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飄搖，楚歌四面。
在《雙子殺手》票房節節敗退之際，李安迎來了自己65歲的生日。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中國市場，也未能向困境中的李安施以援手。國內上映一周，累計票房2.1億元。製作+宣發投資高達2.3億美元的《雙子殺手》，面臨著預計虧損高達7500萬美元的局面。
新片遇冷，輿論熱炒。觀眾對李安的極高關注與影院里的稀少人群，形成了鮮明而刺眼的對比。《雙子殺手》到底做錯了什麼？一個字：舊。除去新技術，剩下的只有：舊題材，舊情懷和舊主題。
李安的《雙子殺手》，看似是視聽革新，但其本質卻是自我重複。與青年自我的重逢，不僅發生在威爾·史密斯的身上，其實也正在導演李安的自溺情感中上演。A面的李安，是溫儒與順從。B面的李安，則是“弒父”與反抗。
1順從與“弒父”
在李安的世界裡，有三個父親。親生的父親李升，靈魂的父親伯格曼，電影里的父親朗雄。李安的生長經歷是順從與忍受，而李安的成長經歷則是“弒父”與叛逆。在斯拉沃熱·齊澤克電影理論批評中，電影是一種人類意識形態的表現方式，其實質是人類主觀世界的投射。在李安久負盛名的“父親三部曲”中，其實就是對於李安早年經歷的主觀折射。《推手》、《喜宴》和《飲食男女》的故事雖然不同，但表達的內核卻是一致的：一個以權威父親主導的家庭體系，在時代變革的潮流中逐漸瓦解的過程。《推手》的以父親老朱的黯然離家收尾。
《推手》
《喜宴》中父親過安檢時舉起了雙手。意喻着以傳宗接代為孝道的儒家文化，在新式婚戀思想衝擊下的投降與讓步。
《飲食男女》中父親變賣了老宅，原本熱鬧的一家人各奔西東。
李安曾經表示這些電影想表達的是：“在變化得太快的社會中，孝道該何去何從。人好像只能去接受和追趕這些變化，其實是很無奈與惆悵的。”
李安的“父親三部曲”無比細膩的展現了，現代人在儒家傳統之中的疲憊、掙扎和解脫。在李安看來，儒家精神長幼尊卑有序等規條訓誡，已經逐漸在這個新世界中失效，尤其是在崇尚個人自由的西方。
2002年，朗雄走了。李安聽到消息後，泣不成聲。朗雄在世時，參與了李安所有四部華語片的拍攝，而朗雄離世後，李安就只拍過一部華語片《色戒》。沒有了朗雄，面對一張張熟悉而親切的東方面孔時，關於“父親”的情結，李安再也無法打開。
《卧虎藏龍》
台南一中是整個台南最好的高中，而李安的父親李升就是台南一中的校長。在台南一中就學，李安的學習與生活更像是被“統治”。大學聯考兩次都因數學成績太差而落榜，後來李安通過專科考試進入了台灣藝專影視科。李安回憶說：“我書沒念好，愛搞戲劇，又是父親最不喜歡的行業……我雖然沒犯大錯，但一些無奈、委屈、抱歉的心情始終悶在內心深處，積壓很多。”1993年，李安憑藉《喜宴》拿到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他極度興奮地打電話給父親，而父親對他的第一句話是：“現在你能回來干點正事了吧？”
李升與李安李升是典型的中國式嚴父，權威，獨斷，望子成龍。在他眼中，搞藝術難以成才，成功幾率很小，社會地位不高，不如當老師體面受尊重，他一心想讓李安早日回校教書。而李安的童年和青春也只能在縫隙中尋求喘息，順從與表演的成分居多，勇敢與叛逆的故事很少。所以“父親三部曲”，其實是“弒父三部曲”。李安在這三部影片中，完成了自己未徹底進行的青春期，用委婉而含蓄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意志與反抗。
18歲那年，李安第一次在電影院看到了伯格曼的《處女泉》。從未在台灣看過這樣文藝電影的李安形容自己“觸電了，彷彿被奪去了處子之身”。從那時起，英格瑪·伯格曼就成了李安在電影上的靈魂之父。2006年，正在拍攝《色戒》的李安，遠赴瑞典東南海岸80海里外的法羅島，拜訪隱居在那裡的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伯格曼生前的住所一直是個秘密，他曾經拒絕了伍迪·艾倫和亞歷山大·索科洛夫的拜訪請求，但他同意和李安見面。他稱讚了李安的《冰風暴》，李安伏在伯格曼的肩頭痛哭。
不到一年，英格瑪·伯格曼與世長辭。而在拍攝《斷背山》期間，李安的生父李升也駕鶴西去。與“父親”糾纏半生的李安，突然變成了無根的漂泊者。“弒父”。並不是殺死現實生活中的父親，而是在每個人自我的成長和選擇上，擺脫上一代人給予的期望而做出的努力。許多華人觀眾對李安的“父親三部曲”感同身受，其實都源於每個人心底里的“弒父情結”。人們渴望擺脫父輩們的期望，但又難以找到暴烈與決絕的勇氣。李安溫婉含蓄的“父親三部曲”，就是撫慰華人遊子內心苦楚的溫暖良藥。
2、溫儒與對抗
在陳凱歌、張藝謀等大陸第五代導演相比，李安的電影更溫和，不喜強調戲劇性。由於沒有那場持續十年的風波影響，在台灣傳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李安，顯得更具儒家風範的文氣。當大陸第五代導演在極力表現時代洪流下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時，李安則將鏡頭對準人性。政治，是國家語言。而人性，則是世界語言。這也是李安能夠在國際影壇上享受盛譽的重要原因。
新千年後，李安電影的主題逐漸多元化，展示了自己寬廣的人文視野，涉及了古裝武俠、性、暴力、同性戀以及信仰等題材。即使題材形形色色，但李安溫儒的敘事方式卻一直未變。在拍攝《卧虎藏龍》時，李安與武術執導袁和平發生了爭執。袁和平質問李安：“你到底是要打鬥，還是要意境？”李安回答說：“要打鬥的有意境。”袁和平白了一眼道：“文人說大話！”
看完《卧虎藏龍》，許多觀眾才逐漸理解：打打殺殺，恩恩怨怨只是情節。人性愁腸，百轉千回才是核心。李安的武俠，不是江湖武俠，而是人文武俠。
李安電影的敘事結構，大致沿襲了好萊塢三幕式經典敘事結構，只是在個別節點上做了變奏處理。在許多處理強烈矛盾衝突的橋段，李安善於將其內化為人物心理的捕捉。用情感代替情緒，展現了極為強烈的作者風格。許多人都喜歡評價李安風格是中西合璧，但鮮少有人能分清李安電影里到底哪些是中，哪些是西。簡單來說，就是以中為本，以西為用。用東方平和淡雅的氣質，藉以西式經典敘事類型之體，最後表達關於人性思索的主題。
以《斷背山》為例，這是一部以美國西部為大環境的同性愛情故事。按照西部片慣有的手法，傑克和恩尼斯的情感應該是熱烈而奔放的，但李安卻追求含蓄而隱忍的表達方式。他的東方式審美和敘事風格，與世人對同性愛情敏感而私密的審視色彩不謀而合，最後達到出人意料的藝術效果。
李安從小和母親一起去教堂禮拜，每天禱告四次，對宗教信仰的質疑曾貫穿他的成長。但等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他藉著主角的口，講出了對父親的虧欠，他也已經完成了對宗教的重構。李安的電影敘事矛盾層層疊疊，波瀾而生，但最終總能以愛之名達到寬容、諒解、平和的至高意境。李安的成功，充分說明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其實並不相悖，反而可以相輔相成。
有人說，他是中西方電影文化的一座橋樑，十分貼切。他身處東方，遙望西方；他立足西方，又懷念東方。李安從小就習慣扮演了妥協者的角色。妥協。不是窩囊，而是智慧。
3、苦難與良藥
《雙子殺手》的初稿劇本誕生於20年前。也就是在克隆羊多莉誕生後的一年，但當時囿於技術條件還不成熟，項目計劃就此擱淺。當如今李安再次將這個克隆特工概念拾起時，這個元素已經失去了當時的新意。對於一部有着明顯商業訴求的電影，李安在《雙子殺手》做了許多自己本不擅長的嘗試，但效果依舊不佳。
與此同時，李安還為本片引入了自己經典的“弒父”議題。影片強調了壯年史密斯引導青年史密斯擺脫父權控制，重新選擇自我人生的過程。所以我在開頭說，《雙子殺手》只是一個陳舊且重複的李安。李安革新的信念與老套的故事彼此失衡，在支持120幀放映影院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失敗一晚上在所難免。
苦難，並不是李安第一次遇到了。六年的家庭煮夫生活，37歲才執導人生的第一部電影。樂觀的人說，這是大器晚成。但只有正在經歷過挫敗的人，才懂得李安這庸碌的前半生意味着什麼。無業的六年，李安在家帶孩子，做飯，看片子，寫劇本。一次，李安的岳父岳母來美國，岳母見李安燒的一手好菜，便說，“李安，你手藝這麼好，我出錢幫你開個飯館吧”。李安聽後只覺羞愧，卻不作語。事實上，《飲食男女》中老朱師傅做的每一道菜，導演李安都會自己做。這樣“屈辱”的生活經歷，也造成了後來的大師李安。他的敘事口吻溫柔而細膩，他的電影意境寬厚而深遠。
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遭遇失利後，李安說：“我為那部電影感到驕傲，但我搞砸了，那苦果很難下咽。”《雙子殺手》高幀速率的素材要求全新的技術，從化妝到拍攝，幾乎將以往的電影方法徹底廢除。我看了不少李安近期的採訪，談到《雙子殺手》的製作過程，他說的最多的話是“太難了”。
苦難，也是李安靈感的良藥。李安不止一次說過，自己並不是王家衛那樣的天才導演，自己只是一個付出勤奮與努力的人才而已。我隱隱感覺到，李安電影的接連失利，並不是喪鐘的敲響，而是他力量的積蓄。他經驗豐富，敏感沉着又具有反抗精神。人生中的風浪，依舊會不斷豐滿他的羽翼。
當李安的“父親們”離開這個世界後，李安在遍尋主題、叩問內心之後，將目光轉向了電影技術方向。藝術家，最懼怕對生活感知力的喪失。李安用前所未有的技術挑戰，來維持自己對電影的熱情，來宣示自己對傳統的反抗。
65歲的李安，還是李安。A面的他依然溫儒雅緻，B面的他依然熱衷反抗。
這樣的李安，我很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