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梨沙說，“你的死期快要到了”，他以為這是一種惡意的詛咒，我會被他激怒。恰恰相反，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從生老病死的規律看，這句話陳述了一個客觀事實，且帶有預見性。
他說的大抵是不錯的，我這次陽了之後，10多天一直遷延不愈，咳嗽個沒完沒了撕心裂肺，撕心裂肺不是形容詞，是真的把肺大泡震裂了，拍片子發現得了肺氣腫，肺氣腫可能對心臟造成直接損害……
衚衕很多小孩子，一兩天、兩三天就好了，年輕人也是扛扛就過去了，我們這幫老傢伙就有點小麻煩，年近70，趕上老天爺下凡收人，死期確實有可能提前。
所以我回他：“我表示同意，具體時間您知道嗎？要知道您言語一聲，謝了……”
關於司馬南死期的對話是平靜的，對死亡的態度是豁達的。
人生人生，向死而生。
亞里士多德還是誰呀，說過這樣的話，真正的男人在死亡面前應當是無所畏懼的。
隔壁王奶奶說，發昏當不了死。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
像咱這種芸芸眾生，平常老百姓，談不到鴻毛，也談不到泰山，該走就走，留一份坦然，過好現在的日子。
這麼說，是指獨立的生命個體對自己生命的態度，涉及到整個社會範圍之內有多少人在什麼時候要走，我勸各位大咖，以敬畏的態度，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地仔細審視自己的宏論，千萬不要像某些人那樣，說到死多少人，跟擺弄數字遊戲一樣。
人命關天，生命無價，應是最基本的價值觀。
絕大多數人都小心翼翼的迴避死亡，但是指針說不定在一個黑色的背景下，走到某一個時區，突然間就不動了，誰也免不了啊。
於是關於死亡的思考就成了哲學的最重要的命題，在諸多的哲學理論當中，死亡哲學乃為第一哲學。自古及今，所有的哲學家均認真思考過死亡問題，我比較欣賞伊壁鳩魯的死亡觀，他根本不承認死亡，他說：“最可怕的惡是死，但死卻與我們毫無關係，因為我們活着的時候，死亡還不存在；當死亡來到的時候，我們又已經不存在了。”
這是死亡哲學的阿q變奏曲，僅當生命個體獨立存在的時候成立，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有獨立存在的人嗎，誰沒有摯愛親朋？誰沒有世俗的牽掛？死亡給活着的人留下了巨大的悲傷和痛苦。
人之所以為人，我們生活在關係之中。
剛剛讀到協和醫學院教授袁鍾先生疫情期間寫的關於死亡的思考，他想得很深很透，茲薦與諸君。
（2022年12月29日晚飯後，寫於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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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群體主張、態度及行為取向與死亡觀
袁鍾
北京協和醫學院
生命，首先指生物體所具有的存在。死亡，指生物體的不存在。人類個體與所有生物體一樣，重要的是保證自己及“種”的存在，所謂“生生不息”，所以人類個體最恐懼和害怕的事是自己不存在——死亡。
疾病尤其是瘟疫會讓所有人感覺突然地更接近地面對死亡，從而有強烈的不斷蔓延的死亡恐懼，並深刻反映不同的信念、傾向、主張和態度，影響人們的行為取向、評價標準、評價原則及尺度。由古至今，世界各民族都在努力緩解死亡恐懼和害怕，例如基督教認為死亡是生命的永恆，即“復活”，《聖經》曰：“我渴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伊斯蘭教認為死亡只是從今生過渡到後世的一個階段，相信在世界末日，每個人都會復生，並在真主跟前接受審判。印度教認為死亡是一種脫離苦海的開始，通過輪迴和消解輪迴達到永恆不死。
中華民族的傳統死亡觀卻明顯不一樣，儒家思想不崇拜至上神，只崇拜祖先及血緣神，所以說“西方信仰看教堂，中國信仰看祠堂”，所以中國人最危難時會本能地喊“我的媽呀”而不會喊“我的上帝的呀”，正如《增廣賢文》中所說：“堂上二老是活佛，何必靈山朝至尊”。
所以每年春節幾億中國人要回家團圓、上墳拜祖先、朝拜自己生命神聖的故鄉。所以中國老人將離世前，請神父或牧師到老人床前祈禱沒有什麼作用，而如能讓老人的兒女、孫子輩、重孫輩到場，老人看見長相、語言、氣質及行為像自己的晚輩，知道自己生命在延續，知道自己生命還存在，即完成了所有生物的第一功能——“種的繁衍“，自己可以放心走了。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反映中國人用迴避死亡來緩解對死亡的恐懼。在語言上常有類似迴避，中國人不直接提死亡，而代用“升天”、“羽化”、“西遊”、“登仙”、“圓寂”、“仙逝”等等。儒家思想“貴生避死“，還有一個原因是重視家庭，重視現世，主張“修身齊家”，甚至說“家比天大”。家庭是許多勞苦大眾暫時脫離苦海的港灣，家庭的溫暖能撫慰在外受冷遇的孩子及親人，所以中國人並不追求“死後的天堂”，而盼望“天堂就在眼前”，心中都有“我的家就是我天堂” 。
儒家思想特別主張用追求精神永恆超越肉體的短暫存在，《左傳》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好一個“三不朽”，靈對肉的超越，精神對物質的升華，中國的先賢、精英、英烈及讀書人多追求這“三不朽”。
中國的道家不像儒家那樣迴避死亡，而是更進一步——否定死亡，認為人可以與自然山水一樣永遠存在，長生不老，長生不死。道家思想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時，始終強調“天人合一”，不將自然當作客體，而視自然和人一樣是主體，所以《齊物論》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與自然萬物都是有生命的主體。
同時，比較歐洲，文藝復興後，“神”倒下了，“人”站起來了，甚至人代替了神，只要走在歐洲的城市街道和藝術館，許多建築上及藝術品展現的是裸體的壯男和美女，體現人體美。而走進中國人民大會堂和美術館等處，最多的藝術品是鳥語花香、大好河山、群山巍峨、江河奔流、萬馬奔騰等，展現的是自然美。
中國人深知先有自然後有人，因為主張“道法自然”、“人順天道”、“人合天道”，並不斷接受和感染自然長存的“精氣”使自己獲得長存的能量。於是道家滋生出許多追求修道成仙長生不死或延年益壽強體養生的方法，比如“求仙草”、“煉丹術”、“房中術”、“吐納術”、“辟穀術”、“祝由術”等等，代表人物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明世宗“求仙草“、“煉金丹”。在當代，我們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強烈表達廣大民眾對毛主席的熱愛、尊重和不舍，也滲透傳統道家長生不老思想即原始抗衰老文化的影響。
與世界上許多宗教一樣，道家對死亡及死亡以後有豐富的想象，並結合現實社會的倫理約束和道德修養，創造了豐富的生死及鬼神文化。重慶市豐都縣就是中國現存唯一的道家生死文化的博物館，俗稱“鬼城”，古代“鬼即歸也”，也是“歸城”，即中華民族的靈魂歸屬地，那裡有歌頌愛情忠貞的“奈何橋”，有飽含家國情懷的“望鄉台”，有邊走邊總結人生的“黃泉路”，更有懲罰邪惡的“十八層地獄”，等等，詳細描繪出滲透價值觀的中國人死後的各種場景。
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都“貴生避死”、“重生輕死”，甚至“樂生厭死”，結果是中國傳統思想里“沒有死亡準備” 。當其他民族的老人在教堂在寺廟裡與上帝、真主、佛主等溝通生死時，我們的老人卻在花前月下、公園廣場，唱紅歌、跳廣場舞、打太極拳、唱京劇、扭秧歌……極少去與神溝通生死，從而缺乏心理、心靈上的死亡準備。
但是，死亡遲早會來臨，面對死亡的心理反應是“不相信、憤怒和震驚”，沒有死亡準備的中華民族這種心理反應比其他民族強烈得多。我曾告訴醫生和護士，中國老百姓最有忍耐力，家庭矛盾、工作矛盾、社會矛盾等都能忍受，但如果到某個地有某人告訴他們“該吃什麼就吃什麼”，沒有死亡準備的中國百姓會有很強烈反應，不再忍耐。所謂“某地”就是醫院，“某人”就是醫生，醫院經常是中國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地”，而爆發的主要原因是“死亡”，幾乎所有嚴重的醫患糾紛都與死亡有關。
在重親人關係、親情濃厚和親生命意識強烈的中國社會，死亡激發的情感很容易使人們喪失理性，記得北京某科學研究所一博士病死於北京某醫院，研究所黨委發函給醫院，要求秉承“生命至上，死者為大”的原則去處理。這類凌駕於理性及法律和科學之上的“死者為大”觀念無處不在，許多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反覆遭遇，深感無奈。
如何面對“沒有死亡準備”的急重病患者和老年患者及家屬？是我國醫務人員必須不斷學習課程，如何在抗疫中面對“沒有死亡準備”的十四億人民？是我國抗疫戰線的重要課題。
這些年，我國的醫生護士同醫學人文工作者一道，在探索“如何告訴壞消息”、“如何讓患者及家屬緩慢接受死亡”、“如何用向上的力量面對死亡”、“如何在面對死亡時少些絕望多些希望“、“如何匯通人類各民族的死亡智慧”……同道們不照搬“安樂死”而主張“生前預囑”，同道們推廣安寧療法、舒緩醫療強化生命最後的質量，同道們提出人類生命的“善終學”讓最後的生命高漲和死亡美好。
死亡，是人生最後一個未知數，對未知的不可預測和不可控令人不安，加上難預測和難控制的瘟疫，我們的人心太容易被擾亂。干好自己的工作，過好自己的小日子，為大家多做好事是我們強大心靈的法寶。
如果我們自己不得不面對死亡，想想已在天上的親人尤其是曾經最愛自己的人，難免有一種嚮往；如果我們的親人面對死亡，想想天上將有親人，人間還有親人，自己將來去也愉悅，留下來也快樂。我們無非是去天堂的道上路過人間，多留些鮮花和美好，從而善始善終。
2022年12月30日於北京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