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估了的《辛德勒名單》,低估了的《拉貝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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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的名單》根據澳大利亞小說家托馬斯·肯尼利所著的《辛德勒方舟》改編而成。是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導演的一部電影。影片再現了德國企業家奧斯卡·辛德勒與其夫人艾米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傾家蕩產保護了1200餘名猶太人免遭法西斯殺害的真實歷史事件。

1963年,二戰猶太倖存者波德克·菲佛伯格想把救命恩人的事迹公之於眾。一開始,菲佛伯格找到米高梅公司,打算與其合作拍攝一部傳記影片,但無果而終。直到1982年,澳大利亞小說家托馬斯·肯尼利將故事寫成長篇小說《辛德勒方舟》,並獲得了布克小說獎。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辛德勒方舟》的書評。他很好奇,“是什麼驅使一個男人傾其所有去挽救那些無辜的生命呢?”於是說服了環球影業在1983年買下版權,並答應菲佛伯格10年之後將其搬上大銀幕。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是名美國籍猶太人,他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拍好這部電影,就找了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希望他能來執導本片。波蘭斯基本人就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母親還死在了奧斯維辛的毒氣室。不過波蘭斯基認為,一部電影不應夾帶私人感情,婉拒。經過十年資料收集與文獻調查,斯皮爾伯格決定自己執導《辛德勒的名單》。電影拍完後,斯皮爾伯格更是拒絕接受電影的酬勞,他認為要是接受了那這筆酬勞就成了“血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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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斯皮爾伯格對這段歷史和在這段歷史中失去生命的敬畏,才拍出了史詩般的電影,令我們有機會看到那纏繞着絕望的過去。《辛德勒的名單》一舉獲得包括奧斯卡7項大獎在內的90項大獎和49項提名獎。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本人也藉助該片,獲得了1994年第66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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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實的辛德勒,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奧斯卡·辛德勒是生於蘇台德地區奧地利人,父親是個浪蕩不羈農用拖拉機廠的老闆,母親則是個優雅克制的家庭主婦。父親酗酒成性,不管不顧家庭,母親很早就病逝了。辛德勒同情母親的遭遇,在此後幾十年里都痛恨着父親,但父親有的壞毛病辛德勒都有。

20歲時,辛德勒與莊園主的女兒艾米麗結婚。父親並不同意這樁婚事,父子倆就徹底決裂。辛德勒索性一走了之,來到捷克布拉格的一家銀行工作。喝酒撩妹,捷克警察局的檔案里還存着他1931和1932年酗酒鬧事被捕的記錄。

1935年,辛德勒加入德國國防軍情報局,當上了黨衛軍反間諜局的特工,專門搜集交通、軍事設施和軍隊集結的情報。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辛德勒不僅正式加入了納粹黨,還迅速躥升為蘇台德地區情報網的二號人物。1939年9月,辛德勒隨入侵的德國軍隊一起開進波蘭南部最大的工業城市克拉克夫。

波蘭被攻佔後,所有波蘭猶太人的財產,包括財物、房子、工廠等等全部被沒收。辛德勒到克拉克夫,當然不是為了去救猶太人。辛德勒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和情人約會,和納粹黨高官喝酒、跳舞。憑着人脈,辛德勒收購了一家猶太人開辦的搪瓷廠,反正廠房、生產線都是現成的。

起初辛德勒承包的工廠里,只有7名猶太工人以及200多位非猶太裔波蘭工人。不過隨着戰事升級,納粹德國已禁止猶太人從事絕大多數的行業。看到大量的猶太失業者,辛德勒眼珠一轉,覺得僱傭這些人更省錢,於是辛德勒以極低的工資大量僱傭猶太人。辛德勒的搪瓷廠夜以繼日地開工,那些可憐的猶太工人在生產線上像木偶一樣瘋狂工作,拿到的工資卻連自己的溫飽都無法保證,極低的人工成本讓辛德勒很快就賺得盆滿缽滿。搪瓷廠在高峰時期發展到了1750人,辛德勒甚至成為了三家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和股東,還開設了一個軍火分部,主要從事壓制、成型彈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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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的猶太人遭受血洗,黨衛軍開着軍車帶着成群的狼狗進入了猶太區,無數無辜的猶太人死在了屠刀下 ,辛德勒的思想開始轉變。照樣和納粹高官喝酒跳舞,照樣給他們送各種豪奢的禮物。但辛德勒不是為了拿到軍用訂單,而是為了將更多的猶太人招進工廠,免於被送往集中營被毒死的命運。

辛德勒以僱工的名義開出了一個近1200名技工的名單交了上去,同時拿到了一批軍用訂單。技工名單里包括婦女、兒童以及一些受傷的殘疾人,甚至還有九歲的小姑娘。要知道,這份名單的抬頭寫的可是“熟練軍工工人名單”,要怎麼才能讓納粹相信兒童是熟練技工呢?

辛德勒在報告里寫到,小姑娘纖細的手指可以插進彈殼裡打磨。不過實際上,這些婦女兒童的技術並不熟練,生產的炮彈都是不合格產品。為了矇混過關,辛德勒只好自掏腰包去黑市買現成的炮彈交差。

電影中有個場景,是辛德勒因為在生日宴親吻了一個猶太女孩而被逮捕。這是為了體現辛德勒的形象而設置的;現實中,辛德勒並沒有因親吻猶太女孩兒獲罪,反倒是因為黑市買賣以及和猶太人過從甚密被逮捕過三次。

1945年1月,辛德勒和妻子艾米麗接到250個密閉火車裡的猶太人,打開車門時,有12個人像罐頭裡的魚一樣活活悶死了,剩下的人虛弱得無法勞動。艾米麗把倖存者接到工廠,在臨時醫院裡照顧他們。 據倖存者回憶:艾米麗在和黨衛軍談話時,故意遮擋,方便猶太人偷偷地把面包藏到衣服里,那時,一塊麵包像金子一樣珍貴。更多的人被救了下來,而辛德勒卻從大富翁變得窮困潦倒、瀕臨破產。

當德國終於無條件投降,辛德勒向全廠工人鄭重宣布:你們從明天起就可以各自去尋找自己的親人了,猶太人賽門·傑里特拔掉了自己的金牙,用上面的黃金打造了一枚戒指,上面用希伯萊文刻了一句經文:救一條命,等於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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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電影給出的結局,但生活中的辛德勒還在繼續。二戰結束後,辛德勒和許多納粹分子逃到了南美。儘管他們很低調,還是依然遭到了以色列特工機構摩薩德的追殺。1948年辛德勒向美國猶太救援基金會寄去一份賬單,上面羅列了他在解救猶太人花費的各項支出共計105.6萬美元。一個月後猶太人事務委員會給了他15000美元,以補償其戰爭期間的損失。1964年,米高梅給了辛德勒2萬美元的預付金,打算拍個以他為原型的電影,錢花完了電影卻沒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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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在阿根廷投資養雞廠和海狸皮毛,都賠了。後來辛德勒離開艾米麗,回到德國去開水泥廠,結果是又賠了。德國人視辛德勒為“叛徒”,處處受排擠他。辛德勒依靠猶太倖存者的救濟生活,1974年10月9日,67歲的奧斯卡·辛德勒因晚期心腦血管動脈硬化離開了人世,留下的遺物只有那個裝着名單的箱子。

辛德勒的遺囑里明確寫道:將他安葬在耶路撒冷。這也是他生前多次向猶太朋友們表達的心愿。不出兩周,耶魯撒冷的聖方濟各會便正式同意,將他安葬在耶路撒冷老城外的錫安山上,墓棺上堆滿石頭——那是猶太人的最高禮遇。辛德勒也是唯一一個在猶太人的聖地安葬的納粹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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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前,德國輿論是壓倒性的反猶,辛德勒能偷摸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猶太人,當然是難得的。《辛德勒的名單》電影本身質量很高,絕對沒有爭議。但電影所要表達的思想卻未能很好地傳達、吸收,以色列現在又是在怎樣對待巴勒斯坦人的呢?因為救的是猶太人,如果換成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是不是也會這樣不遺餘力地去宣傳呢?所以說,我們把辛德勒和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拔得太高,脫離了現實價值。

再說《拉貝日記》

1882年12月23日,約翰·拉貝出生在德國漢堡市。27歲那年,拉貝帶着妻子來到中國發展,結下了不解之緣。拉貝曾輾轉中國多個大城市,瀋陽、天津、北京、上海都待過。不論在哪個城市,拉貝都能與當地的中國員工和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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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2日,拉貝以西門子公司駐南京分公司總代表的身份,入住於南京廣州路小粉橋1號的別墅。同時,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德國納粹黨南京分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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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開始全面侵華。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館向所有駐外人員下達了最後通牒,日軍將於9月21日對南京進行大規模的轟炸。西門子總部和德國大使都勸拉貝早點離開南京,公司表示,拉貝可以隨時坐飛機返回故鄉。送走了妻子和孩子,拉貝卻不顧上司的提醒和日軍的警告,選擇留下。

拉貝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東道國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

拉貝帶領着自己的中國傭人和職員在自家別墅的院子里建了一個防空洞,還在院子里撐起一塊長6米寬3米的納粹旗幟,以提醒日軍的飛機不要轟炸這裡。拉貝規定,讓女人和孩子佔用防空洞中間最安全的位子,男人們只可使用兩邊的坐位或站位。

空襲結束後,拉貝立刻出門查看全城。原本繁華的南京城變得支離破碎、滿目瘡痍。9月24日,拉貝在日記中寫道:“以往,人們都會為陽光明媚的一天而高興,現在我們卻擔心萬里無雲的晴朗天空。陽光明媚的天氣對我們來說意味着日本人的空襲,為此我們希望晴天要儘可能地少。”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陸續撤離南京,各國的大使們也開始着手準備撤離。受上海南市難民區成功救助難民的啟發,留下的20個外國人決定成立國際委員會,建立一個安全區,供平民躲避戰亂。因為德國與日本是同盟關係,所以具有納粹黨背景的拉貝被推選為南京安全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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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敲定以拉貝的住宅、美國大使館金陵大學等機構為中心,划出累計佔地約3.86平方公里的一塊土地,設立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設立25個難民收容所,預計接受20萬難民。為了讓難民可以好好地生存下去,拉貝四處奔波宣傳,希望人們可以為安全區內的難民們提供一些幫助。

拉貝給日本大使發電報,請求日本政府同意設立安全區,並保證安全區內平民的安全。日本當局遲遲沒給答覆。於是,拉貝又給元首發電報,希望由德國出面給日本方面施壓。希特勒既不想失去遠東地區,也不想破壞與日本的同盟關係,採取中立態度。

不久,日本當局給出回復:“日本政府已獲悉你們建立安全區的申請,卻不得不遺憾地對此予以否決。若中國軍隊對平民或其財產處理失當,日本政府方面對此不能承擔任何責任。但是,只要與日方必要的軍事措施不相衝突,日本政府將努力尊重此區域。”

在別人看來是“斷然拒絕”,拉貝卻從最後一句中看到了些許希望。安全區如期設立,預計容納20萬難民的安全區,卻收容了25萬中國平民。拉貝一面要為25萬難民籌措口糧等物資,一面還要敦促蔣介石的軍隊離開安全區,防止日本以此為借口傷害安全區的平民。

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金陵古城陷入無邊的黑暗之中......為了給更多的難民以庇護,拉貝在自家別墅里收容了650名中國平民。自己只能睡在辦公室中,有時還會睡在廁所里,睡在石板路上。院子里,婦女和兒童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壯膽。

無惡不作的日本兵常常翻過別墅的院牆,大多數情況下,拉貝只需要亮出納粹袖標或者大喊一聲“德意志”和“希特勒”,他們就會立刻變得很有禮貌,灰溜溜地逃走。可是日本兵每天都會爬進來好幾次,這讓拉貝不敢離開家,晚上也會安排人輪流值夜。有一次,一大清早就有日本人翻進院子里,拔出刺刀向拉貝衝來,當他明白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德國人時,才把刀收了起來。

另一件拉貝每天必做的事情,同樣意義重大,那就是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日軍的滔天罪惡!也只有在夜晚打開日記本時,拉貝才能吐露心聲:“這是一個無休無止的恐怖歲月,無論人們怎麼想象都絲毫不會過分。在雨中,我的難民們相互依偎着擠在院子里,無言地注視着美麗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們這裡,這些最可憐的人們就沒有出路了,我是他們最後的希望。”《拉貝日記》總共有2100多頁,記錄了500多個鮮活的案例,為後世提供了最寶貴的歷史資料,沒有之一可代替!

1938年新年,拉貝收到了一個很特別的禮物。中國難民在院子里排着整齊的隊伍向拉貝三鞠躬,然後將一塊長3米、寬2米的紅綢布送給了拉貝。上面寫滿了“濟難扶危,佛心俠骨……”等字樣,有人將綢布上的話翻譯給了拉貝:“你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拉貝很感動,但感到有愧疚。

拉貝為了安全區內的中國人民奔走呼喊了三個多月,日軍早已視他為眼中釘。礙於日德關係,不便下黑手。於是日軍改變策略,轉而向德國方面施壓。1938年2月,拉貝被西門子公司強制召回。將安全區託付給馬騾、魏特琳等人,拉貝只得無奈離開中國。

回國後,拉貝依然不忘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民。四處奔走,四處演講,還多次寫信,希望揭露日軍的暴行。之後,拉貝被蓋世太保逮捕,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和影像資料也被沒收。二戰勝利後,拉貝因曾經的身份被英國逮捕。藉助來自中國方面的擔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證據,他被暫時性釋放。出來之後,又被蘇聯方面丟進了監獄。在證實沒有犯過錯後,1946年6月,拉貝才被釋放回家。

與早年輝煌的生活形成反差,拉貝一家人住在擁擠的小房子里。失去工作的拉貝,只能靠變賣家當為生。到了最後,一家人只能喝湯度日,到了餓死的邊緣。消息傳到中國,參議會和市政府立刻組成救助拉貝的勸募委員會,很快募集到1億元法幣,購買美金2000元,輾轉匯至拉貝手中,寄款人處落款:南京人民。由於德國戰後實施食品管制,時任南京市市長沈怡以最快的速度,在瑞士購買了4大包食品寄給拉貝,感謝他當初的義舉,並邀請他回中國安度晚年。之後,拉貝總能時不時收到南京市民寄給他的衣服等物資,這種接濟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南京為止。

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貝因突然中風倒下,短短几個小時就去世了。在這之前,拉貝將曾經寫下的日記等資料均交給親屬保管,並希望有朝一日這些資料能公諸於眾。拉貝的逝去,無人知曉。沒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墓碑上僅有一句話:“一個好人,一個不屈的人,約翰· 拉貝”。

1990年,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公開在美國《花花公子》雜誌上叫囂:“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邵子平和身邊的愛國華人被激怒了。1996年,在聯合國總部從事人力資源與法規工作,民國外交家邵毓麟之子邵子平,透過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得知拉貝外孫女萊因哈特夫人的下落,他拜託了老同學德國基督教新教牧師戴克牽線,《拉貝日記》才得以重見天日。談及自己的初衷,邵子平表示:日本政府沒有像德國政府那樣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繼而道歉與賠償。為此,邵子平力圖恢復歷史原貌,讓日本政府對中國遇難的無辜百姓道歉,同時也為受難者爭取經濟賠償。

1996年12月12日下午2時整,在59年前南京城淪陷的同一時刻,美國紐約曼哈頓洲際大飯店裡,記者招待會開始舉行,時年65歲的拉貝外孫女萊因哈特夫人現身,向世界各地記者展示外祖父戰時日記,轟動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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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貝葬於柏林西郊的威廉紀念教堂墓園,到了1985年,由於墓地到期無人續約,管理部門便將墓碑拆除。直到2013年12月,南京市政府出資重修了這塊紀念墓地,中國雕塑院院長吳為山親自為其設計。1997年,曾經拆下的拉貝墓碑遷至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永遠成為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1997年8月,一個甲子輪迴,《拉貝日記》中文版在南京公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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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2015年9月,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另一位拉貝”來到了中國。拉貝的孫子托馬斯·拉貝代表祖父,來到朝思暮想的中國,領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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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德國境內有效藥品已斷供,醫院的防護物資也出現緊缺,身為海德堡醫院醫生的托馬斯·拉貝以個人名義向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求助。消息傳來後,工信部迅速聯繫了浙江台州一家葯企,果斷免費贈葯。南京有關單位也紛紛行動起來,籌到620瓶指定藥品、30000隻口罩、200套防護服,通過包機向拉貝先生及家人,以及海德堡市政府、海德堡大學醫學院捐贈了醫療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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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貝日記》表達了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的情誼,勝過了藝術加工過的電影、歌劇或是舞蹈,價值是不是被低估了?某些人越是百般歪曲、篡改那段歷史,《拉貝日記》的價值就越是凸顯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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