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電影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性別結構。
整個影片里，施暴者是女性，受害者是女性，除此之外，女性基本缺席——母親是女兒受到暴力對待的重要原因，甚至全片始終渲染的重要節點高考，母親也是缺席的，審訊中的懷孕的女警官始終無感情地站在女主角的對立面，甚至讓她和女主角對抗中讓女主角莫名其妙地問出“你願意孩子出生在這樣的世界嗎”這樣的對白，不管是女主角和母親，男主角和母親，施暴者和母親，這些母親和孩子是對立的，父親都是缺席的——男主爸爸走了，女主爸爸從沒提及過，施暴者哭着求女主原諒時的對白是“我爸爸一年沒跟我說話了，我受不了了”。
而在對抗和處理校園暴力的過程中，老師是男性，換了老師依舊是男性，考場外喊話的都是男老師，考場里宣講規則的是男老師，校長的是男的，負責審訊的同情女主角的警官是男的，始終在監控後凝視和評價這一切的警官是男的最後男警官說服女主角自首，男長官更加作為父親一般出來評價男警官不再僅僅是同情女主角地處理事情，讓正義歸位，評價他“你長大了”。
這些性別設置共同構成了這個片子的性別語言，用沒有明說的方式說出了講故事的人的潛台詞——這些校園暴力真正的原因是父權規則的缺失和錯位，漩渦中心的孩子看似在與大人的世界對抗，其實是在講述一群在父位缺失的“子”，父親的缺位導致了這些孩子的問題，而母親不論是否在場，都是不起作用的。
——伴隨着父位的歸位的敘事——一個不夠男性化滿懷同情的男警官，處理了問題卻讓女主角的境遇更糟糕，女主角只能轉向暴力——尋求男主角的暴力保護，男主角替補了父親的身份角色，保護孩子，從而使得孩子暫時逃過了來自女性的校園暴力，最後在兩個主角看似對抗大人，實則是對抗父權文化構成的大規則的時刻——也是不再女性化（情感化）的男警官出來完成了“正義”的歸位——這種歸位是父權文化在孩子試圖對抗和擾亂後的複位，一種俄狄浦斯式的自我閹割。
這種隱性的性別結構也是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矛盾——西方最激動人心的文化總是顛覆（或者試圖顛覆）父權結構的，是孩子試圖徹地地對抗大人，可以用美麗的死亡去抵抗的（邦尼與克萊德，末路狂花）。
而在我們的敘事中，這種皈依最終帶來了虛幻的美好的結局——男主角最終成長為父親式的角色，守護者曾經校園暴力的受害者女主角和又一個可能的孩子——父權的到位是消除孩子之間暴擊傷害的根本。
這種隱性話語其實是讓人不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