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北京電影學院召開了一個, 有關“電影批評的批評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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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嘩與獨語——關於電影批評的批評

就像羅藝軍先生所歸納的,中國電影批評史上有過兩個黃金時代,即20世紀30年代前期和70年代至80年代末新時期兩個時代。出現這兩個黃金時代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出現新的文化思潮:二是電影創作相當繁榮;三是文化環境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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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電影批評到底怎麼了?年前,北京電影學院召開了一個有關“電影批評的批評的研討會。開這樣的會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畢竟很多的批評家已經離開了自己的陣地。儘管如此,首都的電影批評工作者,老中青幾代人還是來了不少,批評家,學院教授,報刊編輯,文化學者,影評人,濟濟一堂,可謂眾說紛紜。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可整體的效果卻並不理想,更多的是隔靴搔癢,聽不見鍾先生那樣激越的電影鑼鼓聲。國片電影市場一片低迷,電影批評幾乎成無米之炊,大家在這裡發言豈不是自討無趣事實恰恰相反,在今天翻開任何一家娛樂報刊,影評文章比比皆是,眾聲喧嘩,熱鬧非凡。賀歲片還沒有開張,影評就如潮水般湧來。而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更是大小欄目都爭着跟電影沾點邊。電影專家也走出書齋,開始在大眾面前對電影評頭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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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1998年中國故事片產量並不高。專家把電影減產的原因歸結為世界性的電影減產和亞洲金融危機。撇開金融危機跟咱們的關係不談,實際上,目前的中國電影是否達到跟世界對話的水準,是否具備了國際市場競爭力,都是值得懷疑的。1998年中國電影有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就是《泰坦尼克號》駛入中國電影市場,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國營院線幾乎是為美國大片《泰坦尼克號》創造票房奇蹟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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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泰坦尼克號》隨風而去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整整三個月,沒有美國大片在國內上映。可是也沒有出現一部能征服市場的國產片。一度熱鬧的影院重歸冷清。其間,被媒體炒作得有些離譜的電影《紅色戀人》倒是引發了人們對電影批評、虛假廣告和“口碑”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又連帶引發了人們對電影批評的職能和媒體宣傳的功能的再認識。至少,在觀眾眼裡,中國電影批評的含金量是大打折扣了。人們把中國電影批評跟注水豬肉聯繫在了一起。電影批評遭遇的是信任危機。電影批評的黃金時代的失落,折射的是中國電影黃金時代的失落很多的年代裡,自我封閉的中國電影是在世界之外的。而中國的電影批評則不斷的隨着時代的變化,改變着自己的面貌,我們很難看清它真實的樣子。

儘管如此,由於“電影批評的批評”指向是電影批評本身,勇敢地對自己開炮,所以它又顯示出批評行為本身的意義和價值。這樣的研討會是一次面對公眾的自我反省,而不是自我辯解,隱隱透出批評所具有的自我完善的誠實天性。

電影批評針對作品,又獨立於作品之外。這是起碼的共識,又是起碼的出發點。而現在,一切都被顛覆了。

中國電影批評的現狀是同中國電影的市場化進程緊密聯繫的。計劃經濟的強大慣性使中國電影還負載着一定的導向使命。然而,由於整個社會對電影的價值判斷越來越趨向一元化,票房和經濟效益成了衡量一部影片優劣的絕對槓桿。電影的商品屬性和市場屬性被無限擴大,影像自身豐富的文化含量和藝術家的人文觀照由於功利的目的,一概被忽略不計。就像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我們這個社會一直沒有形成/被視為獨立的一個階層一樣,中國的電影批評曾經被動地依附於體制相對缺乏獨立判斷和基本立場。誰管飯,就給誰幹活,強詞奪理的背後是隨波逐流者的孱弱。電影市場化了,中國的電影批評又迅速地依附於市場。整個國家經濟的市場化是歷史追逼着我們作出的選擇。短見的我們只看到發展帶來經濟其繁榮這有利的一面,卻沒有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此付出的代價,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的是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如果我們的生存環境都有可能喪失,還談得上持續發展嗎?如果電影批評的職能只是刺激觀眾消費,不讓觀眾有判斷力,電影創作的繁榮就水遠是霧中的風景。觀眾像填鴨一樣喪失了判斷力,意味着電影末日的到來。電影批評將自已放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是我們現在要追切解決的問題。

電影批評可以不從屬於市場嗎?

儘管電影批評在西方國家甚至決定着一部影片的票房,可是我們不能只看到它簡單意義上的促銷功能。電影提供的種種感官滿足和視聽享受,可以讓觀眾“忘了我是誰”,不知不覺認同電影中現存的一切秩序和價值觀念。我們看過無數英雄模式的娛樂片,有美國的,香港的,大陸的,在這些影片里,英雄人物有着超人的能力,他們鑒照的普通老百姓十分被動和無助。不但使人誤以為種種社會問題被化解為少數人善惡衝突,解決社會問題的秘訣掌握在個人手中,更使人迷信權威和精英的拯救,產生消解社會矛盾的假象。

電影批評的功能正是要揭示這些假象,“使人看透這些簡單、片面及誤導的社會圖畫,從而提高觀眾的社會觸覺,反省社會的真正關係及追求更加公義平等的價值實現,而不再受矇騙和支配”(史文達語,《電影雙周刊》)。當然電影批評沒有權利阻止公眾的消費行為,哪怕他們是誤導。但是,電影批評完全可以通過對電影中的意識形態的批評,培養公眾看電影的能力,促使觀眾對現實社會的種種現象有較為準確地體察和把握。

《紅西服》里,下崗似乎並不沉重;《非常愛情》里,跟一個植物人可以愛得感天動地。意識形態的巧妙編碼,正是電影的社會功能的展現。道破兩個神話的虛妄,則是電影批評可以辦得到的事情。飛越瘋人院,不正是我們要做的事嗎?總有一些不相信天堂存在不害怕洗腦的人電影批評應該具有破壞性,刺破所有的虛假:它還應該具有建設性,樹立起電影批評的獨立品格。一個民族的文學藝術沒有自己的理論批評是不可想象的,這是我在研討會上聽見的最讓人感動的聲音,家純學術電影刊物的主編,她尤其提到電影批評應當肩負起一定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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