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 段菁菁
50億元，這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為首的三部獻禮片聯手創造的國慶檔票房新紀錄。
以10年前的《建國大業》為起點，《風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及《戰狼》系列接連成為銀幕爆款，主旋律電影逐漸成長為電影市場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級。而2019年國慶檔的“獻禮方陣”則進一步體現獻禮片在敘事突破、類型深耕、工業探索上的成長：當“愛國”找到了最有效的講述方式，獻禮片自然成為國慶檔爆款。
從大英雄史詩到小人物特寫
自1959年國慶獻禮片誕生以來，重大革命歷史事件一直都是各重大時間節點獻禮片中的“重頭戲”，以《大決戰》為代表的系列電影，將宏大戰爭敘事提高到後人幾乎無法超越的地步。新意不足讓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獻禮片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困境，亟待打開創作新空間。
突破點發生在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建國大業》《風聲》《南京！南京！》將獻禮片的全新姿態帶到觀眾面前。它們在保持歌頌時代與回望國家歷史的傳統不變的同時，轉而在敘事上大膽創新，將視角從宏大的英雄群像轉向有血有肉的人物個體。
此後，獻禮片逐漸從大人物向小人物過渡，“常態化”“平民化”的小人物逐漸走向銀幕的中心。
而在2019年國慶檔，不管是觀看了哪部電影，觀眾們的直接感受都是“記住人了”。
觀眾記住了《我和我的祖國》中為保證電動升旗萬無一失的工程師，為原子彈事業選擇隱姓埋名的科學家；記住了《中國機長》中力挽狂瀾的機長，憑藉一己之力穩定乘客情緒的乘務長；記住了《攀登者》中為記錄珍貴鏡頭而長眠珠峰的攝影師……
大時代激蕩小人物，小人物融入大歷史。這類影片以小人物為主角，勾連重大歷史事件，定格某個具有代表意義的瞬間。在《我和我的祖國》當中，許多短片中的小人物已經很難找到與歷史有關的身份標籤，而變成了他所身處的時代群像的個體象徵。
從主旋律到新主流
隨着中國電影行業逐漸放寬民間資本准入門檻，電影對於市場越來越重視。與此同時，一批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導演從前輩們手中接過主旋律創作的重任。他們更加關注平民化英雄，也樂於嘗試從商業片借鑒經驗。“獻禮方陣”由此出現了融合商業元素的類型電影。
早在十年前，獻禮片已有向多種類型發展的趨勢，努力讓觀眾“想看”“能看”。2019年的國慶檔“獻禮方陣”中類型片的外延則越來越廣。《中國機長》《攀登者》將獻禮屬性與災難、職業類型片融合，將航空事故中的人性光輝融入到主旋律影片的敘事邏輯中，讓獻禮片的可看性與共情性邁上了新的台階。
“我不願將獻禮片稱為主旋律電影，而更願意將其定義為新主流電影。”曾經參與《建黨偉業》《智取威虎山》《建軍大業》《湄公河行動》監製工作的導演黃建新認為，中國電影發展到現階段，主旋律電影早已不復舊觀。“不同類型的電影只要內容正面，都可以是主流價值電影。”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佳山認為，成熟的電影產業理應處理好本國主流話語和商業邏輯間的關係，即通過成熟的商業類型來講述主流故事，使“新主旋律”在獲得商業成功的同時，也能在社會價值、文化風尚層面產生“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獻禮片背後的電影工業化探索
主旋律獻禮片的可喜進步，也是中國電影工業化進步的表現。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表示，今年國慶檔的現象，說明中國電影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已達到一個平穩的水準線之上。
“這與近些年的電影市場化改革，以及整個行業工業化水平的提升等因素密切相關，體現了中國電影改革的成果。”尹鴻說。
在電影工業化最重要的視覺表現層面，中國正逐漸拉近與世界一流電影視效強國的差距。
《中國機長》的拍攝團隊以1∶1比例打造空客A319模擬機，並編寫程序讓三段機艙以不同頻率分別顛簸，實現了全球範圍內第一次飛機顛簸狀態下的整體動作拍攝。而《攀登者》全片2000多個特效鏡頭，將風起雲湧下的珠峰、高海拔雪崩、強風等場景展現得淋漓盡致。
不可否認，目前中國電影工業化之路仍處於初級階段，電影業還在“從高速度邁向高質量”的調整中。但可喜的是，中國電影業的泡沫正被擠壓，攪局者被迫退場，專業和理性逐漸回歸。三部獻禮片的大賣讓我們相信，中國電影人在建立成熟電影工業化體系的道路上又踏出了新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