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經典老片《海上鋼琴師》修復版上映，許多影迷都迫不及待去影院打卡。
這部拿獎無數的電影，講的是一個被命名為“ 1900 ”的棄嬰，在一艘遠洋客輪上成為鋼琴大師的傳奇故事。他一生都沒有離開也不願離開這艘船。最後，當報廢的船終於要退出歷史舞台時，他選擇了和船一起葬身火海。這個結尾讓很多觀眾都飆淚了。
1900 是一個虛構的角色。但他不願棄船而去的決絕，總讓我聯想到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那就是猶太裔奧地利作家斯蒂芬 茨威格。
茨威格的終局，大家都知道：二戰爆發後，因為猶太人的身份，他流亡到巴西，在 1942 年 2 月 22 日，和妻子一起自殺結束了生命。
正如人們覺得電影里的 1900 明明可以選擇下船一樣，若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處在 1942 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的茨威格，似乎也沒到窮途末路的境地。
首先，他沒有像無數同胞那樣被關進集中營，受盡非人折磨。其次，雖然他流亡海外，但因為作家的身份，他在巴西還是受到了一定的禮遇。在財務方面，他也是寬裕的，即便戰時也能衣食無憂。還有他的著作，雖然在德語世界成了“大毒草”，被納粹黨付之一炬，但畢竟還有其他語言的譯本在多國發行。簡單說來，若要比慘，他肯定不是最慘的。
今天的我們，甚至會馬後炮地反問：1942 年，距離二戰結束只剩三年了，為什麼茨威格就不能再忍一忍呢？熬到勝利就好了呀。
殊不知，在當事人心裡，事實就是鐵一般的：不能忍。每個人心裡，或許都有一條不願下去的“船”。
茨威格的“船”，從 1881 年 11 月 28 日啟航。一百三十八年前的今天，他出生在維也納一個生活富足的猶太家庭，父親是紡織工業家，母親則出身於開銀行起家的布雷陶厄爾家族。他在故鄉完整地接受了老式的精英教育，然後在 19 世紀的最後一年，摔上了舊時代的大門；在跨入新世紀的同時，也跨出了國門。
他選擇去德國柏林讀大學不是沒來由的。1900 年的柏林，正從一個王國首都向世界城市過渡，每天都有新鮮的事發生。大學期間，他在巴黎、倫敦各地漫遊，幾乎走遍了歐洲，廣泛結交不同國籍、說不同語言的朋友。
在 1910 年和 1912 年，他分別去印度和美國旅行。要知道，那可是一個世紀以前！當時的人普遍比較節儉，活動圈子不超過本國，能去海外旅行的人，無論身處哪個階層，都算另類。從印度回來，他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將歐洲看成這個世界的永久軸心”；而美國，是他受沃爾特 惠特曼感召而去的“躍動着新韻律的土地”，代表一種“即將降臨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
可以說，早在 20 世紀初，茨威格就已經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即便放在高呼全球化的今天來看，他也是個最拉風的青年。難怪西方評論界將他譽為“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人”“歐洲的世界主義者”。他早早就感知到歐洲應該是一個多民族融洽的共同體，並且不是作為有野心的政治家，而是作為一個精神獨立的知識分子感知到這一點。
很多年以後，茨威格回憶起自己三十二歲的那一年（ 1913 ），寫道：“在我目力所及的範圍，一切都顯得那麼平坦和光明。”然後，時間就到了 1914 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撕裂了一切，他風和日麗的前半生，也就此翻篇。
青年時期的茨威格
一戰發生了什麼，歷史書上都有記錄，毋庸贅述。重點是一戰期間，茨威格清醒地讓自己遊離在了時代狂潮之外。體檢不合格，讓他免去了服兵役，萬幸地不用上前線“拿刺刀扎進俄國農民的肚腸”。他也不願像許多作家那樣，為本國參戰的正義性搖旗吶喊，寫一些刻意拔高的宣傳文章。他堅持認為自己“從一開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這是他給自己定的“人設”。他在戰爭檔案館找了份閑職，業餘時間不停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反對戰爭，宣揚和平與人道主義。“和平”在當時可不是什麼主旋律，為國家流血犧牲才是。總之一戰伊始，他就已經不合時宜地致力於未來的相互理解，認為歐洲知識分子之間需要建立紐帶並為此付出努力。
最可貴的要數他和羅曼 羅蘭的深厚友誼。羅曼 羅蘭是法國人，在一戰中，法國和茨威格所在的奧匈帝國是對立的。但他們的友情沒有成為時代的炮灰，在精神上，二人始終是同路人，反而由此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通信。
羅曼 羅蘭
也許正是因為當別人都在發燒、狂躁時，茨威格選擇了回歸自己的內心，重新審視世界、人性，所以在一戰結束後的十年里，他可以很快地、平靜地回到自己的書桌，迎來了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高峰期。他最暢銷的作品，大多寫於這一時期。
《三大師傳》開啟了他傳記寫作的成就之路；《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成為所有學校都在讀的作品，很快就突破二十五萬冊的銷量……他的每一本書，在德國發行的第一天就能銷售出去兩萬冊，這還是沒有在報紙上刊登任何廣告所達到的成績。法國、葡萄牙、阿根廷、挪威、芬蘭、中國等幾十個國家的出版社也紛紛向他伸出橄欖枝。當他看到日內瓦國際組織“知識界合作”的統計數字時都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當時被翻譯得最多的作者。
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茨威格的傳記作品《羅曼 羅蘭》就已經被譯介到中國。不過中國大眾最熟悉的茨威格作品可能還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曾經被改編為同名電影，由徐靜蕾導演。
然而，1933 年希特勒掌權後，茨威格一夜之間成了納粹黑名單上的作者，只因為他是猶太人。一戰期間，他尚有發聲的機會，但這一次，他被剝奪了在德語世界發表作品的一切權利。
1934 年，茨威格移居倫敦。1938 年奧地利淪陷，昨天他還是消費外匯並納稅的外國紳士，今天就成了要申領無國籍者護照的“難民”，一種所有國家都不會給予充分信任的低人一等的人。最沉重的一擊來自 1939 年 9 月，就在他和第二任妻子登記結婚之際，德國入侵了波蘭，二戰爆發；兩天後，收音機告訴他，英國對德宣戰。這個從來沒有歸屬過德國並且早就被德國排擠出去的奧地利人，忽然強行劃歸為德國人，又被推到了英國的對立面。
政客們大筆一揮，茨威格整個一生奮鬥的意義就變成了荒謬。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這種幻滅感：“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備受摧殘的感覺，清醒地睜着眼睛踏入虛空當中，知道自己無論在哪裡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間再被趕出來……我內心最深處的任務，四十年來我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歐洲的和平統一——全部成了泡影。”
1941 年遷居到巴西後，茨威格也沒能就此逃離歐洲以及對歐洲的憂心。技術帶來了信息的同步，對他無異於一次次的補刀：南美洲的報紙能在第一時間讓他得知老友被暗殺的消息；遠隔重洋，他也能在收音機里聽到希特勒發瘋似的演說。巴西的陽光充沛而燦爛，但那一年的茨威格已經六十歲了，他太累了，無法想象自己還能再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茨威格和妻子在彼得羅波利斯服藥自盡
走到人生邊上，茨威格依然筆耕不輟，在巴西完成了自己的最後幾部作品，包括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他以莎士比亞《辛白林》中的句子作為這部回憶錄的題記：“讓我們泰然若素，與自己的時代狹路相逢。”
在與自己的時代狹路相逢時，茨威格到底算不算泰然若素呢？可能樂觀主義者覺得他選擇自殺，不夠泰然若素；在評論界，說他是“怯懦的知識分子”的，也確實大有人在。而悲觀主義者則會覺得，在選擇自己的歸宿上，茨威格是泰然若素的，怯懦是因為自知恐懼，主動留在自己的精神之船上，確保自己不因為迎合而陷入瘋狂，這是不殘酷者的共性。
在韋斯 安德森自編自導的著名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中，男主古斯塔夫從造型到精神氣質都神似茨威格。
“人生的真正軌道由內在力量來決定。不管我們的人生道路看起來如何混亂而無意義，偏離了我們的願望，它最終還會把我們引領到我們那看不見的人生目標。”在為他人作傳時，茨威格似乎一早就預言了自己的命運，雖然他自己未必意識到。不難發現，他對失敗者情有獨鍾，最成功的作品幾乎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即“失敗者在靈魂上的優勢”。
以《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為例，光看書名，怎麼都應該是一部“明星大全”或“成功學指南”之類的書；實際情況卻是，除了寫列寧等人的個別篇目，這幾乎就是一部“炮灰列傳”。但茨威格用自己的文字重新解讀歷史的偶然與巧合、人性的各種可能，讓失敗者和勝利者一樣被歷史銘記，甚至比勝利者更有光芒。
《布達佩斯大飯店》在片尾字幕上打出
“靈感來源於斯蒂芬 茨威格的作品”，
曾讓很多鐵杆“茨粉”潸然淚下。
大浪淘沙，茨威格的書會留下。
想看就點我吧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
[奧]斯蒂芬 茨威格 著
高中甫 潘子立 譯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是奧地利傳記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歷史特寫集，收入歷史特寫十四篇，揭示人類生命進程中，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一個民族的存亡，甚至整個人類命運走向的“關鍵時刻”。作者用十四幅精彩的人物畫像將這些歷史玄妙的瞬間延長、放大，使我們能夠讀到奇特命運下個人的遭遇和心靈，他們或成功或失敗，或輝煌或黯淡，或激情或絕望，但都憑着發現、創造與拼搏，構成了象徵著人類信仰的閃耀群星。
國家統編語文教科書七年級下的課文《偉大的悲劇》即節選自本書中的《南極爭奪戰》（一譯《奪取南極的鬥爭》）一章。
《三大師傳》
[奧]斯蒂芬 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譯
《三大師傳》由巴爾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傑出的文學大師的傳論組成。作者茨威格通過對傳記對象內心世界的分析，解讀其作品風格形成及命運遭際的必然性，塑造了“一個巴爾扎克人物，一個狄更斯形象，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既是19世紀“獨特的偉大小說家傳記”，也是一部獨具特色的“小說家的心理學”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