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8日，數萬美國民眾依舊聚集在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門前，發起一場抗議集會。
集會視頻截圖
57年前，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此發表了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57年後，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壓”致死、雅各布·布萊克被警察開7槍打致癱瘓，反種族主義示威遊行再一次席捲美國。
從威斯康星州到首都華盛頓，抗議人群不斷高呼種族平等的口號，痛斥警察針對非裔群體的暴力執法行為，使種族矛盾成為美國社會的焦點。
實際上，近來的抗議示威活動是今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後美國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延續，也是新冠疫情在美國國內大規模暴發進而引發經濟社會危機的結果，還是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的種族衝突在“白人至上主義”思潮刺激下不斷深化的產物。
因此，這一現象本質上反映出當前美國社會相互交織的三大主要矛盾——“上下矛盾”（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矛盾）、“左右矛盾”（不同意識形態群體之間的矛盾）和“黑白矛盾”（不同種族之間的矛盾）。上述矛盾成為美國社會裂痕持續加深的根本動因，併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
手持標語的抗議者
美國社會裂痕持續加深的原因——三大矛盾難以緩解
近年來，美國的社會裂痕呈現出一種不斷加深的趨勢。這一趨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初步浮現，到特朗普執政期間變得愈發顯著，而新冠疫情的暴發則成為其進一步加速的催化劑。在這一趨勢背後，美國三大社會矛盾相互交織、彼此強化、日益難解，成為其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挑戰。
首先，美國社會裂痕的持續加深源於“上下矛盾”。冷戰後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不斷擴大，引發了包括佔領華爾街在內的社會抗議運動。特朗普執政以來，減稅改革的推進更使貧富分化程度史無前例。在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和失業危機背景下，包括黑人等少數族裔在內的中下層對美國社會的不滿情緒被迅速激化，成為近來美國社會動蕩的重要經濟動因。
馬丁·路德·金長子馬丁·路德·金三世
其次，美國社會裂痕的持續加深也源於“左右矛盾”。冷戰後，隨着蘇聯威脅的消失，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分化日益顯著，這一過程伴隨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最終演變為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全球主義與本土主義之間的尖銳對立。特朗普執政後，本土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崛起以及一系列反移民、反多元主義政策的推進，加劇了美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價值觀裂痕。從近期的社會騷亂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迹。
馬丁·路德·金
最後，美國社會裂痕的持續加深還源於“黑白矛盾”。當前美國社會裂痕加深的主要表現即種族矛盾的激化，一方面源於白人警察暴力執法等直接的種族歧視行為使種族主義這一老問題和美國社會的“傷疤”被再一次撕開，另一方面也植根於前文提到的“上下”、“左右”兩對矛盾，因為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基本上屬於美國的中下層和“左派”，他們不僅在種族意義上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不滿，而且在經濟、階層和意識形態維度也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尤其是疫情暴發後的應對感到失望和憤怒。因此可以說，當前美國社會裂痕的加劇是以上三種矛盾共同作用的結果。
美國社會裂痕持續加深的後果——政治極化加劇、國內治理失效
美國政治植根於社會。在代議制民主和兩黨制政治體制的框架下，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場往往是其代表的特定社會群體利益的反映。這就不難理解美國社會裂痕加深與其政治極化加劇之間的邏輯關係。在不同社會群體內政外交利益和價值觀念等層面的矛盾和分歧日益顯現的背景下，民主、共和兩黨政治精英在政策選擇上的差異必然隨之增大，政治極化的程度由此進一步加劇。
民主黨在本文提到的三對矛盾中，往往代表中下層、“左派”或進步主義者以及少數族裔的利益，因此在社會矛盾和種族衝突中，為了更好動員自身選民群體、最大限度實現自身政治利益，該黨必然選擇更為激進的自由主義立場。與之相反，共和黨由於代表上層、“右派”或保守主義者以及白人的利益，從政治理性角度講自然會選擇更為保守的種族主義立場。這也是拜登和特朗普兩位候選人在處理當前社會危機時持有截然相反立場的原因。
由社會裂痕引發的政治極化，必然導致美國國內治理的失效。在應對疫情危機的過程中，兩黨紛紛把黨派利益置於民眾健康和國家利益之上，成為美國疫情失控的重要政治原因。長此以往，美國的國內治理以至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前景將面臨巨大考驗。只有努力彌合美國的社會裂痕，美國政治才能變得更加健康，否則兩黨惡鬥還會繼續下去。
（王浩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