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 鹿子霖很簡單, 他裝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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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積薄發成人藝大腕,《白鹿原》里演“何式子霖”

本刊記者 余馳疆

人物簡介:1968年出生於北京,1991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於1999年、2004年兩度獲得戲劇梅花獎。舞台劇代表作有《鳥人》《窩頭會館》《喜劇的憂傷》等,影視劇代表作有《空鏡子》《大宋提刑官》《十二公民》等。2017年5月,由其主演的電視劇《白鹿原》熱播。

前兩年記者們聯繫何冰,給他本人打個電話就行。今年不大一樣了,《環球人物》記者給他發去一條約邀採訪的短信,他回了句:“好!我來安排。”接着就把宣傳人員的聯繫方式發了過來——就在前不久,他簽了經紀公司,有了自己的宣傳團隊。“以前我們參加這行是單打獨鬥,現在都成了團隊作戰。這年頭啊,它變了。”最後一句話,透着濃濃的京味兒,還有股濃濃的話劇腔。

何冰出生、上學和工作,全在北京。在他身上,北京人的能說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往記者跟前一坐,左腳蹺到右腿上,一句“您知道嗎”開場,噼里啪啦說起了新戲《白鹿原》,20分鐘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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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是辛苦的,可辛苦不是創作

北京人何冰最近飾演的角色,是陝北人鹿子霖。11年前,何冰所在的單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簡稱北京人藝)也排過一回話劇版《白鹿原》。當時,何冰就毛遂自薦演鹿子霖,但導演林兆華考慮到他和白嘉軒扮演者濮存昕年齡差距大,不搭,就沒有用他。在那一版《白鹿原》里,扮演鹿子霖的演員,是郭達。

“您拍這部戲之前,和郭達老師交流過嗎?”

“沒有。我覺得演之前沒有必要去討論。一個人的理解就是一個人的理解,尤其在藝術創作上,我說一個不成熟的觀點,可能就是主觀的,藝術它沒有客觀。我來到這劇組了,我演鹿子霖了,這角色這回就姓何了,以後誰演那是人家的事情。”

在陳忠實的原著里,鹿子霖可不是個討喜的角色,勢利、精明、奸詐,典型的小人形象。年輕時何冰讀原著,看到的是這個人的可恨之處;過了些年頭又讀,讀的是可恨之人的可憐之處;2015年5月,電視劇《白鹿原》開拍,他演的成分里,鹿子霖有了些可愛之處。

“這個人可愛在哪兒?他特簡單,他裝複雜。他特別喜歡物質,喜歡發家致富,他不大認為人生還有第二條路。可是他又不好意思,這點小心眼不能讓人看出來,就老躲。明明是私利,他非說成公家的事兒;明明他不相信白嘉軒,但又不得不半信半不信,半謀着自己的利益敷衍着。他這就可愛了。但他的人生是捯飭了一輩子,倒了一輩子霉,最後頓悟‘買房子、賣房子不過是一把小事情’,沒有了精神信仰,沒有了堅守的原則,成了一味附庸時代的牆頭草,那也終將是可憐的。”

這個角色另一個可愛的點在於,他是一個有着些許喜劇潛力的人物。何冰說,在劇本、文字都十分完善的《白鹿原》里,演員已經不需要也不能有特別大的自由發揮,他唯一的成心設計就是“總試圖想辦法給鹿子霖在合適的場景、合適的情節里加點喜劇因素”。這樣做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為了與其他角色形成鮮明對比。“其他人都不好演喜劇吧?鹿子霖可以。沒有鹿子霖的雞賊,那白嘉軒的高大上可就無的放矢了。”二是為了讓觀眾接受起來舒服,“觀眾覺得有趣、覺得生動了,由此能有些思考,我們演戲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開機前1個月,何冰就已經在白鹿原體驗生活了。日常就是干農活,吃當地飯,觀察老鄉們的作息,“面上看起來挺輕鬆,但其實心理壓力很大”。他鮮少參加老鄉們的聊天,更多的是坐在旁邊看。他覺得對演員來說,觀察比交流更重要。“交流那會兒就是進入談話的系統了,你那份客觀跟冷靜可能就沒有了,那捕捉的東西就少了。”

“觀察是為了建立信心。當陝北人的特點在心中有了之後,你再往外表現的時候,它就好像經過了一番浸泡,這份浸泡讓你覺得自己現在就是百分之百的陝北人。有了這自信再上台,就夠了。”開機後沒多久,一天,何冰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向鏡頭,突然有了種“我要來啦”的感覺,“非常輕鬆、非常自由”,那就是自信的時候了。

《白鹿原》一共拍了8個月,作為一部大戲,算是準時交稿,“而且質量還不錯”。提到現在一些電視劇趕工、搶活的問題,何冰認為都是前期準備不充分的原因。“沒有任何一組人馬拍一個戲是想成心拍快了,成心拍次了。”他說,“我老說所有事情咱先在房間里喝着茶,抽着煙把它解決了。不行!大家非要到現場去點燈熬油,餓着肚子吹着風,拍到最後幾個月都急了,演員也覺得這戲沒什麼前景了,最後肯定出問題。”

他拿前年上映的電影《十二公民》舉例,該片改編自美國經典電影《十二怒漢》,講述了一個由富二代殺人案引發的法庭爭論,何冰飾演一名檢察官。“我們找了一酒店,12個演員圍在那兒模仿現場,對了大概倆星期的台詞,這倆星期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開拍時,每天九十點鐘才開機,下午四五點鐘就拍完了,出來效果還不錯。”

“現在人們老是偷換一個概念,就是把辛苦當創作了。創作是辛苦的,但辛苦可不是創作。劇本沒那麼好,活沒那麼齊,前期準備不充分,一天拍18個小時也沒轍。”

永遠保持對表演的敬畏

何冰有一句口頭禪,愛說“我們這一行”。

“我們這一行開機就像打仗,一旦開戰了,一意孤行就這麼辦。”

“我們這一行就這特點,小組賽成績不帶入複賽,這回演得還行,下回指不定就折了。”

“我們這一行,還是折的多,成的少。”

……

他為自己是“行”里人而驕傲。

八九歲時,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要做個演員。那時候還沒有春節聯歡晚會,過年時人們看的是上海電影演員劇團辦的“迎新春聯歡會”。何冰守着家裡12英寸的黑白電視,看着屏幕上孫道臨、趙丹穿着西裝,彈着鋼琴,唱着外國歌,羨慕得不得了。“我的天,那時候表演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他們那種浪漫的生活方式嚮往極了。”

但浪漫這東西,是勝者為王敗者寇,成功的人叫浪漫,不成功就是矯情了。何冰怕說早了讓人笑話,從沒和別人透露過自己的小心思。高考時報考中央戲劇學院,他瞞着家裡人,找小姨借了5塊錢,騎着車、翹了課就去了。

那是1987年,北京人藝第一次在中央戲劇學院設置“人藝班”,考官陣容空前強大。在戲劇學院頂樓的小劇場,台上大幕緊閉,台下坐着幾十位“老頭”“老太太”。何冰就在台上呆站着,身邊的考生全說自己嘴巴干、感冒了、喉嚨癢,不停亂走,神情嚴峻。他偷偷拉開大幕一瞧,嚇傻了,《茶館》的主演全來了——于是之坐在正中間,戲劇學院的院長徐曉鍾陪着說話。何冰心想,這就是王利發!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演員的氣派。

讀大學時,何冰又一次見到于是之,是在人藝三樓的排練廳,以“人藝班”學生的身份近距離看了一回大師的表演。“那次是話劇《太平湖》聯排,我們就坐在前面地上,比頭一排演員的座位離舞台還近。”他看到于是之扮演的老舍上台,拖着拐杖,倒背雙手,沒有台詞地緩緩走來。

“我剛能看清他臉的時候,就聽見後面傳來低低的哭聲,回頭望去,不是呂中就是金昭,反正是一位老阿姨,泣不成聲。”現場不知誰說了一句:“哎喲,老舍先生的魂兒回來啦!”何冰對那個場景記憶猶新,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演員的魅力。

浪漫、氣派、魅力,構成了何冰對演員這個職業的期待,只是他沒想到,期待之後竟是漫長的等待。1991年中戲畢業,何冰在人藝坐了多年板凳。那些年,他閑來無事就到劇場看戲,沒戲看就看書,有次看到勞倫斯·奧利弗(英國著名導演、演員,曾憑藉電影《哈姆雷特》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故事,說的是奧利弗成名之前帶着劇團演《哈姆雷特》,演到哈姆雷特死後他躺在那兒,太累就睡著了。迷糊中,奧利弗聽見有人說:“這演員真差,死人都演不好。”那時他意識到,演員如果自己不投入、不享受,就無法感染觀眾,觀眾也不會買賬。這個故事對何冰影響很大。

當時在人藝,于是之是領導,不演戲了,“他說內行人做了領導,就變成兩個外行人了”。真正頂起人藝的台柱子是林連昆。“我們年輕人一見到林先生,立馬就起立。《狗兒爺涅槃》《天下第一樓》《鳥人》都是把我們看傻了的戲。”1993年人藝排話劇《鳥人》,何冰在裡面演一個叫“黃毛”的小角色,不到7分鐘的戲,“但我目睹了心目中最偉大的一場排練”。當時,林連昆進組晚了一個月,之前一直由別人代替他對詞,“可是他一上場,不光直接丟本,出來的效果彷彿他一直和我們排練一樣。而且三爺(林連昆飾演的戲中主角,是個票友)的唱段他唱得有模有樣,大導(即林兆華)聽了合不攏嘴——後來我才知道,林先生以前一句京戲不會,甚至五音不全。”

在何冰坐板凳、跑龍套期間,同班同學徐帆、胡軍、陳小藝都已經走紅了,他常常心裡想着林連昆安慰自己:林先生47歲才演主角,還不是什麼正面人物(《左鄰右舍》里的反派),不照樣成了一代大師,我着什麼急?!

2009年6月,《鳥人》復排,導演依然是林兆華,但林連昆已經演不了戲了,何冰升級為主演,接替了偶像的角色,成為新“三爺”。“不敢演啊”,他說,“一推再推推不過,最後才大着膽子上了。”1個多月後,新版《鳥人》首演,座無虛席。

至今,許多話劇迷對北京人藝的感情依然濃烈——親切、敬重、崇拜。何冰也時常思考,為什麼人藝能成為一個文化標籤?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人藝始終有自己的一套表演體系,京腔京韻”;二是不論什麼戲,人藝堅持用中國人“聽得懂”的話表達出來,他們也演過不少國外大戲,但從翻譯到表演全都徹徹底底本土化;三就是人藝的演員,永遠保持對表演的敬畏,對職業的謙卑。濮存昕、宋丹丹、何冰,這些大咖不論在外名氣多大,片酬多高,回到人藝,沒有助理,沒有高價,老老實實排練。“我們平時也會怨天尤人,說這待遇太低了,演這麼多是為了什麼?可是真到了排練廳,一切就全撂下了。”再市儈的念頭,再不饒人的嘴皮子,再渾不吝的態度,到了舞台上,就只剩下戲痴——這就是把演戲當作天職的人。

何冰說,他仍然不敢看自己演的影視劇,因為覺得“不行”。“我老覺着自己一般,可能樹立的英雄太高了,就是想像我們北京人藝的那些老藝術家一樣,於先生、林先生、朱旭先生……但是顯然,目前我還達不到那個狀態。”

“我也有物慾,但抵擋它的能力越來越強了”

導演徐昂和何冰合作過許多次,最著名的當屬話劇《喜劇的憂傷》和電影《十二公民》,前者2011年票房破千萬,創造了北京人藝60多年歷史上的紀錄。“排練時這部劇1小時55分鐘,正式演出是2小時15分鐘,整整20分鐘都是觀眾在笑,我們等着。”徐昂評價何冰:“冰哥很單純,但內心有恐懼。他的單純和恐懼包裹在對事物特彆強烈的看法裡面。外人看來他特別明確,實際上他內心裡可能不完全是。”

何冰回應:“他說得很準確。”

恐懼從何而來?因為他高中是重點班裡成績最差的那一個;因為他在中戲雲集的帥哥美女中“顏值欠佳”;也因為他曾看着好友走紅而默默羨慕,即便是淡定如何冰,也有耐不住的時候。“說真的,我沒有那麼堅守,別把自己說那麼偉大,對物質我也有慾望。年輕時經常是為錢拍戲的,物價那麼貴,你得生活,得買房子,然後娶媳婦。”他與妻子是初中同桌,1999年,兩人畢業20年後再見面,吃過三頓飯後她對他說:“你娶我吧?!”何冰說:“好。”兩人便定下了婚約。主持人金星稱這是“北京人談戀愛特有的洒脫”,何冰卻笑稱:“嘴上應得乾脆,心裡直打鼓,沒錢啊。”

那時,他在人藝的舞台上已經有了些名氣,1996年演過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後機會更多了。“當時我處在一個特別希望被委以重任的心態,希望能讓觀眾認識我,舞台能接納我。”2001年,何冰出演電視劇《空鏡子》,這部劇通過講述一對姐妹的愛情故事和人生軌跡展現了北京城裡的世事變遷,被稱為近30年來中國最有代表性的電視劇之一。何冰飾演妹妹孫燕的丈夫,生動演繹了一個男人的小氣、多疑,導演楊亞洲稱讚他在劇中的表演“堪稱載入中國電視劇史”。

但演慣了這種帶着點小機靈、小狡猾的市井人物,何冰也很想突破這種形象限定,2005年,他接了央視大戲《大宋提刑官》。沒想到一炮而紅,收視率一度超過《新聞聯播》,大概是央視除了《亮劍》外復播率最高的一部電視劇,成了大批“90後”的集體記憶。如今何冰在Acfun、Bilibili等視頻網站的彈幕數量遠遠高於同輩,很大程度上就依賴於正到不能再正的宋慈大人。

“我絕不標榜說自己是在藝術上多麼篤定的一個人,但是隨着年齡的增長,隨着能吃上飯了,我抵擋物慾的能力越來越強了。如果劇本特別爛,就是真給錢,我也不會去。因為這是我特別熱愛的職業,如果它變成買賣了,我還真有點接受不了。”所以這兩年,何冰的產量不高,因為愛惜自己的羽毛。“我判斷角色,最簡單的是我演出來是否有趣。如果這個我束手無策,那就受罪了,何必呢?”

他挑戲,至於什麼是“好戲”,在何冰的判斷里,只有一個標準,“好戲只面對一個東西,就是人,人心和慾望。人無非是有這麼幾個矛盾:跟社會的矛盾,跟他人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我們跟自己的矛盾,最談不妥的就是這個。”

何冰也幻想過做導演,“可自知之明告訴我還得再等等”。於是當下,演得爽才是最好的犒賞,選擇《十二公民》《白鹿原》皆是因此。

何冰說起2009年自己主演《窩頭會館》時的一個故事。這部話劇講述了北平解放前夕一個四合院里的荒誕事,一場演出最後,何冰把手裡的酒瓶砸出去,撲倒在地,結果酒瓶碎了,在他手上剌了個大口子。“血濕了整個袖子,丹丹姐都要齣戲上來扶我了。”他卻站起來,坐在台上心無旁騖地繼續說著台詞,說了3分鐘。戲結束後,包紮完回到家,他心想:那真是人戲一體的3分鐘,因為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再去抖機靈了。第二天再演同一齣戲,卻再也沒了昨天的狀態。

他說:那種感覺,真想再經歷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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