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末的傍晚，在成都安仁古鎮上，《聽瓦爾達說》作為第三屆山一國際女性電影展的閉幕影片進行了露天放映。
西南小鎮細雨過後的初秋，空氣涼爽濕潤，大銀幕上90歲高齡的瓦爾達留着她標誌性的短髮，穿着出鏡率極高的紅色衣衫，看着鏡頭向全世界的觀眾娓娓道來自己與電影相伴的一生。
這或許是此次影展片單中最美好的一個選擇，當時的浪漫與感動時至今日仍然心有餘熱。從開幕影片《春潮》中粗糲凌冽的現實開始，到瓦爾達在海邊的風沙中消失，電影的殘酷與詩意，顯現出現實中女性悵惘的命運，以及女性電影人無限的創造力。
這是山一這個小而美的影展所創造的一個關於電影的美夢，在這裡，女性電影人用她們的直覺與敏銳，紀錄下女性的柔軟和堅強，讓大眾重新認識時代、影像與女性的關係。
而被譽為“新浪潮祖母”的瓦爾達，用她永遠少女的狀態，對身邊人事的敏感和關懷，以及對電影、藝術的絕對專業和天賦，詮釋了一位女性電影人、女性藝術家最完美的樣子。
《聽瓦爾達說》是瓦爾達最後一部面世的影片，首映在今年2月13日的柏林電影節上，在法國上映十日之後的3月29日，瓦爾達離開了我們。
影片又名《阿涅斯論瓦爾達》，阿涅斯是名，瓦爾達是姓， 除了自編自導自演外，這更是一場完全詳盡的導演闡述，一次對世界的告別，一封寫給自己的遺書。似乎她對死亡早有感知。
影片是對瓦爾達眾多講座的精彩彙編，其中還包括CC碟訪問選錄和創作實錄，同時還有瓦爾達式的創作和設計。這是一堂乾貨十足的大師課，你甚至不用看過她的每一部影片，但你會在看完這一部之後立即產生補上她所有影片的衝動。
她聊創作的初衷，一直堅持的動力，以及那些奇思妙想的誕生瞬間。面對世界，她是感性的，但她總能用影像、用攝影、用繪畫以及裝置藝術將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群表達出來，使人們真實地認識到時代的病症是什麼。
瓦爾達創作電影的一生，我們很難說是電影持續在賦予她魅力，還是她旺盛的生命力在創造一部部經典的電影。
而在這些之外，是瓦爾達的童心、從容，對世界的好奇、關懷和愛，人們應該為認識這樣一個個子嬌小，幽默自嘲，臉上始終掛笑的可愛小婦人而感到幸運。
靈感，創作，分享
在影片中，瓦爾達所談到的內容對影視創作者來說幾乎都是劃重點式的分享。
她提出了“電影寫作”的概念，“它涵蓋了電影製作過程中的所有選擇，你拍什麼，平滑鏡頭還是突兀鏡頭，要清晰，孤立的圖像，還是在擁擠的空間中，有無調度，有無配樂，一切都在編輯室里成形，我有時會添加評論，因為我想要呆在影片裡面，和觀眾在一起，但在剪輯和混音中，我們才完成了‘電影寫作’。”
並坦誠地分享了多年來一直引領她持續拍電影的三個關鍵詞：
靈感：拍電影的原因。什麼樣的動機、想法、環境，什麼樣的偶然事件，點燃了你拍電影的慾望。
創作：拍電影的方式。用什麼方法，什麼結構，獨立創作還是共同創作，彩色還是黑白，創作是一個工作過程。
分享：拍電影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看，拍電影是為了展示它們，看電影本身就是分享的一個例子。
在後續的分享中，她舉了21個片例來闡明這三個詞彙在她的工作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瓦爾達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階段是一名攝影師，20世紀50年代開始，她為阿維尼翁戲劇節、法國國家人民劇院拍攝照片。這些照片包括名人、戲劇演員、她的鄰居、路人、遙遠中國的小學生等。
1955年，她自編自導的處女作短片《短角情事》亮相戛納，該片被視為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的先聲。
“我拍這部電影時是沒有經驗的，沒有上過電影學校，也沒有當過助理導演，這部電影就那麼誕生了，都不知從何而來。”雖然瓦爾達說得似乎很隨意，但事實上她非常明確自己要什麼。
在片中，瓦爾達拍攝了她成長的地方短岬村。瓦爾達說她喜歡靠近現實，和關於現實的藝術品表現。對於處女作來說，選擇成長地正契合了她的創作理念。這是表達欲的出發地，即是靈感。
而福克納的《野棕櫚》對她的啟發，則給了她影片的結構。她讓兩個毫無共同之處的故事交替混合在一部電影里。即是創作。
關於分享，在這支短片中，她打破了傳統，讓人物走向畫面深處時，聲音依然置於前景之中，而不是隨着人物走遠而減弱。這是她的開創，也是讓觀眾耳目一新的新的交流方式。
在瓦爾達的片例中，關於靈感迸發瞬間的描述實在太多，但能夠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來自瓦爾達對時代的敏銳，對人的關切。
如瓦爾達最知名的影片之一《五至七時的克萊奧》（1962），其靈感來源於兩個條件，上世紀60年代，人們的集體恐懼是癌症，於是她想拍攝一個擔心自己患上癌症的女歌手。另一方面，現實中的困難是，他們的經費有限，只能拍一部小成本電影。
於是瓦爾達腦海中出現了“縮短時間”的想法，“我可以拍她生活中的一個半小時，像一部電影的時長，我就真的跟隨着克萊奧，從下午5點到6點半。”
於是時代恐懼的意象和對主客觀時間這一古老問題的表達就在一部影片中被精妙地完成了。
1969年的《獅子、愛、謊言》關注了嬉皮士，並找來了嬉皮士時代的代表人物，拉多和拉尼，以及安迪·沃霍爾的御用女演員維娃。演員們帶來了很多即興創作，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故事，但同時，另一個重要角色——電視機的存在，則體現了整部電影的精神、性和政治（電視上正播出肯尼迪的死訊）。
《獅子、愛、謊言》劇照
後來的《一個唱，一個不唱》（1977），關注的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開始盛行的女權運動。瓦爾達一直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尤其關於女性身體自由的抗爭，她尤為關心。這是一部講述女性友誼，也是一部講述女性群體鬥爭的影片。
進入80年代，瓦爾達發現“在路上”成為一種潮流，於是有了關於一個憤怒的、孤獨的女孩的故事——《天涯淪落女》（1985）。
還有一些靈感則來自於瓦爾達的日常喜好和與他人的交流。1965年的《幸福》，靈感來源於印象派的繪畫，瓦爾達在裡面玩轉了色彩，探討了家庭倫理、婚姻本質。
《幸福》劇照
1988年的《千面珍寶金》的拍攝計劃來自於她與朋友簡·伯金的一次散步。
簡·伯金：太糟糕了，我馬上要40歲了。
瓦爾達：別傻了，這不正是好時候嗎，正好來拍你的肖像。
電影就這樣開始了，她們打破了第四面牆，簡必須看着攝影機，而攝影機背後的瓦爾達也會偶爾出現在鏡頭裡。
《千面珍寶金》劇照
電影誕生百年時，瓦爾達受邀拍攝一部主題影片《101夜》。在這部影片中，瓦爾達儘力聚集了諸多明星，其中包括德納芙和德尼羅，並將他們放置一條船上，還讓德尼羅（替身）掉進了水裡，然而瓦爾達的膠片也隨之掉落，損失慘重。
這之後，瓦爾達再沒有用過35mm和16mm膠片拍攝劇情片，而21世紀的到來，讓她有了新的“玩具”——小型數碼攝影機。影像的藝術形式變得更加寬泛，自此，她玩轉了紀錄片、藝術影像和裝置藝術。
真實的人一直是我創作的核心
《拾穗者》是瓦爾達新千年的第一部長片（紀錄片），影片受到米勒名畫《拾穗者》的啟發，紀錄了法國的拾荒者們。小型攝影機幫了瓦爾達的大忙，它的體積讓它不至於驚嚇到被攝對象。
在這個過程中，瓦爾達從拾荒者那裡發現了心形的土豆。“心形代表着溫柔、愛，是強大的，它激勵我們帶着感情接近拾荒者，那些心形的土豆啟發了我，我等待它們變老，發芽，等待它們皺縮，儘管如此，它們通過胚芽和鬚根，有了新的生命。”
而這些被丟棄的“不合格”的土豆，成為了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一個展品——《土豆烏托邦》，並在形式上對15和16世紀的三聯畫進行了致敬。由此，瓦爾達進入了“視覺藝術家”的行列。
由於對三聯畫的迷戀，隨後她又創作了藝術影像《諾莫蒂埃的三聯畫》。由此結識了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的會長埃爾維·尚戴斯，並與之開始合作。
這時，瓦爾達創作了《島嶼和她》，並用在地下室擱置的9卷長3500米的膠片開始搭建自己的小屋。
2018年，她用電影《幸福》的膠片在奧巴迪亞美術館建造了3號電影小屋。從《拾穗者》開始，瓦爾達一直在回收利用，用“藝術的形式”重新利用它們，給予它們另一次生命，使它們成為擁有雙重意義的藝術品，廢棄的膠片亦是如此。
1990年，瓦爾達的丈夫——法國著名導演雅克·德米逝世，瓦爾達在他病重之時為他拍下了《南特的雅克·德米》。2006年，她拍攝了《努瓦穆捷的寡婦們》，那是一座有很多寡婦的島，瓦爾達有着跟她們一樣的身份，獲得了她們的信任。
該影像一共15個圖像。中間的大屏中是寡婦們身穿黑衣繞着一張桌子轉圈，這段影像被14個寡婦單人訴說的小視頻包圍着，展廳中有14把椅子，每個耳機里只播放一個小視頻的聲音，用瑞典語、英語、西班牙語，甚至中文配音。
大家看到一樣的畫面，聽到的卻是不同的訴說，改變了影像和觀眾的交流方式。“這是一種把私密和集體結合起來的方式。每個寡婦向一個人訴說這件事，可以看到努瓦穆捷的女士們的話語，在離她們家那麼遙遠的地方找到了傾聽者。”
瓦爾達相信藝術跨越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國家、民族、宗教和年齡，90歲的瓦爾達已經對年齡毫不在意，但十年前瓦爾達，她也感到焦慮。
“數字80感覺就像一列火車的車頭朝我飛馳而來，我必須在80歲的時候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我投身於一個電影項目，對我自己說“得快點拍”，這將是一幅自畫像，一個關於我旅程的故事。”於是有了《阿涅斯的海灘》。
她拍攝了自己舉着牌子遊行的畫面，牌子上寫着“我渾身充滿疼痛”，她自嘲說這個牌子一直適用。
瓦爾達說真實的人一直是她作品的核心，而面對被攝對象，她認為沒有什麼是普通的，如果我們有對於拍攝對象的同理心和愛，就會發現他們的特別的。於是她和都市攝影師JR一起完成了《臉龐，村莊》，將那些真實的面孔變成牆上的巨幅照片。
《臉龐，村莊》劇照
瓦爾達自出生一直住在離海很近的地方，她喜愛大海。“在講述我的故事時，我想如果我們‘打開’一些人，會發現一些風景，如果人們‘打開’我，會發現一片海灘。”
她還說，“大海總是對的，還有風和沙”，而“電影不是讓時間靜止，而是為了和時間共存”。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