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渴望》在播出當年創下了萬人空巷的觀看。
後來大量家庭倫理劇開始粉墨登場，《金婚》在2007年下半年於各大電視台首播之後創下了平均收視率高於13%的好成績，《王貴與安娜》緊隨其後，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對於《王貴與安娜》的創作起源，編劇六六有過這樣的描述：“上一輩人，他們如何相守一生而甘之若飴?他們不說'我愛你'，他們說'我和她有感情。'他們不說'老公老婆'，他們說'小張，小李'。
他們不是自由戀愛，他們是介紹人牽線，他們不叫 ‘步入婚姻殿堂’，而叫‘組織家庭’。
反觀如今，現代人的你情我儂，海枯石爛更是愈演愈似商戰片，即便是情感，也待價而沽，期待在牛市賣出個最高點。
而恰恰就是你我的父母，他們身處一個內斂的時代，羞於表白。他們用最平實的語言，書寫着真正的愛。”
但這種愛不似蘇聯小說描寫那樣轟轟烈烈，陽春白雪。而是帶着一絲煙火氣息，普通婚姻家庭的酸甜苦辣、矛盾爭吵在這兩部劇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電視劇中人物之間的衝突融合除了是家庭劇必備調味品之外，更深一層地可以追究成其背後的文化、階級和歷史多重作用的結果。
《金婚》和《王貴與安娜》有一個相同點：通過對普通民眾生活瑣事的串聯，表達出一種樸實的市民文化。
它們將敘事轉向普通大眾，記錄平凡人的日常瑣事：弄堂里燃起的灶火，鍋碗瓢盆的敲打聲、公共使用的水房和廁所、喧囂吵鬧的工廠車間、熱情好客的鄰居，用時代化的物像構建屬於那個時代人們的集體記憶。
主人公們經歷的生活挫折：諸如婆媳爭吵、孩子教育、人到中年的婚姻危機等問題也是所有普通中國家庭的真實寫照。
在《金婚》中，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佟志和文麗因為女兒燕妮吃了幾口餿了的白米飯而展開了激烈的爭吵，佟志責怪文麗為什麼讓孩子吃了變質的米飯，文麗埋怨佟志好不容易得來的白米飯，叮囑了數次讓佟志吃掉。但是佟志不但沒吃，反而讓飯放置久了變餿了。
其實佟子也餓，他只是不捨得，想留着給老婆孩子吃。最後，兩人哽咽着淚水心酸又溫暖地拿着佟志師傅給的半個饅頭相對無言地默默吃下。
這個片段的台詞隻字未提時代，而是讓人物極為有機而有效地介入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不僅巧妙地將時代捎帶出來，也充分展現了家庭的和睦溫情。
不論是《金婚》還是《王貴與安娜》，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強調對立。
土裡土氣，一口河南大梆子口音的“王貴”和具有布爾喬亞風格的“安娜”的結合就拼湊出一部土洋結合的家庭鬧劇。
同樣，讀蘇聯小說的文麗和愛看《封神榜》的佟志就是典型的小資和平民的代表。
對於從小在城市長大、走在那個時代前沿的“文麗和安娜”們來說，讀《安娜卡列尼娜》、穿布拉吉、燙捲髮、跳芭蕾舞、看電影、喝咖啡、有潔癖，這樣的生活，才符合高雅生活的情調，才與她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和身份相匹配。
但是，她們的另一半，一個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佟志，一個是來自河南農村的貧下中農王貴。
作為工農階級代表的他們有小資產階級嫌棄的所有品質：不懂生活情趣、不講個人衛生、性情粗鄙不羈。可就是這般“咖啡與大蒜”的組合一旦相遇，卻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一方面，小資文化所要求的一切生活格調都必須建立在一定堅實的經濟基礎之上，可當文麗和安娜結婚之後，生活的重壓和困境逐漸將她們心中安逸的烏托邦精神壓倒。
生活對她們來說漸漸喪失了浪漫與夢幻，而被現實的柴米油鹽、生兒育女所佔據。
與此同時，面對婚後生活能力的考驗時，她們不食人間煙火的小資格調卻被小小的一粥一飯擊潰得再無反駁之力。
在婆婆到來的時候，從未進過廚房的文麗對廚房的擺設一無所知，甚至還將飯煮糊了，惹得婆婆一陣嫌棄。
於是，她開始漸漸妥協，但也不是完全妥協，而是採取了折中的對策：文麗走進了煙火氣息濃厚的廚房，但是身上還是穿着布拉吉或者紅色呢子外套。安娜低下了傲慢的頭顱，撒嬌式嬌羞地哄王貴去用水。
另一方面，作為工農階級的佟志和王貴在文麗和安娜的“改造”下，逐漸擺脫了一些與生俱來的生活陋習：不刷牙、不洗腳、不脫衣服就上床、吃飯吧唧嘴，等等，甚至在更正的過程中，講究生活衛生竟然成了他們的習慣。
因為，成長背景和經濟條件不同而造成的兩對夫妻在階級上的差異和衝突，卻都在雙方的理解和磨合中，完成了和諧式的中和消解。
電視劇中，文麗和安娜跳出了固有的領域空間，她們都有正式的工作，文麗是小學教師，安娜是廠里的會計。
並且，她們在事業上都有不俗的成績，這能保證她們在經濟上的獨立，從而奠定她們在家庭中的話語權，顛覆了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女性必須以家庭為中心，與相夫教子捆綁在一起的封建思想。
在《金婚》中，文麗婆婆第一次來北京時，婆婆埋怨文麗，說文麗作為女人，做飯是其理所應當的職責，家務活更不應該讓一個大男人來插手。
文麗卻反駁道，新社會提倡男女平等，事情已經不分男同志應該做女同志不應該做了，她現在與佟志拿着一樣的工資，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新時代的中國女性開始挑戰父權社會的權威，通過對話語權的掌握來宣告女性地位的崛起，與之相對應的，是對父權權利的限制，並對女性地位表現出高度的認同。
男權社會對女性要求苛刻：女性得為男性付出，女性所受的苦由社會頌揚來彌補。 所以，男性佔有絕對的被服務地位。
但是，電視劇中的佟志和王貴卻與父權文化中的男人形象恰好相反。
他們脾性溫和，能一而再再而三忍受妻子的任性矯情，並主動承擔起自己作為丈夫、作為父親的責任。
在文麗懷第一胎的時候，是佟志在忙裡忙外，“任聽差遣”。
文麗因為沒如願生兒子而抱怨的時候，是佟志安慰她，只要孩子和你都健康就心滿意足。
同樣，安娜懷孕的時候嘴饞想吃香蕉，但是一斤香蕉的價錢卻是半個月的生活費，安娜不舍，但王貴卻執着將香蕉買下，滿足地看着安娜幸福地吃下。
父權的退位，並不是女性完全壓過男性，對男性地位進行極端化的顛覆，反而是將傳統中國男性形象骨肉化、人性化、豐滿化，使其擺脫剝削女性、囚禁女性的刻板印象，以新的尊重兩性平等、維護和諧性。
在現今將愛情外顯化、疼痛化、消費化的社會裡，《金婚》 《王貴與安娜》中相濡以沫、白頭到老的愛情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劇中的佟志與文麗、王貴與安娜，經過歲月的磨礪、生活的磨合，他們由齟齬紛爭的大齡青年，漸漸步入事業有成的厚實中年，而後步入相互諒解、相互攙扶的垂垂老年。
充滿生活氣息，卻沒喪失浪漫活力。
期待能有更多類似《金婚》 《王貴與安娜》這樣講述百姓生活、傳頌中國傳統美德、引起大眾精神共鳴的優秀電視劇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