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歡歡
北京時間1月31日凌晨，世界衛生組織決定將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感染疫情確認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
同時，世衛組織高度評價了中國疫情控制。但在國內，隨着“甩鍋”大戲不斷上演，各種質疑和爭論之聲此起彼伏。
同樣在1月31日，新加坡宣布成功複製出2019-nCoV，成為繼中國和澳大利亞之後，第三個取得這項成果的國家。
這項研究的負責人是曾參與中國SARS研究的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教授、澳大利亞技術科學與工程院院士王林發。
“國內的輿論很瘋狂。”1月31日，表示自己“極度忙碌”的王林發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指出：傳染病暴發時，政府部門應立刻組織起一支“應急國家隊”，而非完全依賴中國疾控中心（CDC）。
《中國科學報》：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此次疫情控制給予高度評價，但國內出現一些質疑聲。你對此次疫情應對如何評價？
● 王林發：
同SARS相比，這次的疫情應對顯然更好。尤其是在確認有“人傳人”之後，應對措施很及時，信息公開程度也很高。但是1月21日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表現是有問題的。
雖然現在的輿論很瘋狂，但我認為中國科學家在這次疫情中表現很好，另外最早的發現工作是臨床醫生做出來的，這麼有意義的貢獻不應該被忽視。
《中國科學報》：疫情控制和這期間的科研工作、論文發表是否存在矛盾？
●王林發：
科研有一點“競賽”很正常，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我認為這次最大的教訓應該是加強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而不是完全依賴CDC，因為中國大部分科學家都在CDC體系之外。
例如，我是研究蝙蝠和蝙蝠病毒的，我同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有長期深入的合作，在我看來，他們是蝙蝠病毒的世界頂級研究機構，但同樣也不在CDC體系中。
傳染病暴發時，政府部門應該立刻組織起一支“應急國家隊”，這樣其他機構可以和CDC平等地參與、協作。如果掌控得好，疫情的應對和研究應該相互促進，這樣在疫情應對過程中的科研才是積極、有意義的。
同時我非常不贊成對任何科學家個人的人身攻擊，這完全是在幫倒忙。我想強調這是一個國家應急體制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或責任。
《中國科學報》：新加坡也出現了新冠病毒疫情，現在情況如何？
● 王林發：
新加坡的第一例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發生在1周前，因此，成功複製新型肺炎毒株是新加坡為應對不斷演變的疫情邁出的關鍵一步。
我們的研究是同中央醫院、新加坡保健集團下屬醫療中心、國家傳染病中心（NCID）和衛生部緊密合作，從受感染病人的臨床樣本中複製出2019-nCoV。
我們的合作從一開始就很透明，並已有不小收益。
《中國科學報》：2004年實驗室泄露事件之後，SARS病毒研究全面停滯，你如何評價？SARS之後，中國建立起監測信息直報系統，重點監測各類傳染病，此次卻似乎沒有發揮作用？
● 王林發：
確實，2003~2004年，有3家實驗室發生了SARS病毒泄露，造成了一定危害。但是，總體來說，我認為從此之後就禁止SARS病毒的研究有些反應過度。
但是，中國SARS之後建立起來的監控報告系統還是很有用的，比如它在禽流感暴發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次疫情中我認為也發揮了作用。這次的主要問題在於，在當時有限的信息下沒有採取及時有效的行動。
《中國科學報》：你對蝙蝠有深入、持續的研究，在SARS疫情中也參與了相關工作，你認為此次病毒是否來源於蝙蝠？
● 王林發：
跟17年前相比，中國的科研實力大大提升，所以這次我沒有被邀請參與中國新冠病毒的研究。但我個人認為，這次的新冠病毒極有可能還是來源於蝙蝠。現在只有耐心等待結果。
2005年，我與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石正麗等人合作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主要結論是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蝙蝠SARS樣病毒與人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同源性達92%。
但是，直到8年以後，石正麗團隊才在雲南一個蝙蝠洞的菊頭蝠糞便里分離出一株類似於SARS病毒的活病毒，與已知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這項研究清晰地揭示了SARS病毒的來源。
這次也類似，石正麗團隊現在已經找到一種一致性高達96%的蝙蝠基因序列。我想告訴所有人，不管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大眾，請耐心等待，科學家最終一定能證實它的來源，我認為極有可能還是蝙蝠。
事實上，蝙蝠和病毒有很好的共生關係，這種關係已經存在幾百萬年了，早在人類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我們最近的研究證實，蝙蝠是一種神奇的群居哺乳動物，人類可以從它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我有一項新加坡政府資助的研究，課題取名為“向蝙蝠學習：從基因組學、病毒控制到抗癌”。蝙蝠本身並沒有錯，它們同病毒和諧健康共處，是各種各樣的人類活動改變了環境，導致越來越多的動物病毒感染到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