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多諾萬的死與生》: 美男系導演的自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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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愛因撕毯

編輯|泡泡君、自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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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影迷的千呼萬喚中,去年大熱的《約翰·多諾萬的死與生》終於有了汁源。為什麼千呼萬喚?一是因為它眾星雲集,包括囧雪諾,堪稱文藝片中的大手筆;二是因為導演是有着三重身份的澤維爾·多蘭:戛納親兒子、超高顏值、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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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納親兒子的得名來自於他謎一樣地被戛納賞識,從一種關注到主競賽再到拿獎,速度之快,步伐之穩,簡直讓人懷疑有什麼黑幕。最謎的是,過了幾年,儘管作品嚴重滑坡,戛納仍然年年拉他入懷,媒體和觀眾也就年年上演罵娘奇觀。超高顏值,額……確是美男子,偶像感不要太足!

最後一重身份,GAY。這重身份為什麼顯得如此重要,是因為他的電影幾乎都離不開這個元素,而且他本身獨有的藝術才情也與這個身份綁定在一起。多蘭的電影有很好的識別度,色彩上的絢麗、節奏上的跳躍、運鏡上的靈動、離經叛道的人物、光怪陸離的情感、恣意妄為的象徵,每一樣都充滿着新世代的朝氣,那種自由徜徉、不拘一格的感覺,實在是很美妙的體驗。人們稱其為同志對藝術前沿性的天生敏感。

2016年進入戛納的《只是世界盡頭》吸引了四位法國的top明星加盟,一時間多蘭風光無兩,但沒想到成片遭遇媒體狂噓,之後更是被扣上江郎才盡的帽子。那部電影的核心問題在於,他刻意地放大以往作品中的優點:家庭成員之間的微妙感。於是過猶不及,人物關係變得怪異,情緒變化顯得神經質,整部電影一直在毫無邏輯地吵架,再加上滿篇的配樂和面部特寫,簡直不能更加聒噪、窒息和無聊。

這種錯誤可能源自於一個鮮肉導演因過早的讚譽而帶來的盲目自信,於是他遠離了加拿大的安樂窩,也遠離了法國的藝術場,進入好萊塢嘗試一種更為工業化的創作,這就誕生了《約翰·多諾萬》,眾奧斯卡影后環伺囧雪諾的氪金陣容。這部電影中他明顯收斂了許多,懂得了偶爾的安靜能讓觀眾得以遠觀人物,來得及做出反應和思考。但是這並沒有給電影的質量帶來大的起色,相反,感覺比前作更差。《只是》雖然不適,但一方面在鏡頭語言上仍然有他的獨特性,故事也始終圍繞着“男主在彌留之際挽回家庭關係”這樣一個敘事中心上。而《約翰》不但在視聽語言上更加貼近好萊塢似的工整,而且在故事上也顯得嚴重失焦。

電影講述的是明星約翰·多諾萬,他是個同志,為了維繫商業價值,他選擇隱藏身份、壓抑情感,苟且做人;於是他和一個未成年小gay粉開始通信,將對方當成樹洞傾訴自己,不料信件被小粉絲班上的惡霸娃兒捅了出去,為了挽回事業他拒不承認,還污衊小粉絲,於是眾叛親離,事業垮台,從此迷失自我,最終與自己和解失敗而選擇了自殺。得虧了我歸納中心思想的功底,才把這個故事說得似乎很有發揮空間,並且最精彩的部分應該蘊藏在約翰在出事之後追尋自我真實的那一段。但實際情況是,根本不知道導演想要表達什麼。到底是主人公與小粉絲之間無法言喻的感情;還是娛樂圈對於明星私人生活的吞噬和道德的扭曲;還是一個明星在名利場中如何認知和拯救自我,獲得人生真諦呢?都不是。看完全片,令人印象深刻的居然是主人公和小粉絲分別與自己母親之間的感情。電影中最讓人進入的部分,竟然與這部電影的片名和故事主線都毫無關係。

其實,這可能是導演無意識犯下的錯誤。由於自身經歷,母子關係幾乎是多蘭生命中的母題,幾乎每部電影中都會論及於此,《我殺了我媽媽》和《媽咪》更是專門講述這個主題。所以他會在不經意間陶醉於對母子關係的專註中,將本該克制的部分過度發揮,以至於模糊了原有的主線。母子情縱然是導演心路的自然流淌,但觀眾感受到的,則是落入窠臼的自我重複和審美疲勞。而這種圍繞同一母題進行執著的創作,對導演本身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他一定得琢磨怎樣才能講出新意?技術手段上,多蘭在數部作品中已經無所不用其極,更加豐富的鏡頭語言、更加碎片化的剪輯風格、更為複雜的敘事方式、甚至是用畫幅的變化來表現人物心情的變化,等等。但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並且花樣太多之後,反而更會讓人覺得導演矯揉造作。

而劇作上創新則更加艱難,套路上無非就是從相互不理解到相互理解,從衝突到釋然,重拾母子關係間最初的天然親密。想要出彩,就看劇本能把人物寫得有多麼特異而有趣,這一點多蘭自己的《媽咪》已經到達了一個頂峰,裡面的角色個個腦洞清奇、行為乖張,還帶點性格障礙,他已經無法超越自己。或者是把故事寫得有多麼聳人聽聞,例如朱利安·摩爾的《野蠻容光》所講述的母子間有悖倫理之事,但這種極端的非典型故事並不是一個普適策略。所以儘管《約翰》中的母子情有動人的瞬間,但它失去了閃光的可能。

多蘭電影一直被詬病的還有他對流行金曲的執念,這部電影也不例外。用流行金曲配樂,好處是讓觀眾感到親切,與導演有品味和時代性上的相通;壞處則是它會喧賓奪主,並且破壞掉電影應該保持的一份高冷與神秘。所以通常用成品音樂作為配樂時,導演們都會選擇足夠小眾的,而非流行金曲,且盡量選擇寫意性強的,而非敘事的,因為後者可能會節外生枝地構建出與電影無關的具象。但多蘭卻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電影開篇就是一首阿黛爾的《Rolling in the deep》,非但過分被熟知,並且其本身的也是大眾化和流行套路的,對於營造電影的藝術感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幫助。

好在多蘭選擇的音樂在樂性上基本具有統一內核:情感上是奔放自由的,風格上是融合與拼貼化的。典型當代藝術的路子,因此也具備了其他導演最缺乏的可以勾搭新世代影迷的時尚氣息。在多蘭的電影中,講述異裝癖的《雙面勞倫斯》是這種當代藝術感最為強烈的作品,不僅僅是配樂,而是電影的所有方面都傳達出去理性化、去主流化、去風格化的後現代傾向,奇情卻不空洞,同時充滿着未來感與懷舊性,給人一種肆意生長的生猛感,流淌着無邊無際的探索欲。

今年,多蘭在暫別戛納一年之後,帶着《馬蒂亞斯與馬克西姆》又回到了自己的主場。本以為拋棄大明星配置,回歸樸實的多蘭能夠死灰復燃,然而口碑還是撲了街。他仍然在重複自我,依舊是同志和母子的那套話語。當下的多蘭,必須要設法走出在電影中重複解剖自我這條路,擴張視野,對準人間的其他種種,從而打開作品的格局。當然,並不指望多蘭變為一個講述社會議題的實幹家導演,也不希望他轉型成為一個關注人之道德與存在的哲學家導演。他出生和成長的年代,以及時尚的天性,也決定了他與恢弘敘事之間的距離。

他就做一個關注小我的導演就最好不過,“小我”才是對當今時代最接地氣的寫照。我們已經遠離戰爭、殖民主義、國家機器、時代劇變的敘事時期,而是進入到個體化的、多樣性的時代。所以小我的異彩紛呈理應獲得更廣闊的展示舞台。藝術家不一定非要肩負重大的社會責任,或者心繫人類的普遍命運,表達個體的多姿多彩,本就是一項為當下這個時代做紀錄的嚴肅工作。但關鍵在於,好的導演,要追求講述更多樣性的小我,而不是耽溺在自我的模板或某類固定角色中,是時候拋掉“同志”和“兒子”這兩個創作包袱了。

但無論怎樣,喜歡電影的人都不想錯過多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影壇上,看10分鐘就能猜出導演是誰的電影太少了,如此具有辨識度的創作者過於稀有,應該被當成熊貓保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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