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最輝煌的時刻，才配寫入歷史。那些最慘痛的記憶，將成為史詩萬世傳唱。
“八百孤軍血戰四行倉庫”的事迹，是中國抗戰史上最震動人心的一幕之一。從10月27日孤軍奉令留守閘北開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慘烈的戰鬥，讓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
在之後長達八年的抗戰中，只要提到“孤軍精神”、“八百壯士”，就足以讓人血脈賁張，鬥志昂然。它儼然成為了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愛國精神的象徵。直到今天，這段英勇的歷史已經成為了一段珍貴的國家記憶。
根據這段歷史改編的電影《八佰》已於昨日（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熱潮。但本專題並沒有使用“八佰”這個熱門數字，而是使用經過歷史學者嚴謹考證出的四行孤軍真實的人數“四百二十”。
這是四百二十條鮮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們，與他們已經相隔83年的時光。但如果他們脫下軍裝，你會發現這些後世敬仰的英雄，與我們並無不同。他們也有暴躁的脾氣、有年輕人的躁動，他們也會背地裡說長官的壞話，會因敵人逼近而恐懼得瑟瑟發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們每個人都迸發出人類身上最英勇無畏的品格。他們清楚強敵圍攻之下，再堅固的工事也難以堅持長久；他們也明知自己是孤軍奮戰，永遠不會有援軍來解救他們。當他們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註定的結局。
但正是他們，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堅毅，扛起了這個國家抗戰到底的希望和決心。儘管在今天看來，這場戰鬥在整個抗戰史上，可謂微乎其微，但它的影響，卻超越了那些以千萬為計量單位的重大會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它讓人相信，人類身上總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聖不可褻瀆。哪怕這褻瀆的誣妄之辭，打着“質疑”“求真”的旗號。
撰文 | 李夏恩
煙柱騰空而起，與低垂的烏雲相接，連成一片厚重的煙牆，在殘垣斷壁間蜿蜒，所經之處，熾烈的火焰貪婪地吞噬着一切，將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風化作灼人的熱浪。但灰白的餘燼，卻如凜冬的雪花一樣，帶着餘溫，緩緩落在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寬闊的街道變成了坑坑窪窪的小徑，小徑則被瓦礫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搖搖欲圮的建築物不時落下碎石殘磚，絕望地為這片廢墟添磚加瓦。
戰後的閘北，只剩一片殘垣斷壁。
這就是張秋明眼前所見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隸屬於88師524團一營二連，在過去的七十多天里，他親眼目睹閘北，這片上海華界繁華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頻繁的轟炸和激烈的巷戰中化為廢墟。在戰事最嚴酷的兩周里，平均每天有超過兩百枚炸彈傾瀉在這片土地上。在這片死亡的殺戮場上，他身邊的同袍弟兄像麥稈一樣被整片收割，幾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兩人會犧牲。
張秋明能安然活到現在，可以說一半是靠運氣。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經長眠沙場，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陰陽兩隔。
當兵
推上戰場的普通人
張秋明可以算得上是營隊里的一名老兵了。但僅僅兩個多月前，他還不過是上海的一個平凡銅匠，唯一和士兵這個職業沾邊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漢陽兵工廠做過修理槍械的工作。他當兵的經歷也頗為偶然，作為一名靠雙手吃飯的手藝人，他不必像那些貧民將“當兵吃糧”當成謀生出路。
“他媽的，上戰場去！”
這個念頭，在“八一三”事變爆發前開戰風聲日緊時，也曾在張秋明的腦海里轉悠過，但卻沒有付諸實踐。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軍隊拉了壯丁，硬拖去扛麻袋。張秋明“沒有休息的接連一天半，只吃了一頓飯”，沒拿到一分工錢，卻吃了不少棍子，“我後來實在做不動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條條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氣使我受不下去，才決心報仇”。
於是，在8月12日下午兩點鐘，他趁機逃跑，直奔88師的徵兵處，自願投軍。
88師原本是戰前中國最精銳的4個德械師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這支威武之師頭戴德式鋼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槍械的勃勃雄姿。但張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這一威武雄壯的表象。這樣一個毫無戰鬥經驗的毛頭小兵，僅憑能操弄幾下兒輕機槍，就“很夠資格”順利入伍。可以推想這支精銳之師，在臨戰前緊急徵召了多少張秋明這樣的新人，簡單地訓練後，就將他們投入激烈的殺戮戰場，用脆弱的肉身閃避密集的炮彈來獲得經驗值。
許多人被無情地淘汰。經過兩個多月的激戰，最初投入戰場的老兵已經寥寥無幾。“原先的軍官和士兵骨幹現在只剩下兩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戰區副司令顧祝同的彙報中，88師的參謀長張柏亭表示“本師已經先後補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將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葉，而新兵是開水：“初沏時味道很濃，但經過六次沖開水，沖一次淡一次，越沖越淡”。
一名88師的老兵，正在悠閑地抽着香煙。
88師戰鬥力的急劇退化，一名友軍士兵形容這些增補的新兵們連打仗時匍匐前進都不懂得，還大聲嘲笑這種“趴着打仗”是“藏頭縮尾，有點兒怕死”，而自己則是挺胸抬頭“站立着打”。儘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確實英勇無畏，但衝鋒上陣，“敵人槍炮聲，他們的哀嚎聲，不幸地已譜上了交響曲”。士兵的軍容，自然也不復從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報》的記者羅德茲·法默近距離採訪了一群88師的士兵後寫道：
“他們看起來似乎弱不禁風，一些人背着油紙傘；有一名士兵竟然帶着一隻金絲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牽手。滑稽的是，這些身形瘦弱、衣衫襤褸的男孩兒們，都是中國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這些增補進來“中國英雄”之一，他來自於湖北通城一個名叫羊鎮的小村鎮，是湖北省保安隊的一名隊員。保安隊並非正式的軍事組織，而是地方維持治安組建的部隊，類似於鄉村警察和民兵組織的綜合體。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記事》中描述的保安隊可謂典型，他們就像一群集合起來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虛設的訓練、無聊的擦槍和賭博中虛擲光陰，偶爾和當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軍事實踐。
這些保安隊員被簡單地集合、整編，就在鄉親們的歡送聲中登上用樹枝偽裝車頭的火車，經過七天七夜的舟車勞頓，抵達上海。焦友三被補進一營第三連，他很快發現在這個營里，湖北人佔了十分之八的人數。與他一起的通城老鄉則佔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他的同鄉樊城則注意到，在他們抵達之前，這支部隊犧牲慘重，“每連一般只剩下了五、六個人，最多也不過七、八個人”。
戰事的慘烈可想而知，他們自然也能意識到自己即將面對的是何等殘酷的戰況。簡單地訓練後，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閘北戰場，接受死亡的試煉。他們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槍，三百發子彈，兩箱手榴彈。寥寥無幾的戰鬥經驗就是“敵人衝鋒時，隔遠就用步槍射擊，離近就扔手榴彈”。
一名典型的中國士兵形象，胸前的彈藥袋裡放着兩枚手榴彈。
勇氣和信念，多少彌補了訓練、經驗和戰術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師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突襲，在大炮和迫擊炮的轟炸掩護下，輕裝上陣的士兵們沿着火車北站大街急速行軍，在日軍尚在驚愕無定之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斷了日軍的補給鏈。但短短五天後，情勢逆轉。日軍進行了猛烈的反撲，佔據空中絕對優勢的日本戰機對中方陣地進行輪番轟炸，許多士兵來不及還擊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彈氣浪掀起的地皮砸進土裡。
10月26日，在日軍強大的壓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裝甲部隊的攻勢下，大場陷落，隨即陷入一片火海。蘇州河以北的軍事壓力幾乎全部壓到了閘北守軍身上。日軍對閘北實行大規模空襲。一名中國記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閘北的新垃圾橋上向北張望，他看到凌晨五點開始，日軍就派出四五十架飛機進行狂轟濫炸，直到下午五點半空襲才告一段落，“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都在紅光的圍繞中”。
潰敗已經無可避免，對中方來說，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盡量保證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國軍隊的總撤退以一種近乎悄無聲息的方式進行。前方以激戰作為掩護來保證大部隊的撤退得以隱秘而有序地進行，大批士兵和輜重車馬不斷轉移。10月26日晚，幾乎全部軍隊都撤出了蘇州河以北的陣地。令人費解的是，日軍幾乎沒有覺察到中國軍隊大規模轉移的跡象，在對閘北進行了一番狂轟濫炸後，他們沒有乘勝追擊，而是正忙着在廢墟上插滿太陽旗。
張秋明這樣的88師的老兵和焦友三這樣增補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會跟隨大部隊一起撤離，轉移陣地。至少這天晚上10時，他們所在的第一營得到的命令是：
“大場已失守，我們部隊今晚有轉移新陣地的消息，各營可馬上命令各連準備妥當，在原陣地待命，工具器具彈藥等，一概不準遺失”。
但僅僅一個小時後，他們的命運即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命令
小人物的命運與大人物的算計
兩枚炮彈呼嘯着從正面飛來，楊瑞符敏銳地卧倒在地，閃身躲過炸彈，但爆炸震起的塵土和瀰漫的煙火卻險些讓他窒息。四周槍炮聲愈加緊張，他鼓起勇氣，冒着彈片衝到位於上海北站的團部大樓。
35歲的楊瑞符，是88師524團第一營的營長。如果現存的照片可做參考，那麼他看起來更像是個戴着金邊眼鏡、溫文爾雅的書生模樣。但事實上，他已是久經戰場、經驗豐富的老兵。自19歲入伍以來，從吳佩孚的軍隊一路輾轉，北伐戰爭中轉投國民革命軍麾下，直到淞滬會戰前不久才晉陞為營長。
楊瑞符像
一個小時前，他剛奉令前往團部接受部隊當晚轉移新陣地的命令。這條命令讓楊瑞符內心“好像失了一種寶貴的東西一樣，形容不出地苦痛着”。回到營部，他撥通給團長韓憲元的電話，訴說自己對撤退命令的不滿。他列舉自開戰以來的兩個月里，我軍成功擊退了敵人以大量炮火進行的四次總攻，他反問道：“今天，我軍雖有傷亡，可是還有許多鞏固工事和實力，難道就這樣白白地把我們的大場丟掉嗎？”
團長以“戰略上的關係”為由，拒絕了他堅守陣地的請求。楊瑞符只得無奈答道：“好吧！”
但一個小時後，他冒着槍林彈雨再次前往團部，看到的卻是一副緊張而奇怪的場面：“我見到團長敬禮畢，兩目注視團長很久，可是團長一言不發，觀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難言的苦衷”。二十分鐘後，團附謝晉元從師部回來，同樣神情緊張地將一張小紙條交到他的手中——謎底終於揭曉，紙條上寫的是88師師長孫元良下令524團第一營死守閘北的命令。
對楊瑞符和524團的軍官來說，這道命令突如其來。但它卻並非臨時起意，而是一番思慮權衡後得出的結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師師部接到了戰區副司令官顧祝同的來電。顧在電話中徵詢師長孫元良的意見，有意將88師留置在閘北地區，分散據守，相機展開游擊戰。孫元良卻認為此舉是在無意義地浪費兵力。他深知88師早非戰前精良的德械師，而是由保安隊和新兵拼湊起來的隊伍。在他的備受非議的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寫道自己當時直截了當拒絕了顧祝同的徵詢：
“我不同意。為什麼呢？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就願意留在閘北，死守上海。最可慮的是，我們孤立在這裡，於激戰之後，幹部傷亡了，聯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第八十八師的士氣固然很高，並且表現了堅守閘北兩個多月的戰績，但我們也經過了五次的補充啊！新兵雖然一樣忠勇愛國，但訓練時間較短，缺乏各自為戰的技能——這是實際情況，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孫元良的回憶可靠，他的反對確實無可辯駁。將一群缺乏訓練的新兵拆散送上裝備精良的敵軍盤踞的陣地，無異於集體送死。他特意派出參謀長張柏亭面見顧祝同進行詳細的說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張柏亭看到三五成群從大場陣地潰散的傷兵正在倉皇逃散，敵機不斷在空中盤旋掃射。在經過了反覆的停車躲避後，張柏亭終於抵達司令部。他首先向顧祝同報告了沿途所見的潰散情形，打算以此觸動顧祝同改變讓88師留守閘北的想法。但顧祝同卻告訴他，這並非他個人意見，而是來自最高指揮官委員長蔣介石的指示。顧祝同解釋說，國際聯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蔣介石有意讓88師留守繼續作戰：
“寸土必爭，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並相機游擊，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
張柏亭在多年後對他與顧祝同這場談話的回憶，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認定留守閘北作戰的88師將士浴血奮戰的目的，不過是一場用來取悅西方列強，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戰”，並且進一步得出結論，認定軍方高層就是犧牲將士血肉媚外求和。
畢竟，“國際聯盟”以軟弱無能著稱於世，這種無能還有眾多先例，兩年前，當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時，儘管國聯做出制裁決定，但根本未能踐行。更早的四年前，當國聯委派的李頓調查團赴東北對日本炮製的偽滿洲國進行調查，儘管調查後做出了譴責日本的聲明，但日本的反應是直接退出國聯。
如今，自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已侵佔華北，上海及蘇嘉地區也岌岌可危。國聯除了開會和發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癢的聲明外，似乎更是一無是處。盧溝橋事變爆發後，7月14日，駐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國政府提出向國聯申訴的問題，但遭到英法兩國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滬會戰爆發初期，外交家顧維鈞奔走遊說，但各國首腦仍然只是口頭聲稱同情中國抗戰事業，但“誰也不能單獨地採取任何行動”。
然而，淞滬會戰爆發一個月後，9月13日開幕的國聯第十八屆大會，卻宣布將中國申訴納入大會議程。顧維鈞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在會上發言要求國際社會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會決定將中國的申訴提交遠東顧問委員會進行調查。28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譴責日本飛機濫炸無辜。
10月6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對中國表示道義上的支持，並建議國聯各成員國不得採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國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當前這場衝突中困難的行動。建議各成員國應考慮通過何種途徑分別給中國的援助。”並建議儘速召開會議進行進一步探討。同一天，美國正式宣布日本為侵略國，破壞了《九國公約》和《洛迦諾非戰公約》。
為何國際社會的態度會發生如此轉變？答案就在淞滬會戰的爆發。
棋子
通往四行倉庫的國際抉擇
“我感到沒臉見人，中國將成為笑柄。”
顧維鈞感到孤立無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後，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國政要面前處處碰壁。法國駐英大使科爾賓對他的拜訪冷麵以對，英國首相艾登在下院的報告宣稱日本有權在華北任何地點駐軍，而當前的危機並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國大使蒲立德對中國表面予以同情卻虛與委蛇。美國的態度，直到淞滬會戰的兩天前，還是“小心翼翼，緘口不言”。
現代戰爭最令人無奈的一點是，就是只有鏡頭下的戰爭才是真正的戰爭。對國際社會來說，中國縱然領土遼闊，但它的國家形象卻濃縮在北平、上海這樣的國際都會中。只有在那裡發生戰爭，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矚目。但七月爆發的平津戰役，中國軍隊的倉皇落敗讓國際社會認為，中國作為失敗的命運已經無可避免，沒有人會冒險把賭注押在註定失敗的一方。
但戰事在上海的爆發，讓世界看到了一個屢挫屢戰、百折不撓的中國形象，儘管付出的代價巨大，但中國軍人卻寸土必爭，視死如歸。這種頑強的信念和九月幾場及時的勝利，給了國際社會以信心，讓他們相信中國有最終獲勝的潛能。國際勢利的天平也逐漸偏向正義的一方。
1937年淞滬會戰中，中國外交陣容。從上至下，從右至左：外交部長王寵惠、出席九國公約首席代表顧維鈞、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比大使錢泰、駐美大使王正廷、駐蘇大使蔣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國聯做出的這些決議和聲明，畢竟只是口惠而非實至。作為當時中國最高軍事統帥的蔣介石深知這一點。10月24日，準備在11月初參加國際會議的顧維鈞等人，得到蔣介石發來訓令，其中明確指出：
“依照目前形勢，會議無成功希望，此層我方必須認識清楚”。
但認清失敗並非沒有需要達到的目的：“我方應付會議之目的在使各國於會議失敗後對日採取制裁方法。”這一點，在次日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上做出的決議，進行了更細緻的說明：
“（一）維持運動各參加國政府及社會加緊對日一致之經濟壓迫，即積極地抵制日貨，消極地不以財力物力幫助日本，務使國聯譴責日本之決議事實化。（二）向參加各大國請求戰費借款及軍械貸款，盡量予以滿足之條件，關於運輸事項，尤須隨時予以中國以最大之便利，務使國聯不減少中國抵抗力，並幫助中國之決議具體化。”
決議的後一條尤為重要，幾乎可以說是關係到中國抗戰的未來走向。根據抗戰史學者霍安治的研究，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武器裝備可以說是最大的短板。儘管中國從1931年開始就制定了建設國防工業的計劃，投入巨資購買武器設備，建立工廠。但縱然如此，按照計劃，工廠預計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發的戰爭，猝然打斷了這一進程。抗戰爆發之初，中國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機。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向蔣介石提出緊急報告，國內現存彈藥只能支撐三個月時間。而與此同時，目睹中國平津戰事潰敗的歐美各國軍火商，卻紛紛推掉了中國緊急發來的武器訂單。害怕他們因接下中國軍購訂單而開罪日本。歐美各國對中國進行事實上的武器禁運。
更雪上加霜的狀況發生在北平淪陷的次日。7月30日，顧維鈞拜會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瓦倫納，詢問他如果中日開戰，日本封鎖中國港口，法國是否允許中國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進口武器。日本對中國各海港的轟炸和封鎖，讓這一問題變得迫在眉睫。但瓦倫納卻拒絕了顧維鈞的請求，他表示如果允許中國武器和軍用物資過境，可能使法日發生很大糾紛。不僅如此，法國甚至“傾向於不讓中國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線”。
國內強敵憑陵，國外友邦袖手，中國孤立無援。但在上海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英勇表現，提振了歐美各國的信心。10月6日，國聯大會通過各國應考慮對中國進行援助的支援。兩天後，顧維鈞啟程前往巴黎，會見法國領導人，商談中國物資通過印度支那過境運輸的問題。
隨着淞滬會戰的戰事擴大，法國的態度正在軟化，但仍然搖擺不定。10月19日，在與法國外交部秘書長萊熱的談判中，顧維鈞幾乎說服了萊熱打消日本報復的顧慮。但萊熱在談話的最後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後在召開的國際會議，如果與會各國都同意對援助中國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那麼法國也願意重新考慮軍備物資在印度支那的過境問題。
但就在此時，10月26日大場之戰的猝然潰敗，讓中國在戰事中陡然處於劣勢。國際社會勢利的天平再次搖擺。中國亟須一場戰役在國際社會眼前挽回名譽，提振信心。以便在即將召開的國際會議上有足夠的底氣達成獲得外援和戰備支持的目標。
當顧祝同提到“喚起友邦同情”這個理由時，張柏亭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委員長的訓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戰時的戰略考慮。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視聽的政治宣傳目的，那麼“不必要硬性地規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種方式，盡可授權擔當部隊，斟酌戰場實際狀況，來作適切的措置。”
雖然張柏亭與顧祝同經過商議後，決定只留下一個團的兵力進行據守，但孫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後，感到一團兵力未免讓他自己失之過多，因此更縮減為一個加強營——524團第一營。由中校團附謝晉元、少校團附上官志標和少校營長楊瑞符率領，肩負起這個艱巨的任務。
對接到命令的楊瑞符和謝晉元來說，他們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後隱藏的權衡博弈。國際社會的勢利與算計，中國政府尋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場勝利來堅定信心的中國民眾的殷切期望。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確實是棋子，是國際舞台上表演的提線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實現目的的工具。無論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們就是作為工具的棋子。
謝晉元像
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在全軍撤退的情況下，唯一留守堅據的他們，是援軍永遠不會出現的孤軍。孤軍對戰強敵，最可能的命運就是全軍覆沒。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經把鐮刀橫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頸前，隨時等待收割他們的性命。
這一點他們的內心必然洞若觀火——他們很清楚自己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團長韓憲元將命令交到楊瑞符手裡時，他表示非常難過，他深知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楊瑞符卻表現得很激昂：“請團長放心，我誓以最後一滴血，為中華民族爭人格。”話未完，團長迅速地走過來握住他的手說：“好！你在這地和敵人作最後一拼吧！”
沒有抱怨、沒有憤怒、沒有懊喪，只是平靜，甚至興奮地接受了這一孤立無援的赴死重任。當中國民眾真誠希望的目光，傾注到他們同樣真誠赴死的身體里時，他們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着獨立意識的鮮活的人。這固然是對命令的服從，但也是出於個人意志的抉擇。當謝晉元對士兵們喊道：
“誰願意死守的舉手。”
張秋明看到許多同志都熱烈地舉起手來，“我也把手舉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時二十分，這四百二十名士兵，將走向那個註定會將歷史澆築成神話的宿命之地——四行倉庫。
死守
“八百壯士”的誕生
火蛇狂舞，扭動着灼熱的身體，氣焰洶洶地包圍着這些年輕的中國士兵。濃煙裹着劈啪作響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機突襲。10月27日上午7點，佔領了幾乎全部閘北的日軍，開始有目的地四下縱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長的煙牆拔地而起。數千條火蛇在風的助勢下四處遊走，尋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們當然也相中了這些年輕的軀體，尤其是在槍彈的伴奏下，顯得更為咄咄逼人。
這是張秋明在這場戰鬥中與死亡的首次零距離接觸。他和幾名同袍正在外圍執行掩護任務，負責掩護所有的士兵都趕到四行倉庫。但卻遭遇了突如其來的烈焰攻勢。“我們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間，眼見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之中，張秋明和他的同袍們決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運，死裡求生。而生機竟然藏在與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藝人的出身讓他意識到，越是易燃的場所就越會安放滅火設施。“我在火燒得最旺的木行里尋出七八架滅火機，自己背了兩架，一路澆過去。”
在滅火自救的一片忙亂中，張秋明和他的同袍們終於等來了這道遲到的命令——本應負責傳令的傳令兵已經受傷挂彩——連長不得不親自傳達命令，讓他們這些負責外圍掩護的士兵們退到四行倉庫去。
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
四行倉庫自1935年落成以來，就是上海最堅固的鋼筋水泥建築之一。長久以來，它被誤認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的設計，但事實上，這座簡潔龐大的倉庫出自蘇格蘭通和洋行之手。作為四大銀行的倉庫，在設計興建時，它就完全考慮了堅固和實用兩大特點。佔地超過20000平方米，內部空間巨大，共有五層，是方圓0.53英畝內最高的建築之一。雖然它當初的選址完全是出於商業、交通和地價三大考慮，而特意選在了上海交通樞紐北站附近，蘇州河畔，與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橋之遙。但卻陰錯陽差地在戰時成為佔盡地利的防禦工事。負責修築工事的楊瑞符看到這座倉庫頗感興奮：
“這座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推擠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幾公尺厚，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第四層，第五層工事昨天已經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有辦法。”
楊瑞符沒有提到的一點是，這座“天然堡壘”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還毗鄰一個巨大的易燃危險品：大英自來火房巨大的煤氣儲存槽。如果日軍對四行倉庫貿然進行炮擊，萬一誤中煤氣儲存槽引起爆炸，勢必會震動河對岸的公共租界，引來西方列強的國際交涉。即使出於投鼠忌器的考慮，日軍在進攻四行倉庫時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輕舉妄動。這種以綁架公共租界為擋箭牌的措施，雖然看似狡黠，但卻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衛倉庫的孤軍不至擔心重炮攻擊。臨近租界的位置，也讓日本戰機不敢輕易投彈，以免誤中河對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氣儲存槽。
日軍繪製的《四行倉庫進擊圖》，見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整理的戰報《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
“天然堡壘”外牆堅固，佔盡地利，解決了中國守軍面臨兩個最大危險。但時不我待。就在倉庫第一層工事趕築之時，清晨八點十分，在外偵察的警戒部隊報告敵人已佔領原先團部所在的北站大樓，並且插上了太陽旗。三個小時後，第一批敵人逼近四行倉庫。他們手持太陽旗，氣勢洶洶，似乎對這些孤守倉庫的中國士兵輕蔑小覷，但他們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圍陣地守兵的迎頭痛擊。楊瑞符聲稱他們旗開得勝，擊斃了五名敵軍，其他則落荒而逃。
一個小時後，日軍再度集結部隊，捲土重來。這一次他們吸取了輕敵的教訓，倍加小心。記者羅德茲·法默在河對岸安全的租界里，與數千名聞風而來的中國人一起欣賞這場隔河相望的激戰。他看到這群日本兵緩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礫中匍匐前行，從一個掩體爬向另一個掩體，40多米的距離花了他們50分鐘。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隱蔽在暗處的中國守軍一直關注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一旦日軍靠得夠近，中國士兵就運用起他們剛入伍時學到的基本克敵法，手榴彈如暴雨般砸向他們。待煙塵散盡後，那些依然能動的日本兵被步槍一一解決掉。幾個試圖解救傷員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擊斃。
戰爭就是如此殘酷。日軍的手段更加殘忍，張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隊的弟兄未及撤入倉庫中，被日軍俘獲，反綁雙臂，殺害在蘇州河邊。在這一輪攻勢中，士兵們不得不放棄外圍陣地，撤入倉庫內。日軍的猛攻仍未間斷，數名敵兵甚至衝進倉庫。四行倉庫內，第一場血戰也拉開序幕。負責把手大門的三連連長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層麵粉，“面部被彈射穿，血淋滿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離陣地”，不久之後，他的後腿也被子彈打穿。七八名攻進倉庫的日兵被張秋明看到，此時只有他獨自守崗，其他人都在裡面加固第二道防禦工事。
這是死亡第二次尋釁而來，儘管在過去兩個多月里，他在閘北戰場上已經歷經槍林彈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機還是讓他心生恐懼，他輕輕爬進了麻袋，但身體卻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
“我用力抱緊柱子，不使抖動，同時慢慢地把槍舉起來，上端貼着臉孔，下端貼着屁股，摸一摸腰邊，還好，還剩下幾顆子彈，很困難地沒有氣息地裝了進去，再把麻袋戳個洞，把槍口對準了敵人，外面槍炮轟炸聲，在這時的我聽來，特別地響亮，可怕，身體滾燙，彷彿浸在沸水裡，皮膚髮着燒，從麻袋裡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猙獰，我等着等着，等他們集合到門邊的機會，‘拍拍拍’槍機發動了，三四個敵人應聲倒在地上，其餘的狼狽逃去。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張秋明死裡逃生擊斃敵兵的機智之舉，得到了同袍們的齊聲讚揚，儘管射擊時的聲響震壞了他的神經，但這是他一生中最光榮的事了。但對這位死裡逃生的士兵來說，印象最深的，卻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慘烈的犧牲：
“有一個同志，很老的年紀，在身邊圍了七八個手榴彈，手裡也拿着一個，爬到最高樓，看，看見一群敵人來了時，縱身跳下，同時手榴彈也擲了出去。敵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犧牲了。”
這個身綁炸彈從高樓跳下，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故事，是四行倉庫戰鬥中最慘烈的一幕。除了張秋明在戰鬥一年後的採訪中提及此事外，還至少得到了兩位同袍的支持。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後的回憶中，提到這位犧牲的同袍名叫陳樹生，他是將炸彈綁在身上，從六樓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僅是敵人，而是一輛敵人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後的回憶中提出身捆炸彈縱身躍下的不止陳樹生一人，至少還有張秋民、楊順廣兩人，他們一共炸死了200餘名敵軍，躍下的樓層也從六樓變成了七樓——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樣，倉庫本身只有五層。
一些研究者因此懷疑這個細節的真實性，他們指出倉庫的窗戶在當時安有金屬網格，倉促之間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況且高層窗戶由於倉庫特製，本身無法全部打開，自然也沒有空間能容納一個成人跳出去。
因此這個身綁炸彈跳窗犧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倉庫結構的小報媒體為宣傳四行守軍英勇氣概編造出來的神話。這些神話流傳開來，甚至滲入親歷老兵們的記憶中，製造出混在真實回憶中的虛假記憶。
但如果仔細查考來龍去脈，就會發現，這個慘烈的犧牲故事，至少在這場戰鬥結束的次月，就已經流傳開來。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圖冊《八百好漢死守閘北》中，編著者趙景深就已經講述了這個故事：“我軍一兵瞥見拼一死，手榴子彈縛在腰，突由六樓往下躍，一陣青煙，敵我一同煙火消”。
趙景深編《八百好漢死守閘北》中的插圖，一名戰士身綁手榴彈從樓上躍下，與敵人同歸於盡。
趙景深在序言中特別聲明，這本書雖然起稿是在孤軍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軍撤出四行倉庫之後，請指揮這場戰鬥的楊瑞符營長親自修改並增加了內容，才予以付印。因此，至少在真實性上，這個故事應該得到了親歷者的認可。張秋明在一年後的回憶，儘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複述了這個故事。
查閱楊瑞符的記述就會發現與張秋明回憶，會發現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楊瑞符安排戰士向下投擲手榴彈和張秋明看到戰友身綁炸彈跳樓的地方，都是在頂層。因此，這位犧牲者並非從窗戶躍出，而是從樓頂跳下，與敵人同歸於盡。
無論這個故事最終的真相究竟如何，傷亡始終縈繞着守軍的頭頂，不時俯衝下來試煉他們緊張的神經。10月28日，下午三點，第二場血戰在濛濛細雨中開始，楊瑞符記述道：“倉庫各樓，槍彈橫飛，煙焰閉目”。傷亡人數在迅速增加，但倉庫簡陋的環境無法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戰友眼睜睜地看着受傷的戰友痛苦呻吟，“他們一個接一個死去，我們卻一點辦法都沒有，有的傷員甚至請求戰友給他一槍，儘快結束他的痛苦。”
條件愈發艱苦。直到晚上九點，他們才找到一部電話，與外界聯繫，請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駐軍協助，將傷兵運入租界救治。在傷兵離開前，楊瑞符特意叮囑他們，如果有人詢問四行倉庫究竟有多少人，“就說有八百人，決不可說只有一營人，以免敵人知道我們人數少而更加兇橫”——“八百壯士”的神話由此誕生。
同時送出去的，還有捆好的一束書信——這是倉庫里的士兵們寫下的遺書。大部分中國士兵出身寒微，幾乎不識字。周福其回憶道，他當時只能讓識字的同袍幫忙代寫，“無非是一些對父母寬慰的話”。一些士兵甚至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他們只能咬破手指，在應該簽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們就此犧牲，這就是他們留在人世唯一的遺迹。
但也有一些受過教育的士兵，面對死亡的迫近時，用簡短卻深情的筆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間的最後囑託：
“現在我們就在這裡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過我要一個機會，死我一個時，換日本兵廿幾條命。妻：別再想我回來，也別想我一個全屍。孩子還小，這是我的懸念。不過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擔憂你以後的生活，是我剪斷我自己的生命的線，你收起你的淚珠。永別了。”
捐助
民眾的熱望
“死”這個字，在琴歌的腦海里一晃而過。他腦海中迸出幾句歌詞：“我們流完最後一滴熱血，為我們心愛的祖國戰到最後一口呼吸！”但還未等他哼唱出來，旁邊一個年輕的孩子卻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興：“前途無限光明！走上去……”
“喂！別唱！”
司機的一聲怒喝將歌聲攔腰斬斷。除了發動機的聲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時是夜晚八點半，暮色已深。戰時的租界雖然不比往日繁華，但與河對岸籠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閘北相比，仍然顯得燈火璀璨。遙望閘北，只能看到未熄滅的戰火在殘垣中時隱時現。以及四行倉庫中倏忽明暗的微光——為了防止敵人窺探，進駐倉庫的第一天，楊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電燈。那是不眠的四行孤軍們，趕在次日敵軍的突襲前修築工事照亮的煤油燈。
三輛卡車一路向北行駛，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涼，愈悲壯。靠近北邊的路上，只有幾個巡捕竦竦的影兒在微弱的燈光里移動”。他們已經抵達了從租界通往閘北的垃圾橋。駐守英軍知道這些車輛的目的，他們將攔在中央的鐵絲網拉開一條路。汽車緩緩地滑向橋對過的黑暗中。車夫們駕輕就熟地把車輛開到最輕最慢，熄滅了前後車燈，以免引起敵軍的注意。但縱使如此，仍然有惱人的聲音從車底鑽出來，讓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鉛塊一樣忽然沉重了下來。”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閘北如此提心弔膽，所冒風險自然並非心中幻想。他們所承擔的是一項危險而艱巨的任務，將白天民眾援助四行孤軍的物資，趁夜送到倉庫中。儘管孤軍佔領的四行倉庫中物資豐沛，並不缺少米麥食糧，但其他物資卻相當匱乏。很可能是敵軍切斷了供水，導致倉庫守軍連基本洗漱飲水都出現困難。楊瑞符不得不下令將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來，妥善保存，以備消防之用。自然也沒有多餘的水可以烹煮食物。自從自來水斷後，士兵們連續兩天持續作戰，卻粒米未進。他們亟須食物和水的補給。而這些，正是在整個白天站在河對岸租界安全區內隔水觀戰的民眾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願的義舉。
正在吃光餅的中國士兵
為四行孤軍捐獻物資的場景，可能是戰爭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它充分體現出了民眾對抗戰的熱忱絕非幾句振臂高呼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地盡己所能。從琴歌和他的同志們開設後方辦事處開始，辦公室里的電話鈴便絡繹不絕，“各式各樣的人一群一群地湧進來，各界的慰問品直接間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滾滾而來，我簡直會想到將要開一家規模頂大的百貨公司。”品種琳琅滿目到駭人的地步，“飲料有啤酒、汽水、鮮橘汁、可口可樂，食品有光餅、麵包、餅乾、饅頭、蛋糕、咖啡、糖、油燜筍、什錦菜、菠蘿蜜、水果、雞蛋、牛奶、鹽、糖……”，甚至還包括在當時價格不菲的魚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商賈大戶到販夫走卒。有赤貧的老式店家的學徒，新式商店的店員，許多可愛的兒童與小姐，有闊人用銀行存款成批地購買，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錢買來。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難民收容所里的全體難民，他們發起了絕食一天的運動，將省下的糧食錢款捐贈給孤軍們。
光餅即重一斤，直徑一尺的麵餅，是一種易於保存又能扛餓的方便軍糧。
這種全民熱情的捐助運動，背後是軍人形象在現代中國的重新塑造。傳統中國，士兵這一職業一直以來被視為低等人從事的賤業。所謂“丘八”就是對士兵的蔑稱。而自清末以降兵連禍結、軍閥混戰的現實，也讓民眾對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認為他們不過是一群為了飯碗殺戮搶掠的土匪。士兵與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間唯一的區別就是前者在搶劫時身穿制服。1920年代，一位評論者指出，中國的幾大禍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滬會戰徹底改變了民眾對軍人這一職業的看法。民眾看着這些身穿制服的人為了保衛家園衝鋒陷陣，與侵略者肉搏廝殺。尤其是戰爭初期那些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精銳德械式，他們奔赴戰場的威武雄姿令人傾倒。為國家寸土必爭而不是為搶奪地盤權勢的國家軍隊的正面形象，在抗戰初期被迅速塑造出來。《密勒氏評論報》報道稱：
“數百萬的中國人團結起來，熱情地支持他們的士兵。上流社會男士捐款；女士為士兵們準備衣服並帶去慰問；男孩和女孩作為‘童子軍’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為前線的士兵籌款。現在中國人開始說，這是‘我們的軍隊’，這是‘我們的戰士’和‘我們的英雄’。”
軍人本身的自我意識也發生了變化，他們的效忠對象不再是某個統治集團，而是上升為國家本身。從軍的目的不再是當兵吃糧而是保家衛國，成為現代軍人的一個常識。傳統中國的“忠”的道德觀念與現代國家意識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現代中國的軍人觀念。成仁取義，為國捐軀，成為了軍人的天職。一如楊瑞符在日記中所寫的那樣：
“我想：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為一個國家的革命軍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後，只要中華民族的歷史不斷絕，我一定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光榮的名字。”
1938年電影《八百壯士》中四行孤軍與女童子軍楊惠敏在一起
運送物資的卡車終於在夜色的掩護下，滑到四行倉庫的外面。他們爬進倉庫外面的一家店鋪，爬過沙袋堆，終於在黑暗中看見了等待物資的四行孤軍的士兵：
“他們穿得那樣單薄，腰上掛滿了手榴彈，他們強烈的眼光投射過來，彷彿幾盞明燈，他們都是二十歲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壯，他們有着一個永恆的生命，彷彿海闊天空的浪潮陣陣洶湧。死神的魔手雖然在他們面前亂抓，可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恐懼和悲哀。”
當琴歌把……和香煙一同交到他們手裡時，這些年輕的士兵們“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體像野孩子一樣蹦跳起來”。
血戰
尚未結束的戰鬥
著名版畫家胡一川於1938年作版畫《八百壯士》
“大家有三天沒有睡覺，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實，但是我們不拚命的將工事完成，敵寇就會馬上要我們的命，試問大家要睡覺還是要命？以後我假若看見不服從命令而睡覺的人，我絕對地嚴加懲罰。”
疲勞正在蔓延，消耗着孤軍們的鬥志。10月29日凌晨三點，當楊瑞符到各連視察加固工事進程時，發現有的士兵已經疲憊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發出嚴厲警告，強迫他們起來繼續工作。但不久之後，楊瑞符就發現，這些疲憊已極的士兵已經學會了陽奉陰違，他們建立了攻守聯盟，一個偷睡，一個放哨，看到營長過來便趕緊將對方弄醒。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楊瑞符過來督工時，仍然坐着不動，用嬉笑的姿態對他說：“營長啊！我們剛才休息，實在沒有睡覺。”
沒人知道孤軍獨守的日子會維持多久。他們只能努力抓緊每一秒時間。通過外面送來的報紙，他們已經知道自己在這裡的堅守，成為了整個上海乃至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他們身上肩負的不僅是守住整個倉庫，還有全國民眾抗戰到底的信念和決心。
但他們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國際社會樹立的光輝形象，已經讓日軍顏面盡失。如果說開始的兩天，四行倉庫不過是日軍手指的一根毛刺，那麼現在，經過輿論媒體的反覆渲染，這座廢墟上旗幟飛揚的孤獨堡壘，儼然成為日軍心頭的一根倒刺。他們無法容忍這樣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兩點，日軍發動第一波總攻，密集的槍炮砸向倉庫，但卻被堅固的外牆擋在外面。一位頑皮的士兵，用長竹竿將自己的鋼盔挑到窗外，作出窺探的樣子，竟引得敵軍以機槍集中射擊。成為了孤軍疲累交加的戰鬥中開懷大笑的一刻。敵人的槍炮聲徹夜未絕。但楊瑞符發現一些極度疲憊的士兵，竟然將兇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時間終於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讓垃圾橋上駐守的英軍士兵也不得不撤退。這天，日軍終於使用平射炮向牆壁開火，並且轟開了幾個洞眼。但這些洞眼在楊瑞符看來，可謂“感謝極了”。他立刻讓士兵在洞口架設機關槍，對敵軍聚集之處進行掃射。但這種樂觀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深夜11時許，日軍開始用重迫擊炮和平射炮對倉庫進行猛轟。“最激烈時，每秒鐘發炮一響。轟轟之聲，震破了長夜的沉寂。”就在交戰最激烈的時刻，突然，他們得到了來自軍事最高統帥直接下達的撤退命令。
此時是深夜12點。突如其來的撤退令就像當初的留守令一樣，讓楊瑞符和謝晉元莫可名狀。但他們只能儘快服從命令從倉庫撤出。儘管連日來閱讀報章讓這些孤軍將士們知道，自己留守倉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無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進而博得國際社會的同情，以抵消連日來戰略潰敗造成的不良影響。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目的達成得如此之快。全球享有盛譽的倫敦《泰晤士報》，在10月29日發表社論，一改之前故作客觀甚至揶揄中國的口吻，讚頌道：
“中國軍人現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雖中國軍人大部分現猶訓練未充足，武裝未齊備，並因無力置備雨衣，猶攜傘與俱，然扼守人所認為不能支持一周之陣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卻也，在任何新式陸軍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轟炸之下。吾人於此，將見上海華軍之抵抗，將在中國各處發生精神上影響，不獨今日如是，即在將來亦然。”
在之後召開的九國公約國際會議上，中國的頑強抵抗，受到了與會各國的認可和同情。一如顧維鈞在對戰局和國際關係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戰鬥給了全世界一種印象，中國是有力量回擊的：
“這件事不僅引起了布魯塞爾國際會議的與會各國重視，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西方確信中國的潛力到底還是很大的。”
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在九國公約國際會議上為中國據理力爭，獲得各國對中國抗戰事業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扭轉了之前對中國不團結和鬥志差的偏見，這些西方國家相信，“如果從物資上給予適當的幫助，中國可望依靠自己進行戰鬥。於是，出現了向中國提供軍需供應的新的可能性”。
與日本沒有直接利害衝突的歐洲國家，首先向中國提供急需的軍備物資。比利時火速出售大批79步槍與輕機槍，全部現貨交運；奧地利出售一批迫擊炮；丹麥政府則放行丹麥步槍集團公司的軍火大訂單，包括320門麥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麥德森機槍，以及一個麥德森機槍廠的全套機台設備。捷克總統貝納斯親自指示將中國渴求已久的捷克輕機槍的圖紙，無償贈送給中國。法國在不久後，也開放了印度支那作為軍資用品運抵中國的交通線。
國際社會的天平雖然勢利，但這一次終於選擇偏向正義的一方。儘管令人悲哀的是，充當砝碼的，是像四平孤軍一樣成千上萬普通中國士兵捨命奮戰流淌的鮮血。
這些鮮血，從戰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後聰明的人認定是平白浪費。在諸多對四平倉庫血戰貶斥的觀點中，有一個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對不諳史料的讀者視聽。根據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整理的戰報《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的記載，四行倉庫之戰以日軍佔領倉庫，大獲全勝告終，在整場戰鬥中，日軍的損失僅有“重傷三人、輕傷二十四人、微傷十四人，總計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這三項數字相加應為四十一人）的輕微損失。戰後，由日本學者編纂的權威戰史著作《戰史叢書》第72卷引用了這一數據。另一份同樣由海軍編纂的《支那事變盡忠録》卷三中，則提到這場戰鬥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陸的海軍特務少尉，重傷而死。
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整理的戰報《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中“閘北進擊戰”中登記戰果的一頁。寫明中方留下100具屍體，而日軍總計傷42人。在這份報告的前一頁寫着中方軍隊人數為800名。
如果認定日軍戰報中的數字真實無誤，那麼只能遺憾地得出結論。中方的數據，尤其是孤軍將士提供的報告是完全不正確的。10月27日，謝晉元在給孫元良的報告中寫道：
“廿七日敵攻擊結果，據瞭望哨報告，斃敵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
楊瑞符的日記也同樣證實了謝晉元的說法。但僅此一天中方報告的數字，就超過日軍戰報的統計數字。
那麼究竟誰在撒謊呢？戰爭時期，為了起到宣傳作用，雙方在整理戰報時，都有可能摻雜水分，誇大對方的傷亡，減少己方的損失。謝晉元呈遞的報告自然不能無誇大之處，但日軍的報告中僅死亡一人同樣經不起推敲，在當時從旁觀戰的外國記者就目擊到至少有兩名日軍士兵斃命。而且，就在《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這份戰報中，日軍宣稱，他們發現了一百多具中國士兵屍體。而這一點，在戰鬥結束三天後，謝晉元接受外報記者採訪時就指出它的不實之處：
“據日方宣傳，謂在日兵入內時，搜查堆棧房屋內，有我士兵屍體百餘具，是否確實。據答，敵方宣傳，完全不確，四行堆棧內，除有若干沙袋外，並無如許屍體，我在內士軍，共為四百二十名，撤退時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餘名已殉難外，余者入醫院治療中，而敵方被我孤軍擊斃者，確有一百名以上，因敵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謠，絕不可信。”
但誠如謝晉元在採訪中坦誠的那樣，許多孤軍士兵在撤退時犧牲。日軍用密集炮火阻住孤軍退路。大開探照燈追蹤企圖撤入租界的孤軍士兵，進行掃射。這是一場殘忍的單方面屠殺。儘管駐守租界的英軍想要為這些他們敬佩多日的中國英雄們提供幫助，但交織的子彈阻擋了他們救人的腳步。他們只能等待這些撤離的孤軍足夠幸運，通過密集的火力封鎖抵達英軍防線。
楊瑞符在即將抵達防線時被擊穿左腿。數日以來指揮戰鬥的緊張神經，讓他直到發現手上沾滿了鮮血，才意識到大腿被子彈洞穿，劇痛倒地。張秋明因為戰友被火熏倒，決定替代他的任務，每隔十分鐘丟一顆炸彈，作為戰友撤退的火力掩護。但就在他準備跳出沙袋掩體時，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彈從手中滑落。儘管他機警地從沙袋上滾下去，但炸彈還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經像毛巾似的可以絞過來，肉和血都混糊了，軟綿綿的一團”。看着同袍已經撤離殆盡，他支撐着走了幾步，終於倒了下來。一個外國人以為他已經死了，於是過來想取走他的槍：
“我的槍是挎着胸背的——槍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連槍帶人拖了過去，外國人發現這個血肉模糊的孤軍戰士居然還有呼吸，於是把他送進醫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傷感染讓他“好幾次到了太平間又出來”。但張秋明還是努力活了下來，並且學會了畫畫：
“我殘廢了，沒有關係，再去作戰，還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經驗講給小弟弟小妹妹聽。左臂沒有了，還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現在正在研究無線電報、肥皂和圖畫，萬一不能生活的時候，就靠它們過活。”
戰爭的磨鍊告一段落，而對這些孤軍戰士來說，生存的磨鍊才剛剛開始。
用僅存右臂學習畫畫的張秋明
本文特別感謝霍安治、諶旭彬、吳京昴在史料和論述上提供的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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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文使用資料的說明
下面所開列的一些資料為撰寫本文時所使用的個人採訪、自述和回憶錄（不包括相關論著），謹開列於下，供對這一問題感興趣者做進一步研究。
時間較近的採訪與自述：
謝晉元：《閘北孤軍指揮官長訪問記》，1937年11月2日，《閘北的血史》
楊瑞符：《閘北孤軍退出記》，1937年11月1日，《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與《孤軍奮鬥始末記》（《閘北孤軍記》）內容幾乎相同
楊瑞符：《楊營長訪問記》，1937年11月，《八百孤軍》
楊瑞符：《楊營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軍》
楊瑞符：《孤軍奮鬥四日記》，1939年6月，《八一三淞滬抗戰》 ，另《孤軍血戰四日記》（《大俠魂》1939年分四期刊載），內容一致
張秋明：《孤軍張秋明訪問記》，1938年，《上海婦女》
老兵回憶
胡雍伯：《四行倉庫堅守戰》，《岳陽縣文史資料》 第1輯
樊城：《參加淞滬戰役四行倉庫戰鬥的回憶》，《通城文史資料》， 第4輯
萬連卿：《參加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回憶》，《通城文史資料》， 第4輯
萬連卿：《八百壯士報國記》，《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盧逢勝：《我們退出四行倉庫以後》，《通城文史資料》， 第4輯
章渭源：《跟隨謝晉元團附浴血四行倉庫的回憶》，《蕉嶺文史 》，第8輯
章渭源：《忠肝烈膽昭日月——憶孤軍營中的謝晉元》，《蕉嶺文史》， 第14輯
焦友三：《憶守衛四行倉庫的前前後後》，《通山文史》， 第1輯
陳德松：《從堅守四行倉庫到遠征緬甸——八百壯士一位倖存者的自述》，《皖東文史》，第1輯
田際鈿：《八百壯士——倖存者的自述》，《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田有收：《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四行倉庫保衛戰一老兵的回憶》，《蒲圻文史》，第4輯
張明秋、張青軒、李錦堂、周俊明、余長壽、曹明忠口述，戴廣德整理：《上海四行孤軍抗戰紀事》，《南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4輯
楊根奎：《我也參加了四行倉庫保衛戰》，《最後的川軍：老兵口述實錄》（疑偽，見毛劍傑考證文章《尋找最後的八佰壯士楊根奎：我們沉默了十年的真相》）
楊養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楊養正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堅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尋找最後的抗戰老兵》
楊養正：《四行孤軍，八百壯士》，《最後的川軍：老兵口述實錄》
見證者：
凌維誠：《今日縱死，而男之英靈必流芳千古——回憶我的丈夫謝晉元》，《蕉嶺文史》，第1輯
凌維誠：《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暨八百壯士》，《通城文史資料》， 第1輯
凌維誠：《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鄭俠飛：《八百壯士對敵戰鬥之我見》，《通城文史資料》，第1輯
鄭俠飛：《謝晉元團長與八百壯士》，《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陳臨庄：《四行孤軍壯士行——我的所聞與所見》，《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楊慧敏：《八百壯士與我》
謝繼民：《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
關於資料使用的說明：
首先，一般認為，史料記述離事件發生時間越近，就越可信；越遠，記述就會遭到遺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但這一觀點並非完全放諸皆準。有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當時因為檔案尚未公開，或是重要關係人尚在人世，反而難以做出正確的理解和判斷，只有等到這一頁徹底翻篇，檔案文獻公開，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但就孤軍四行血戰這一歷史事件而言，由於這場戰鬥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為提振西方各國對中國信心，以及鼓舞民眾抗戰到底的信念。因此，在當時確實難免出現一些對戰況、戰果的誇張和虛構，以配合宣傳需要。但另一方面，作為個人經歷，在很大程度上仍會遵循“越近越真實，越遠越模糊”的一般原則。從這一角度講，只要不是明顯誇張不合實際的內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質疑點，那麼本文在史料選取時，仍然盡量採用時間更早的記述作為主要材料，而將時代更晚的回憶錄作為補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記述者因立場、政見、私怨等原因互相對立，而在各自的記述中對對方進行詆毀和侮辱。如果這些帶有詆毀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證據加以證明，一般不加以採信。個人記述中，對本人帶有美化、回護之辭的史料，但由於本人是重要親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