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第55屆芝加哥國際電影節上，他的新作《氣球》斬獲了本屆電影節的最佳編劇大獎。
作為一位藏人導演，他的名字在近幾年似乎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看看他的作品與經歷，萬瑪才旦似乎正在慢慢走向一條屬於自己的大師之路。
西北偏北的土地總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挖掘。那裡肅殺、蒼茫，文明與尚未開發的荒蕪交糅，使得這裡的藝術總是有種天然的使命感。那裡的導演也一樣，萬瑪才旦也是如此。
西北地區的導演很喜歡訴說自己家鄉的故事，因為電影中對那片土地的記錄似乎並不主流，能給導演更加獨立的視角。譬如李睿珺喜歡去講述河西走廊地區的人情，萬瑪才旦將藏地的魔幻變成風格化的語言。
他們相通的地方在於故事裡總是有着深刻的矛盾：自然和人，生活和人，人和人。
反映在萬瑪才旦的作品中即反映藏人的一種矛盾心理：既渴望逃離嚴酷的現實環境，又對那被現代文化慢慢侵蝕的藏地文化、宗教文化抱着極大的同情，希望保持純凈的人文風貌。
萬瑪才旦喜歡在作品中塑造形色各異的邊緣角色，譬如，明顯與世俗格格不入的人，在古老的復仇幻想中被施捨的人，以及處於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衝突變革期的女人等。通過展現上述角色在現代文明下所受的衝擊，讓他們在現實與理想中徘徊、煎熬。從這點看，萬瑪才旦更像一位作家，在搭建一個位於中國西部的“馬孔多”。
萬瑪才旦對家鄉題材的迷戀與對文化的反思，同個人成長經歷分不開。
在青海長大的萬瑪才旦回憶小時候第一次看到供電所的人來到村子的場景，“在此之前沒有外人涉足村子，那就像外來的東西突然打破了一種承襲的傳統，原有的生活與思維方式都變了。”
這種對於“傳統“的留戀一直存在於萬瑪才旦的內心，無論是之後辭去老師的工作考去蘭州上大學，讀研究生，還是前往北京進修，他在遠離藏區的將近二十年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環境變化，一次次前往更文明的世界，被現實衝擊。
和萬瑪才旦主動走出去迎接這份文化矛盾有所不同，一直生活在藏區、恪守古老習俗的民眾則是在環境變遷中被動接受現代文明的入侵——當固守的人生意義被改變，這裡的人們該怎麼辦，引起萬瑪才旦的思考。
此外，讓萬瑪才旦留戀的還有日漸衰微的藏區宗教文化。
萬瑪才旦上學時因熱愛寫作被爺爺當作寧瑪巴僧人的舅舅轉世，是有學問和地位的人。可當他從外地重返故土後發現信奉神靈、宿命的受眾似乎都在慢慢變少，歷史的車輪在前進，逐漸物質化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人們的信仰。
於是，萬瑪才旦把這一切都加到了自己的電影當中。
電影《塔洛》中，萬瑪才旦用環境以及藏人穿着的變化來體現藏區生活、文化的變遷：
一位連一代身份證都沒有的牧羊人塔洛在開頭用誦經式的語調站在“為人民服務”的大字前完整地背誦着毛澤東語錄 ；
塔洛夫婦進城生活後，屢次前往照相館拍照，照相館的布景從布達拉宮換成了天安門，再換成自由女神，夫婦倆身上的藏袍也換成了流行的西裝。
但即使再變，之前牧羊的經歷，讓塔洛夫婦在抱着小羊羔時笑得最自然，這也是藏人身份遭受文化衝擊後一種矛盾心理的體現。
《塔洛》全片使用黑白配色來顯示主人公單純、樸素的思想及在文化衝突之下矛盾的世界觀。
同時，採用固定機位配合人物在畫面中位置的飄忽和1：1的沉降說明塔洛的不自在。
通過電影，我們看到走下山的牧羊人即使身着西裝，但保守的思想沒有變，用塔洛口的話說“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誰就行”。可當遇見聽着藏語rap，帶着豹紋耳環，抽着薄荷味香煙的髮廊小妹時，塔洛還是禁不住產生了情慾，這也是現代文明對藏文化的衝擊，才發現堅守的東西是如此的脆弱。
電影中有一幕十分荒誕：塔洛情願將16萬積蓄交給髮廊小妹，發現被騙後，剪去了自己打小留着的辮子，想要與過去告別，卻意外地發現因為沒有了辮子連身份證都無法領取。
這其實是藏人在文化變革漩渦中真實經歷的寫照：無論是萬瑪才旦本人，還是故事的女主角楊秀措，他們在文化碰撞中渴望“回歸”，卻發現精神故鄉已面目全非。
從《靜靜的嘛呢石》到《塔洛》再到《撞死一隻羊》，萬瑪才旦步步深入地訴說現代文明對藏文化的衝擊。當司機金巴最後摘下墨鏡眼望天空時，滿天的禿鷲被飛機的轟鳴取代，傳統似乎也不復存在了。
電影《撞死了一隻羊》中，萬瑪才旦在王家衛的幫助下美學高度有所提升4：3的畫幅加上迷離的對比色調讓這部電影充滿油畫般的質感，雖然依舊訴說現代文明對藏文化的瓦解，可在荒誕中摻雜了夢境與輪迴的魔幻，透過一種反叛的味道希望社會族群能迎接新的變化。
《撞死了一隻羊》是萬瑪才旦美學高度的提升，有了王家衛的助陣，加上4：3的畫幅加上迷離的對比色調讓這部電影充滿油畫般的質感，雖然依舊是傳統的破除，可更多在荒誕之中摻雜了夢境與輪迴的魔幻，透過一種反叛的味道希望社會族群能迎接新的變化。司機金巴的身份是反叛者，因為司機的身份他走出藏區去往過其他地方，撞死羊後請僧人超度是他對於生命的仁慈，反映的是藏地群眾一直秉承的宗教神性，這一點依託文化根基，是包容性的施捨。但到了現代環境遇上傳統意義的復仇，選擇的卻是納入夢境去實現，在現實上面來看破復仇的輪迴，仁慈地寬恕去讓仇人活下去。其實這些映射的又何嘗不是藏區人民哲學意義上對新文化的接納呢？去吸收新文化中新的方式剔除排斥帶來的負面影響，謀求共存。如同亡羊天葬中被飛機取代的禿鷲。從宗教角度去看待衝突，萬瑪才旦的手法顯得更加有力。
在新作《氣球》當中，萬瑪才旦的個人風格和探索文化矛盾的話題得以延續，並更加直白。電影里衛生所牆上計劃生育的標語，爺爺對於電視上試管嬰兒的恐懼。宗教中佔有着至高地位的生育信仰被極大的挑戰。從開始的人面對矛盾，到文化面對矛盾，到宗教傳統面對矛盾，萬瑪才旦的探索越來越深。
在他這代藏地電影人慢慢開啟的新浪潮模式下，有關藏地的電影會更多地與大家見面，不僅會探討藏人也會探討我們自身面對急速變化環境的迷離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