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霈穎傻大姊造型
一個後現代式的巧合
1979年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出版名著《後現代狀況：當前知識研究報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1984年英譯本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經作者親自校訂，在美國出版。
五年後，我出版《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學生書局)，卷二、卷三，完整介紹“後現代”文學、藝術的發展；卷四“哲學篇”，收入此書全譯及注釋，並附導言；卷六“年表篇”收錄我製作編寫的《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大事年表》，從1960年至1987年，追溯台灣後現代狀況前三十年發展的歷程，結合理論預測與實務史料，前後相互對照印證，成功避免象牙塔式的無根空談。
起初有些短視的人，認為《什麼是後現代主義》一書過於早產，頗有一些過慮又無謂的微詞，但後來看見“後現代主義思潮”已經沛然而起，許多類似的跟風作品，接踵而至，勢不可擋，也就紛紛搖身一變，成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鋒與代言人。
說穿了，包括後現代主義在內的各種“主義”只是一種旗幟鮮明的“說法”或“看法”而已，像一盞顏色特殊的探照燈，能夠助人“見所未見”，但同時也易助長“一偏之見”，若堅持一味執“偏見”為“正見”，此為智者所不取。
雖然我的書名，從善如流，使用了“後現代主義”一詞，但是，我認為此乃西方學者用來與西方“成熟現代主義”對照而言。用來描述解析現代化尚未成熟的台灣，以及這段時間所發展出來，種種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殊現象，應該用“後現代狀況”即可。
三十年後，當年出版的許多“後學”書籍，多半絕版絕跡，而《什麼是後現代主義》至今仍在重印，表示此書對“後現代狀況”的介紹，綜合而全面，完整又深入，當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入門書籍之一。
事實上，自從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介紹西方藝文思潮如“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古典主義”“自然主義”“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文章雖多，但多屬於即興片面之作；從“文學”“藝術”“哲學”及“年表”，四管齊下，以專書形式，全面探討的，似乎只有本書一種。
今年八月，舍妹猝然辭世，傷痛之餘，我驚訝地發現，書中《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大事年表》，是從1960年她出生那年開始的，至今剛好六十年。從後現代式“多元化”(plurality)的角度看去，妹妹一生的成長發展與演藝生涯，從電視劇中的清純少女、台北甜心，到工地秀場的傻大姐、三八嫂，到談話節目的八卦女王、最佳損友，正好完整見證了台灣後現代演藝文化的起伏與轉變，與台灣政經文化的多元發展，恰巧應合。
過去，向來沒人從文化綜合研究的角度，來探討二十世紀至今，中國演藝工作者的成長與發展。我想，若要有，請從我對妹妹的回憶開始。
傳承農業耕讀之家風
家父羅家猷先生(1918-2012)，是出身於湖南湘潭鄉下的農家子弟，老家距大畫家齊白石在白石鎮的舊居不遠，地址是“湘潭淥口傘鋪壠一糊塗嶺瓦雜屋墇偏向門”。這個地址，是1987年蔣經國拍板定案，開放大陸探親後，父親從一個老舊的牛皮紙袋中，小心翼翼，掏出來的，古色古香一個信封，散發出民國初年的韻味。我曾用呂世宜(1784-1855)的隸書筆法，把這一現在讀來充滿詩意的地址，運腕轉指，寫成一幅大中堂，以示永不忘本。
父親在家中排行老二，三歲失怙，兄弟二人由寡母扶養，隨爺爺讀書長大。初中、高中的學業，是每月向伯父、嬸母手中，領取學費雜費完成，從此知道讀書機會之難得，奮發圖強之必要，遂刻苦勤學，手不釋卷，畢業後考入廣西大學電機系。
大二時，抗戰軍興，“南京大屠殺”消息傳來後，父親心懷報國壯志，輟學響應號召，入黃埔軍校習電信通訊，學成後，輾轉服役於各軍種，多次命懸一線，幾乎非死即殘，最後被分發到重慶，入美軍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任無線電通訊員。這段時間，他英文能力大增，存活幾率大減；日日目睹同學、同袍，前仆後繼，遇難殉國；夜夜冷汗噩夢、驚夢，咬牙堅忍，振作不懈，終於九死一生，熬得抗戰勝利。
勝利復原，父親被分發到青島滄口，靠近美軍顧問團處，任無線電台台長，與時在滄口小學任教的母親結識，在取得外祖父外祖母的認可下，交往成婚，組織小家庭。一年後（1948），我在青島德國醫院出生。不到一歲，我隨父母取道上海，移居台灣。
於屏東、淡水之間，經過半年困頓奔波，父親終於在基隆，依靠他的英文能力，得緣進入航運界，獲得一份安定的工作，不得不躋身工業社會，謀生於龍蛇混雜的海港波濤之中，距離“耕讀傳家”的理想，日益遙遠。
而他的好友，我與弟弟最喜歡的高濤叔叔，則在1950年代末，攜家移民巴西，持續追求他“耕讀傳家”的美夢，直到完全破碎，以悲劇收場為止，讓父親為之唏噓不已，長達二十年之久。
論起治家之道，父親全以《曾文正公家訓》為本，做人講求“忠、信、篤、敬”，《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曾文正公家書》《秋水軒尺牘》……均列為必讀之書。晚年更嗜讀《放翁全集》，手抄不輟。至於書法，則喜摹戴彬元（1836-1889）行書，可以亂真。戴書遠紹魯公，近規道州，靈動瀟洒，奇氣時現，然整體而言，不脫三湘筆法。
父親作字，意趣十分保守，筆法大體凝重遒勁，偶爾詰曲顫掣，以求靈動，然間架外擴，仍近鄉賢子貞、二譚風致。八十歲後，父親喜書桐鄉才女陸瑀華十五歲的名句：“十里東風吹不盡，桃花開偏(遍)夕陽村。”贈我兄弟，以寓思鄉之情。
不過，父親到底也邁出了屬於他那時代的反叛步伐，在為我們兄弟取名時，徹底放棄豫章羅氏祠堂的派名順序與輩分傳統，改采自由命名。因他從小就飽受派名困擾，遭到各種遠房親戚小孩的霸凌，許多明明比他小五六歲的頑童，因為派名的輩分高，硬是動不動就逼着他喊：“叫我爺爺！乖孫子喲！”
我本名“羅青哲”，“青”代表我出生在“青島”，“哲”典出曾國藩的名篇《聖哲畫像記》。到台灣後，父親抱着我，在基隆戶政事務所辦登記時，遵循傳統算法，把一歲的我，報成兩歲。辦事員嘖嘖稱奇：“這年頭，還有期望兒子成為哲學家的？”
後來得緣隨寒玉堂溥心畬學畫的我，生怕《聖哲畫像記》中沒有列入畫家，急忙設法找來一讀，但見文章最後一段，詳列古來聖哲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馬左庄，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鄭許杜馬，顧姚秦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看到其中至少有蘇東坡、黃山谷是詩人書畫藝術家，一顆不安的心，才放了下。
父親用曾文正公的一則比喻告誡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意思是要我應該專心學校功課，不要花太多時間在寫字畫畫上。而我對此一名言的體會，自有我的獨特角度，以為應先專心於我喜歡的書畫，然後可以學寫題畫詩；先讀通我喜歡的書論畫論，然後再切入詩學；然後，挾詩學入美學，入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循序漸進，可以受用無窮。至於做人方面，父親長掛在嘴邊的是：“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足以讓喜歡俾倪同儕、傲視群倫的我，惕勵一生。
至於弟弟的名字“志堅”，當出自曾文正公的名言：“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
妹妹出生後，父親在命名上更為自由，想起“金聲玉振”婀娜多姿的玉磬，想起小時從爺爺那裡獲賜聲響如鈴的靈璧石，想起制玉磬以靈璧最佳，所謂“聲如青銅色碧玉，秀潤四時嵐翠濕”，遂為妹妹取名“璧玲”。(注南宋戴復古《靈壁石歌為方岩王侍郎作》：“靈壁一峰天下奇，體勢雄偉身巍巍，巨靈怒拗天柱擲。平地蒼龍驤首尾，兩片黑雲腰夾之。聲如青銅色碧玉，秀潤四時嵐翠濕。乾坤所寶落世間，鬼神上訴天公泣。……”)
羅家猷全家福
妹妹後來因生涯發展的問題，執意改名“霈穎”，徑自到戶政事務所，完成手續。父親聞訊，低頭沉吟，琢磨了許久，沒有作聲，也不置可否。最後還是妹妹撒嬌逼問他：“到底認為怎麼樣嘛？爸爸！”
“唉！我真是搞不懂，你是找誰改的名字！”他搖搖頭，“霈穎念起來，不成了paying，就這樣，還想發財？還能發財？”父親頓了一頓，繼續說：“璧玲---多好喔，billion, billion, 一念就念來十億美金呀！”向來重視財運的妹妹，所有密碼都喜歡用“發我發發”“我發發發”或“我發我發”，聞言一時為之語塞，喉嚨梗了一塊石頭，失去了平日反應快速的伶牙俐齒。
一旁的我，只好打圓場，順口引用《新約聖經》說：Paying is blessed better than receiving (施比受有福)，企圖化解一場尷尬。
也許因為我是老大的關係，父母對我管束最多，要求最嚴，各種實驗，一套又一套，加諸我的身上，弄得我別無選擇，只好照單全收。例如“拒購日貨”“感時憂國”“澄清天下”“振興中華”……可是，事情到了弟弟身上，都轉了彎；到了妹妹身上，更全亂了套。順利送我進入大學的“曾文正公計劃”，也在我入住大學宿舍之日，正式結束。從比我小四歲的弟弟開始，全家在電吉他震耳欲聾的聲響中，正式進入“搖滾時代”。
弟弟順利念完初一之後，活力突然爆發，依次把基隆周邊的初中，通通搖撼了一遍；到了高中，更是在北部各高中大打其滾，最後滾動到桃園以南的楊梅高中，方才停止。幸賴母親無比的愛心、毅力與韌性，跑東跑西，北上南下，左右相隨，以寸步不離的耐心，永不放棄的精神，終於一路護送弟弟得到高中畢業文憑。
而父親心中，在台灣傳承農業“耕讀家風”的理想，也隨之畢業。
“後現代狀況”出現了
根據我編輯的《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大事年表》，妹妹出生那年，台灣人口正式突破一千萬，生育率是4.2%。六十年後，人口數成長為二千三百六十萬，生育率降低至1.06%。1993年，台灣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達7%，進入“高齡化社會”；2018年，達14%，進入“高齡社會”，預計在2025年，達20%，進入“超高齡社會”。
在政治軍事上，“金門八二三炮戰”剛結束滿兩年，當局仍繼續堅持保守維穩的格局，以求保台自保。於是，“國民大會”修正依“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程序所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決議總統連任不受限制；隨後，蔣中正當選第三任“總統”。
這一年，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在基隆附近設立“六堵工業區”，並領導投資研究小組，通過“獎勵投資條例”，配合既有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促使台灣從“進口代替”轉型為“出口擴張”，邁向“國際市場導向”經濟。
古人云：“三十年為一世”，1989年，妹妹二十九歲時，蘇聯解體開始，東西冷戰，戛然而止，她的演藝生涯，也在此刻，慢慢擴展至兩岸三地，同時也擴及美國華人市場，開始步入高峰。
在社會科技發展上，台灣得風氣之先，從1986年開始，外匯存底為463億美元，人均所得為3697美金，服務業人口佔41.50%首度超過工業人口41.47%，而農漁業人口，降至17.03%以下，正式進入“後工業社會”前期。該年，台灣計算機終端機、顯示器、電話、電算機等七項信息電子產品，產量世界第一；長榮海運“貨櫃運輸能量”躍居世界第一；高雄港貨櫃吞吐量，緊跟鹿特丹、香港之後，位居世界第三。大量的外匯存底，使台灣進出口暢旺，帶動百業興旺，而扮演經濟火車頭的房地產業，更是一飛衝天，價量齊揚。
拜五年來演齣電視劇、電影片之賜，妹妹在二十六歲這一年，成為台灣房地產工地開工預售秀的當紅表演明星。她放棄了玉女的形象，裝瘋賣傻，插科打諢，對白無厘頭，歌唱大搞笑，只要炒熱售屋場子，配合劇情需要，有什麼不可以。
羅霈穎1980年代工地秀實況
妹妹能唱歌，但沒有出過專輯；能演戲，但沒有真正的代表作；能主持節目，但沒能歷久不衰。但她口齒伶俐，反應機敏，最宜在談話性節目中，率真坦白，戳破假面，口無遮攔，不時炫富，表演廣大觀眾希望看到的她自己，成為一個後現代式的綜合體，直接反映她所處的時代之憧憬與庶民之願望。
她過世後，海內外各大華文報紙，持續十數日的追蹤報道，已讓我意外不解；從世界各地紛至沓來的慰問電郵之多，更令我驚訝。她的粉絲之廣，已超出我的想象，其中居然還包括有倫敦、紐約的白人與西班牙裔、日裔族群，實在不可思議。
當年，為了每天日夜全島南北高速公路奔波趕場，她首度購車代步，買了一台價值不菲的進口保時捷，停在父母公寓樓下的停車格中。這輛車，二老隨妹妹出去兜過一次風，卻從未試駕過。短短五六年的演藝生涯，妹妹累積的財富，幾乎追及父親辛苦工作二十年的一半。
記得我上初一時，妹妹一歲多，父親迷上了小轎車，家中忽然出現許多印刷精美的彩色英文汽車雜誌。有一天，父親指着書中一輛跨頁的紅色跑車，興奮地說：“這是Audi，德國造的，你看，車頭有四個連環，漂亮吧！好車！”可是作風保守的父親，仍然每天風雨無阻，騎着他那輛英國飛利浦腳踏車，在雨港基隆上下班，常常渾身濕透回來，從不叫苦。
父親的船務公司的主要業務之一，是做老牌英商太古輪船公司(Butterfield & Swire Co. 1866)的台灣總代理，處理台港客貨運業務，生意興隆。我聽媽媽說當時爸爸的薪水一路從一千台幣漲至三千，是中學教員的十倍。接着，越戰從1955年到1975年，打了二十年，輪船貨運的業務又大幅增長，父親的薪水又增加至八九千元，加上每年豐厚的紅利，早已到了可以買小轎車代步的時候，但他僅止於觀賞汽車目錄，從未有所實際行動。
不過，熱愛攝影的他，花錢買起萊卡照相機、錄像機及放映機，卻是毫不手軟。妹妹會看卡通片後，星期天下午，家中客廳成了卡通電影院，附近的小朋友，一律招來觀賞，熱鬧極了。
當年基隆港的吞吐業務，非常繁忙，港區中的泊位，日夜擠爆，許多大船，沒有碼頭可靠，只能停泊在海港中央以及外港。人員上下船及引水員的作業，全靠港務局的幾艘小型接駁船支應，早已左支右絀，疲於奔命。父親見機得緣，向港務局申請，以公司名義，訂製兩艘新式大型接駁船，加入港都水運，在需要時，可把船租借給港務局，日夜加班使用。十年之間，接駁船為父親累積了可觀的財富，使他決定在五十五歲時，移居台北退休。因為他的爺爺，在四十五歲前，便已賦閑在家，課孫讀書了。
父親之所以相中位於台北敦化南路、由香港建商設計的怡安公寓大廈，是因為大廈地上第一層(ground floor)是英國式的大型車庫，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還是香港人有經驗，十年後，台北一定人人有車，停車一位難求！”父親篤定地預言道。
搬入新居不久，父親發現，住在樓上的邢先生，從車庫裡開出一輛嶄新的凱迪拉克，光鮮亮麗地停在露天停車格中，開始擦車。一個鐘頭之後，又退回車庫之中。以後每周一次，在大家眼皮子底下，行禮如儀。父親每次都興味盎然地看着，但不為所動。有一次，居然看到邢先生在一場大雷雨後，把車子開了出去，成了我們家的大新聞，大家在飯桌上，把此舉與人類登月，相提並論。
可是在父親決定移居美國前，在怡安大廈住了二十年，車庫也空了二十年，除了堆放雜物，別無他用，既不出租也未出售。
1991年，父母親到了洛杉磯，在這個不得不開車的城市，父親購入的第一輛車，居然是福特七人座的客貨兩用型，非常實用方便，開車到弟弟住處，只需四十五分鐘而已，算是比鄰而居。七十高齡的他，用這輛車，到家得寶(The Home Depot)，買了所有的材料，在稍嫌西晒的廚房外面，親手為母親搭起了一座敞篷格子花架，既可遮陽，又能賞花。他又在大花園中，種滿花果蔬菜，從蘋果、蜜桃到檸檬；從西紅柿、絲瓜到茄子，讓盤中新鮮蔬果不斷，多餘則四處分贈親朋，讓晨昏美景映窗，產生無限變化。
那輛福特車，成了父親繼續“耕讀傳家”的工具車。妹妹看不下去，次年立刻買了一台奔馳回來。父親在妹妹返台時，替她細心保養，不時發動引擎預熱，等她回來使用，但他自已，卻從未正式用過。
從1990代算起，此後三十年，“全球化”現象迅速四處蔓延，伴隨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信息互聯網的普及，全世界慢慢捲入中、美兩大經濟體，在政軍科技上，相互分工又競爭的新局面。這一點，父親在2008年“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所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中，已經預見。當時，他對中國的未來，表現出從來未有的樂觀與信心。但在內心深處，我想，他大概不得不接受，他從小所捨命保衛的價值觀，早已大片大片地崩解湮滅。
一日，妹妹為父親買了一台數碼相機，作為生日禮物。他從桌子上，拿起來看了看，又放了回去，口中喃喃地說：“像柯達這樣的大的百年相片膠捲公司，說倒也就倒了。”
羅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