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普照》的基本運作其實非常簡單，在這個意義上它毫不新鮮：它關於象徵債務的償還。
電影前段展示每個角色間的衝突，鋪排他們的債務經濟關係，然而這個債務關係是糾紛中的。因此真正啟動電影的是阿豪的死：它判決「父親」阿文欠下一個對「兒子」的象徵債務的關係。然後「兒子」阿和出獄被過去的同夥菜頭纏上，「父親」就透過殺死菜頭拯救阿和，還了對「兒子」所欠下的象徵債務。
這是電影的主幹，在這個意義上，小兒子阿和償還他自己的象徵債務（他當年傷害黑輪、讓小玉懷孕、「背叛」菜頭所欠下的象徵債務）的整個類型通俗劇，只能算是一個配角，一個支線。鍾孟宏所做的，不過是在通俗劇上撒上了社會寫實的肌理，而我們不得不說它非常成功，它給予了每一場戲，尤其是阿和的整個輔育院及其後的經歷，一種澄澈而本真的緊握，而幾乎每一位演員都因此給出了他們最好的演出，純熟而精鍊。
問題是什麼？問題是阿豪的死在電影中是一個功能性的存在，這個死亡是為了讓「父親」獲得贖罪機會的樁腳，一個工具，而電影對於阿文的還債與阿豪的死本質上的毫無關係，幾乎可以說是無法再更顧左右而言他的了，好像它想塞給這個父親一張贖罪券的激情是如此難以抑制，以至於電影在阿豪被丟下樓之後就以最快的速度將他忘記，它甚至是如此恐懼這個贖罪券沒有被成功地送達它的目的地，以至於阿豪還得要以善鬼的形式在夢中給予這個父親最大的諒解。
關於台灣電影的慣常說法「表面上的某種悲歡離合，其實是為了服務揭露什麼什麼社會議題的需要」因此是一種錯誤的取徑（false approach），因為在更多的時候至少在《陽光普照》這裡，相反的才是真的。不是「表面上的某種悲歡離合，實際上是為了服務揭露什麼什麼社會議題的需要」，而是「表面上的社會議題大會串，實際上服務了某種悲歡離合的需要」。
因此我們應該考察的是這個精神狀態內部存在着怎麼樣的符號功效（symbolic efficiency），為什麼阿豪的死「冥冥之中」促成了阿和和父親的一根煙？這「冥冥之中」就是「溫情主義」對世界的扭曲，是「家庭秩序」或者說「溫情主義」死活賴活的對世界的挾持，將「障礙」轉化為自己「繼續向前」（ move on）的慾望，在這個意義上它完全是淫穢的。
阿豪因而在死後淪為一個任其擺布的符號籌碼，為父親虛假的象徵「贖罪」鋪路，最終目標是確保「溫情主義」的慾望再生產不至於分崩離析，免除我們面臨世界毀滅的恐懼，以至於「繼續向前」。這是為什麼父親從反英雄，到最後揭露自己的「犧牲」迎來妻子琴姐的擁抱的那一刻，變成了悲劇英雄，他拯救的不是下一個阿豪，而是溫情主義。
這不只是一個致命的缺陷之類的東西，這是電影暗渡陳倉對其自身的背叛。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鍾孟宏對它的可疑並非沒有戒心，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竟然僅止於設立一些頂多稱得上是「道路減速墊」的東西作為其應對措施，諸如父親在駕校結業式上逐漸冗長的演說，電影試圖透過讓它戛然而止所製造的荒謬感，或者是夫妻之間充滿同情的數落兩句，對「繼續向前」進行某種徒勞無功、虛晃一招的防禦，他們實在很難跟鍾孟宏過去扮演警覺性功能的黑色幽默橋段相提並論，在這裡比較像是發酸的牛奶。
但等一等，難道阿豪的「遺書」不正提供了我們真正抗衡這種淫穢的終極防禦甚至是攻擊，也就是阿豪對片名「陽光普照」的雙重詮釋：陽光不是溫暖的擁抱，而是一種全能律法的淫穢。這個雙重性，難道不正理應是「陽光普照」的重點？
然而正因如此，這更讓電影的後半段對自身可能雙重性的毫無所悉乃至徹底倒退令人匪夷所思，好像電影如此無法面對自己所發現的關於自身的真相，以至於馬上就在歇斯底里的哭泣之後將它壓抑下去。不要問阿豪為什麼死，更不要擔心他會來跟我們要什麼我們不能給的東西，他會體諒我們！他甚至要來拯救我們！幫父親與阿和的和解呢！不，這就是淫穢。是我們想要釋放焦慮的慾望，被偷渡進阿豪的回歸里，電影在滿足我們的慾望。
如果電影當真將阿豪的過度善意視作為他痛苦的自我貶低，作為他在無處可逃的淫穢下的某種受虐式的零度反抗（透過完全展示自身的受虐來讓大他者感到焦慮），電影讓他以賺人熱淚的方式歸來，並成功促成了家庭秩序的修復，就是一個令人作嘔的吃干抹凈，是對他淫穢的終極奴役，因為它支配的甚至不再只是阿豪的肉身，而是阿豪（的死亡）的符號效力。
我更覺得那種論調：「但是偷偷地，因為這樣或那樣的細節，電影難道不其實正是在批判自己在表面上所呈現的東西嗎？」，影評人皆樂此不疲地熱衷於此，完全是自我催眠式地錯過了重點：「難道阿豪過度體諒的歸來不正是電影偷偷地在批判眾人對阿豪的支配嗎？」、「難道這不是保留給觀眾自己思考？」、「難道這不過是角色類型化嗎？」。它正令人想起那個關於手推車和警衛的故事：警衛懷疑工人偷竊，天天檢查工人的手推車卻空無一物，最終發現工人偷的正是手推車。影評人們在用探針細細嗅聞每一個被肢解的影格中的細節試圖找出它一層又一層令人驚嘆的隱藏真相時，正正完全錯過了關於它的表層形式本身的最顯而易見的一個真相：電影完全把阿豪鬼魂的歸來和阿文揭露自己為子付出的最後的救贖當成一個洗滌人心的本真感人的時刻。
這些論調不只太容易地讓我們擺脫困境（let us off the hook），更完全輕忽阿豪這個形象的空洞遠遠更傾向於讓電影的態度危險地過度到居高臨下的同情（condescending），就像議題電影常見的那樣，在這個意義上黃榮升的《小美》才是完全失敗地最糟糕例子。另外《陽光普照》的此一設計的附帶效應是，它讓電影顯然傑出與熟練深思的關於阿和的另一半（儘管很難說它是獨特的，它有它自己的問題，但這已經是另一個題目）處於一種半可疑狀態。我甚至覺得它限制了父親的可能角色深度發展，因此更不應該誤以為我們應該要將所有廉價的怒意都發泄在阿文身上，阿文只是無能。
整個後半段在這個意義上也因此被賦予了功能性的任務，它是電影與觀眾共謀的一場力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的狸貓換太子，通過一個最能激起泛濫情感的類型通俗劇，通過觀眾對阿和獲得完滿家庭生活的盼望，轉移觀眾的思考至一種純粹的激情的滿足，透過引介另一個阻礙（菜頭）並將它偽裝成唯一重要的阻礙，順理成章地讓父親去消滅這個阻礙，提升父親至殉道「悲劇犧牲」的位置，以拯救並滿足我們對「家庭秩序」或「物歸原處」的信仰，而這個信仰，被實體化為阿和的新家庭，以及阿和與母親終於迎來的本真時光。
整個後半段，就是為了讓我們逃避真正的阻礙——阿豪的死亡所構成的阻礙——所精心設計的嗎啡，我們滿足了，所以我們回朔性地賦予電影對阿豪之死模稜兩可的「反思」以及對它的穿越正當性，至此電影完全成為自己宣稱所要反對的，全知全能「家庭秩序」的淫穢，而這個運作機制最下流的地方，就是用表面上的自我批判來達到重新肯認自身支配正當性的目的。
因此當歷經劫難的阿和邀請母親一起在撒落的陽光下騎單車時，溫情主義就宣告它的勝利了。我們遠遠不該在柯淑卿望向太陽的惆悵中投射自己關於「陽光普照」的雙重性依然存在的一廂情願的不安，而應該面對以下這個殘忍的事實：電影是真實的逃避了。我甚至覺得說這顆鏡頭是電影在一個「佛洛伊德式錯誤」（Freudian slip）中透露出的對自身的慚愧都十分可疑。真正在銀幕上發生的，是阿豪的死被完全化作為「世界運作的不可逆反的規則之一」，因此這顆鏡頭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減速墊的效果，而是對溫情主義的俯首稱臣。如果這裡還有任何鐘孟宏招牌的雙重性企圖那也只剩下奄奄一息的一種。我甚至覺得試圖玩弄「陽光普照」片名的某種佛學式的神秘意味的意圖，到了電影的最後是一種狡猾。
我遠遠不覺得持續嘗試拍出《第四張畫》、《失魂》和《醫生》的鐘孟宏因此就成為了溫情主義的擁護者，事實上我甚至覺得鍾孟宏拍攝這部電影大概正是源於對溫情主義的反感。然而正因如此我們應該大方承認鍾孟宏確實是碰到了他的局限，《陽光普照》雙手一攤「一切皆如此」卻又難以保持自己所宣稱的清醒以至於在溫情主義的威脅利誘下被瓮中捉鱉，不是鍾孟宏的勝利，而是倒退。這也讓我比較悲觀地認為，《陽光普照》表現的是台灣電影碰到了溫情主義的「事件視界」（event horizon），在溫情主義的潛移默化之下我們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要我假設鍾孟宏所碰到的問題的話，我會說他似乎是錯誤地將自己的框架（framing）理解為現實的極限，或者是我們太過習於給予一種太過簡單的議題臉譜化正當性，以至於將高材生一而再再而三跳樓的社會現實空虛化為阿豪的中空形象被理解為唯一可能的取徑，這才是為什麼電影只能借一個「司馬光寓言」動畫、一個關於「陽光普照」的遺書和溫貞菱在告別式上抽噎的注釋來回碩性地定義阿豪，同時遮遮掩掩地保持一種表面上的模稜兩可，卻又同時讓一個顯而易見是過度膚淺的預設答案呼之欲出，以至於它最後反而複製了阿豪對「陽光普照」雙重性的詮釋所要提醒我們引以為戒的東西。然而問題或許應該是，這個框架本身最初就是錯的。這個令人反胃看似是思考怠惰的背後，其實是一個關於無能的焦慮。
非常奇怪看見一部宣稱將自己奠基於對意義系統失靈的反思的電影，最終用一種最過量（excessive）的方式意義爆炸。《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這段提醒在這裡或許會是有用處的： 「意識不喜歡把死亡思考為絕對的虛無，絕對的虛無是無法被思考的。而如果說生活的負擔落回到留在世上的人，對他而言，死者的境遇似乎要好一些。遺族在其親屬死後用以重新組織其生活的方法，祭拜死者的繁複儀式，或更好說是把遺忘給合理化的世故做法，是鬼神信仰的現代翻版，該信仰以揚棄的形式殖生為招魂術。唯有我們完全意識到死亡的恐懼，才能夠和死者建立正確的關係：和他們合而為一，因為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同樣的境遇和絕望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