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2日，佛學大師、教育家、佛教弘法大師聖嚴法師出生。日本立正大學博士，也是禪宗曹洞宗的第五十代傳人、臨濟宗的第五十七代傳人、台灣法鼓山的創辦人。
法師所推動的理念是，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以教育完成關懷任務，以關懷達到教育目的。他以中、日、英三種語文在亞、美、歐各洲出版的著作近百種。他的著作之中發行量最多的是《正信的佛教》，已超過三百萬冊，譯本最多的是《信心銘》，已有十種，系列冊數最多的是《寰游自傳》及《禪修指引》，這些著述均受廣大讀者的歡迎。2009年2月3日下午四時，聖嚴法師圓寂，享壽78歲。
聖嚴法師於民國十九年農曆12月初四，出生於江蘇南通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張。其祖父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張選才、母親陳氏。法師俗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其排行最么，為其母張氏於四十二歲時產下，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
民國卅二年（西元1943年）夏，法師虛齡十四，一位姓戴的鄰居自江北狼山遊歷而來，聞說狼山廣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彌，一方面出於被動，另一方面卻又出於自願地將生辰八字交予此位戴居士送上狼山請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帶上狼山出家。
江蘇省境內長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連雲港的雲台山，僅在南通市南郊約九公里處，有五座山頭臨着長江。由右至左分別為:黃泥山、馬鞍山、狼山居中、劍山及軍山。五山之中，則以狼山靈峰獨秀，被古來兵家視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為蘇北民眾進香的佛教勝地。
聖嚴法師在狼山僅居住至民國卅三年（西元1944年）10月間，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後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國卅五年（西元1946年）春天，復又離開至上海，自此便沒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後將要離開之時，狼山已被當時抗日的國軍連番駐防，狼山已不復見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聖嚴法師的佛法學識根基，則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後，除了世代的長輩適時督導之外，另有一位教導《禪門日誦》的法師，以及一位教導四書五經的還俗居士傳授學識與涵養。之後，到了上海的大聖寺，每天為施主家裡增福延壽及超薦亡靈而誦經、拜懺、放焰口之外，再無餘力讀書。法師為了讀書，於民國卅六年（西元1947年）春，便離開了上海大聖寺，到同樣位於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當一名插班的學僧。
靜安寺佛學院課程大概是中學到大學的程度，英文和數學是小學高年級到初中，國文是高中程度，佛學則是教《大乘起信論》、《梵網菩薩戒經》、《印度佛教史》、《八宗綱要》、《八識規矩頌》等。
法師在靜安寺一連住了五個學期，直到1949年入伍從戎為止。
聖嚴法師在其所著之自傳《學思歷程》一書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選擇加入軍旅從戎，而最後又選擇了通信連，其主要原因則如在書中所述：
“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的局面，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離開大陸，只有進入軍隊是通往台灣最容易的路。我既無信徒，也沒有積蓄，更不能得到師長的同意和資助，所以考慮再三，只有選擇從軍的路。而招兵站的軍官說明了，只要人數招齊了，馬上開船送往台灣，接受新軍的訓練；見到我們幾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戰場去衝鋒陷陣，所以建議我們做軍中的後勤工作。”
在軍隊生活中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由於法師在軍隊里主動地聲明了:“原來我是和尚，將來還要作和尚！”所以雖然在軍隊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時，能夠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間。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灘碼頭上船前往台灣。經過兩天的航程，在台灣高雄上岸。其後，經一夜的移動則在新竹駐紮下來。隨着部隊幾經移防、駐紮，於1950年6月以上士報務員的階級，分發到台北縣金山鄉的海邊339師1016團團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門、小基隆沿海一帶住了兩年多。之後隨着部隊的整編以及升遷考試，到了高雄縣鳳山鎮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任准尉軍官，那時是1954年6月。
在這段時間裡，陸陸續續地在《學僧天地》、《雄獅》、《當代青年》……等期刊發表文章。1953年報名參加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選讀小說班，當時的老師有謝冰瑩、沈櫻、趙有培等當代著名的文藝作家六、七位。而這個時期創作的作品僅余被刊於《文壇》雜誌的〈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之後收錄於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的《佛教文化與文學》。由於文筆鋒健在1956年秋天調到國防部，也開始了大量閱讀與發表文章的時光。在這段時間內，接觸了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也對於佛教的問題陸陸續續地寫了許多文章，並成為了日後對於佛學、佛教的主要理念。
從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這一段軍旅生涯超過了法師少年和尚的年數，但在其心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家的和尚。在退伍後，聖嚴法師思考未來前途，在靈源和尚的啟發下，決心再次出家。這一次出家，是依止鐙朗東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為剃度師，所給的法派字號為“慧空聖嚴”。
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曾經擔任江蘇省鎮江名剎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創始人洞山良價下第五十代傳人，老人同時也在臨濟宗下常州天寧寺參學，亦在臨濟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支法門。
聖嚴法師除了從東初老人得到兩系的傳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臨濟宗法脈的靈源和尚將法脈賜給聖嚴法師，其法脈字號為“知剛惟柔”，並給了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使其與鼓山湧泉寺臨濟宗派下法脈有了傳承關係，並同時成為臨濟義玄之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東初老人為承繼太虛大師遺志鼓吹“人間佛教”的建立，故與幾位佛教青年合辦了《人生》月刊，當法師投到東初老人座下時，正當《人生》的主編提出請辭的要求，故法師於是從投稿者而成為主編，前後一共為它服務了兩年。1961年農曆8月，法師於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而被選為沙彌首。
1961年秋天，受了三壇大戒之後，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待了一個星期不到，便向東初老人辭行，也同時請辭《人生》月刊的編務。然後法師一人來到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經、戒律。這段時間內修讀了有關戒律學的《四阿含經》，即是指:《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奠定了日後戒律學的基礎。這段時期內，法師在《佛教文化與文學》發表了有關戒律學的文章:1961年6月發表〈優婆塞戒經讀後: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薩〉；1962年3月發表〈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讀後〉，在本篇中對於菩薩戒有如下的看法:
“《瓔珞經》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勝過無戒而不犯；受了菩薩戒，發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雖重，並要遭報，但其必將由於他曾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證得無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們，均能發最上心，求受菩薩戒。”
之後，寫成了十九萬字的《戒律學綱要》，交給星雲法師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行。書分七章依序為:〈緒論〉、〈皈依三寶〉、〈五戒十善〉、〈八關戒齋〉、〈沙彌十戒與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綱要〉、〈菩薩戒綱要〉，也將這本書翻印流通。
面對佛教環境被教內外所污染和誤解，聖嚴法師感念於環境的隳壞與教義之不彰，遂起而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個階段的早期，主要由煮雲法師在公園裡公開演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但隨着煮雲法師的身體狀況不佳，也停止應戰了。同時，另有一位長老印順法師，本是基督徒出身，經過三十年的學佛之後，竟有人上門尋他挑戰、向他傳教，印順長老遂有感寫下兩篇長文:〈上帝愛世人〉及〈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之後又因為有位杜而未神父將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發了一篇〈東方凈土發微〉。
煮雲和尚在台南公園所講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後由李至剛居士記錄成書，在1950年代蔚為佛教潮流。之後，有位在《基督教生命雙月刊》當主筆的基督徒吳恩溥先生針對煮雲法師的言論著作了一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內容多有攻訐之詞，而這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輾轉到了法師的手上，經讀後，法師認為其中有許多偏頗的論調，遂而利用十天的時間，為文寫下了《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以疏解其中偏頗的言論。
之後，陸陸續續於[[1959年]寫下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陳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返正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誌對於佛教與基督教的混淆，隨後又再次發表一篇〈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正視聽。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間，陸陸續續寫成了幾篇文章，分別交給《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等佛教雜誌刊出，1967年後則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集結成冊出版，書名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
由於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一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書的出現，獲得了宗教界正反兩極的反應，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者，更是極力地加以攻訐。此後關於宗教的專著論述先後出版:1968年出版《比較宗教學》、1969年8月寫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冊。
1969年3月14日聖嚴法師在沒有任何支援之下，離開台北前往東京。初到東京，便向位於品川區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理入學登記。當時，法師已經年屆三十又九了。
1971年聖嚴法師確定了其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論文內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觀法門的組織及其內容，2.大乘止觀法門的真偽及其作者，3.大乘止觀法門的基本思想。論文完成後，請了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先生以及牛場真玄先生加以潤飾，並抄寄一份回台灣給《海朝音》雜誌發表。1971年10月將全書翻譯成中文，並於1979年由東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場真玄先生，將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送到了大正大學，並代為申請博士學位。由於聖嚴法師當時與牛場真玄先生往來密切，於是便代行其勞。是年，便讓印順法師的專着通過大正大學的博士申請，也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為此，聖嚴法師則為文記述之－〈劃時代的博士比丘〉。
聖嚴法師於碩士畢業之後，選擇了蕅益大師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其原因如書中所述:
1.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實際上亦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準原則。
2.大家都認為蕅益大師是中國天台宗最後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台宗所倡導的教觀並重、止觀雙運非常嚮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禪觀的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
3.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曾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但仍然沒有消息！
於是，在1972年便開始着手進行論文資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導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論文指導教授則由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承接為正副指導教授。論文的第一章寫的是蕅益智旭的時代背景，第二章則是寫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寫智旭的信仰與實踐，第四章則是寫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則是討論智旭思想之形成與開展。1975年元月法師提出博士論文，經過立正大學嚴格的審查之後，順利地於是2月12日通過。同年3月17日上午獲頒授“學位記”（即是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而論文的正式出版則是直到當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在法師出版論文的階段，應邀回台參加了“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問題:
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
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並行發展。
雖然會議上並無達成任何的具體成效，但是在當時的佛教界，對於僧中出了一個博士，反應畢竟是充滿兩極化的。再加上法師認為在那個階段能夠做的不多，因此在會期結束返回東京之後，便應美國的沈家楨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國弘法講學了。
沈家楨居士在美國組了個“美國佛教會”（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經由該會出面安排，將法師安排至該會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大覺寺。法師在大覺寺居住前後不到兩年，然而由於西方人重實際，因此佛教佛學的推廣則着重於修密持咒、學禪打坐上。直到現在，西方人在接觸佛教和修學佛法上，還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禪為其主流。
1977年12月，聖嚴法師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台灣圓寂，法師在接獲消息之後，立刻回國料理後事，並奉其遺命承繼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便在美國和台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之後，法師在紐約成立了禪中心，為了授課需要而編了一本《禪的體驗》，並陸續發行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禪雜誌》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至1992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了58期、《禪通訊》亦發行了96期。自1978年開始，在台灣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以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並陸陸續續地出版了關於禪的著作七種，包括《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等，因為對於禪修的鑿力頗深之故，所以在國內外許多人都把聖嚴法師當成了禪師。
1989年，由於中華佛學研究所及農禪寺的各項教育事業、弘法事業以及文化事業推展迅速，場地已經不敷使用，聖嚴法師於是在台北縣金山鄉興建了一座世界性的教育園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具體實踐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以作為實現「提升人的質量，建設人間凈土」理念的基地。2005年，園區第一期建設工程完工，並舉辦落成開山大典。
高齡80歲的法鼓山精神領袖聖嚴法師，是於2009年1月5日因腎疾複發住進台大醫院治療，法鼓山弟子為了替法師祈福，曾一連舉辦10天的祈福法會，眾多信徒遠道與會，祈願聖嚴法師早日康復。
聖嚴法師是因左腎罹患惡性腫瘤，開刀將左腎割除，導致腎功能嚴重惡化並引發貧血，必須洗腎，一度住進台大醫院治療，此後固定每周洗腎三次，定期回台大追蹤治療。
早在2007年底李連杰拜會聖嚴法師時，聖嚴就首次對外公開自己罹患腎病，當時他表示“自己隨時準備死亡”，這番話聽在信眾耳里相當不舍。2008年除夕，聖嚴首次說明他的左腎已經切除，拒絕換腎是因自覺得來日不多，“用一腎等於浪費一個，非常不慈悲，還不如給需要用的人”。
2008年12月31日聖嚴到醫院接受定期檢查後，發現罹患泌尿道相關癌症，最後在醫護人員的建議下住院，在2009年2月3日下午4點往生。享年7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