢後期和三國時期，白銀在有些地域開始由貴金屬寶藏蛻變為貴金屬貨幣。
文獻記載：嘉平五年（253），曹魏降將郭修刺殺費禕身死後，魏國詔曰：“⋯⋯其追封（郭）修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同時的文獻記載多是賞黃金和白銀並列，以斤為單位，上述文獻賞貴金屬則只談銀，而且以餅為單位，行使貴金屬貨幣職能。但當時中國銀礦產量有限，絲路貿易輸入的白銀也有限，以“朱提銀”為例，其在西漢末年知名，到東漢末年接近枯竭，《後漢書》李賢等注載：“諸葛亮書云：‘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 僅繁榮了二百年。沒有充足的白銀供應，影響了白銀貨幣的普及和職能履行，使得當時的白銀貨幣呈現明顯的地域性、階段性特點，所履行的貨幣職能還不完整、不充分，角色經常在財富寶藏和貨幣之間搖擺，是中國早期白銀貨幣的濫觴。而常德銀餅這種貨幣屬性鮮明的銀質文物可視為中國最早白銀貨幣的代表性實物。
為什麼在東漢後期和三國時期貴金屬黃金退出貨幣角色，白銀開始行使貨幣職能呢？在歷史的大背景下，東漢自給自足的豪強地主經濟主導社會，商品經濟明顯落後於西漢時期，大宗商貿往來也不發達，價值高、購買力強的黃金貨幣已不適應東漢的實際經濟情況，價值低於黃金的白銀由於更適應該時期的商貿狀況，逐漸承擔起貨幣職能，成為中國早期的白銀貨幣。當時，金銀的比價大致為1∶5，即一斤黃金可兌換五斤白銀。白銀價值低於黃金五倍，與銅錢或谷帛實物貨幣比價流通，適合當時的經濟狀況。但也要客觀地看到，當時主要的貨幣仍是銅錢或谷帛等實物貨幣，白銀貨幣職能履行並不充分。
四 早期白銀貨幣的大發展——唐代白銀貨幣
唐代的主流貨幣是銅錢，但在一些地區絹帛和白銀也經常被用作交換中介。尤其是在嶺南地區，白銀的貨幣屬性日漸凸顯，並影響到了國家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在支付上逐漸取得重要地位。
〔圖八〕 唐代楊國忠銀鋌 （鑄造態） 高31.6厘米 寬7.4厘米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圖九〕 唐代餅形銀鋌 最大直徑約10.8厘米 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從遺存的銀錠實物來看，唐代是白銀確切具有貨幣屬性的重要歷史階段，出現了各種形制的銀鋌，主要有笏形鋌〔圖八〕、長條鋌、餅形鋌〔圖九〕、平頭束腰薄鋌〔圖十〕、平頭束腰長鋌〔圖十一〕和船形鋌〔圖十二〕等。
〔圖十〕 唐代平頭束腰薄鋌 高約16.5厘米 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十一〕 唐代平頭束腰長鋌 左邊一枚高約19.1厘米 寬約8.4厘米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圖十二〕 唐代船形銀鋌 高18.6厘米 寬10.6厘米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從外形看，笏形、長條形和餅形銀鋌保留了白銀鑄坯的原始形態，長方形和餅形是鑄造銀鋌坯料最容易選擇的形狀，笏形、長條形和餅形銀鋌的形態就是對白銀坯料外形的自然沿承，從這個意義上講，是當之無愧的早期白銀貨幣。
根據唐代銀鋌的形制特點，結合唐代社會經濟活動的情況，筆者認為，笏形和餅形系唐代官方普遍採用的銀鋌形制，銀鋌上多刻有時間、地點、性質、用途，以及官員的姓名和身份、匠人姓名等，顯示了這類銀鋌的主要性質是上供進奉和稅收，是典型的官鋌。餅形銀鋌中的無文類型則多為商鋌，有的狀態原始，其性質更接近白銀財富。平頭束腰薄鋌大都捶平整修，見有“五兩”“拾兩”“大北朝”等字樣，應屬官鋌。平頭束腰長鋌和船形銀鋌有着天然的淵源，性質相同，都應是商鋌。
從考古出土、公家收藏來看，尚未見確切的有唐代官府銘文的船形銀鋌，偶有底部鑄造銘文的，也往往是銀匠姓氏等極簡信息，印證了船形銀鋌的“民間身份”。學界公認船形銀鋌產生於唐晚期，主要作用並非官府的貢銀和庫銀，而是民間用作大額支付的貨幣。唐代與外界的貿易活動頻繁，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非常興盛，東西方物質與文化交流頻繁，域外的金銀、珠寶、香料等大量湧入中國，如西亞波斯式金銀器在唐代中國極為流行，白銀成為絲路貿易的重要商品和媒介，絲路貿易的繁榮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白銀在中國的貨幣化進程。船形銀鋌就是在這種大歷史背景下出現的，船形銀鋌採用這種兩端高翅的特別形制也有着深刻的內涵，即為了充分彰顯白銀的金屬特質，是反假防偽的需要。
唐代白銀貨幣的多種形制正是早期白銀貨幣行使貨幣職能蓬勃發展的表現，後世白銀貨幣的形制演變都有唐代白銀貨幣的影子。尤其是宋金以來，白銀貨幣職能日益凸顯，中國貨幣逐漸進入到銅錢和白銀雙軌並行的階段；在明代實行“一條鞭法”後，白銀貨幣日益發展，實現了財政稅收白銀化。
總之，中國古代白銀貨幣的起源是曲折的，演變道路是螺旋前進的。舊說謬傳的扶溝銀板、中山銀貝和“白金三品”都不是白銀貨幣。歷史文獻中最早記載的中國白銀貨幣是新莽時期的“銀貨二品”，但其性質是強加貨幣之名的財富寶藏，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有貨幣之名而無貨幣之實。東漢後期，以常德銀餅為代表，因其形制較為統一，重量有標準，銀色高且穩定，有刻意的防偽功能設計，具備早期貴金屬貨幣的特徵，可視為中國最早的白銀貨幣。此外，常德銀餅也是最接近歷史上“朱提銀”的實物。這時的白銀貨幣還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階段性特點，所履行的貨幣職能還不完整、不充分，角色經常在財富寶藏和貨幣之間搖擺。唐朝時期，白銀貨幣職能進一步強化，出現了多種形制的白銀貨幣，是中國早期白銀貨幣大發展的時期。
（本文作者單位為中國錢幣博物館，原文標題為《中國古代白銀貨幣起源考略》，全文原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