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這個過程中，各領域、各行業都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電影創作提供了無比廣闊的空間和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電影《攀登者》就是站在時代高度、緊緊抓住中國登山者兩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獨特而重大的歷史事件，重新思考醞釀加工，用豐富而成熟的電影語言拍出了精神高度和文化內涵。”在日前由《光明日報》文藝部、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主辦的“電影《攀登者》研討會”上，《光明日報》副總編輯沈衛星如是說。《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新文對此表示認同，他說：“寫山、寫風、寫雪，最後寫環境下的人，寫人的精神、人的壯舉。它的背後是愛國精神，《攀登者》是愛國情懷與人性力量的交響合奏。”
據上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任仲倫介紹，在《攀登者》的拍攝過程中，他和主創一直在思考怎樣解決年代戲跟當今年輕觀眾的審美距離和審美隔閡。“隨着對題材的理解和思考的深入，我們完全有自信，這些攀登英雄，能打動各個年齡層的觀眾。”任仲倫說。影片公映後，在取得超過10億元票房的同時，也獲得了良好的觀眾口碑與社會反響。
在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主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看來，《攀登者》把人物深處的精神和情感狀態寫出來了。“《攀登者》的角色都有原型人物。影片把這些人物集聚在一起，形成一個有張力的戲劇化故事，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也展示出來了，影片充盈着為國攀登的精神。《攀登者》作為重工業電影，它的特效、製作、類型化敘事，達到了高水準。”饒曙光認為，影片在對年輕觀眾的引導上還有挖掘空間。“現在的年輕觀眾的價值觀很正，他們願意接受主流的東西。針對他們形成更有效的宣發的話，可能會有更好的票房表現。”《中國電影報》總編輯張晉鋒補充道，宣傳是二度創作，在宣發過程中，把歷史真實故事、為國攀登的精神內核突出出來，可能效果會更好。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認為，《攀登者》體現了新主流電影的特點和變化：用個體視角敘述宏大主題，而不是用宏大主題淹沒個體性、個體選擇、個體性格。將個體創傷和使命擔當結合起來，用個體的方式彰顯一個宏大主題，對觀眾來講有情感的接入點。新主流電影都有共同點，如類型化加工、體現共享價值。此外，《攀登者》中人物的選擇很有現代感。
《中國藝術報》總編輯康偉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攀登者》開闢了中國式大片的新可能，中國式大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同頻共振，有鮮明思想底蘊、文化內涵。影片有對民族精神、家國情懷、中國故事自信而藝術的深刻表達，較好地處理了真實歷史與藝術創造的關係。中國登山隊登頂珠峰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提供了與觀眾共情、共鳴、共振的情感基礎。《攀登者》並沒有局限於這一真實歷史，沒有一一對位，沒有採用泛紀錄片或者紀錄片化敘事，而是根據藝術創作需要進行電影化處理，引出影片創作的成功。影片在人與社會關係層面，在人與國家、與集體、與時代互動之中，高揚了厚重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賈磊磊認為，在影像時代，對社會的表達和對自身的確認，大部分都依賴影像。1960年那次攀登，沒留下真實影像，是一個巨大損失，這也是《攀登者》復原歷史的意義所在。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網絡信息處處長何美對此表示認同，她表示《攀登者》填補了國產登山題材類型片的空白，難能可貴。《攀登者》視野直接越過了近年來的個體特別是商業化戶外運動，直接把視線轉向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歷史片段，展現中國人為了宣誓主權，為了保衛國土和科學考察，在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兩次攀登珠峰的壯舉。
《文藝報》藝術部主任高小立認為，該片本質的攀登精神就是，登山體現了人類對於自身生存發展、面對未來不斷探索的冒險精神，這種精神是無民族、無地域、無國家之差別的，是屬於全人類的。它與人類登月、探索宇宙的精神一脈相承。探索永無止境，永遠在路上。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表示，《攀登者》這樣追求中國精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式大片是可行的經驗，精神生產也要做好資源配置，發掘資源的精神價值。
“國慶檔三部國產大片集中上映有效地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愛國激情。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不僅要靠組織創作來實現，還要靠凈化電影的鑒賞環境來實現。電影院線要在黨的領導下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仲呈祥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