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到1986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跟随吴贻弓导演，拍摄《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完成了从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的从业过程，为日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师从吴贻弓导演，是我此生的幸运。
他从不好为人师，但却是我此生最好的老师。吴导话不多，但一旦开口往往值得我铭记一生。他曾经对我说：真不知为什么，我是那么喜欢电影……
吴贻弓导演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等待20多年后才执导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在离电影渐行渐远的岁月里，他从未改变那颗为电影而坚守的初心。没有机会拍电影，他就在纸上“拍电影”！他看小说，把章章节节分成电影镜头。他知道电影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也是吴贻弓老师给我上的让我受用一生的第一课：热爱电影。
在跟随吴导拍摄三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只见他发过一次火。那是在拍《城南旧事》现场，小英子和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宋妈离别，一头是毛驴驮着宋妈，一头是小英子趴在马车后面目送，两人相背而去，从此天涯。此段是影片的精华情节。突然，吴导大声叫了起来，高高举起手中喝茶的玻璃瓶，重重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原来是为了一根缰绳。事前吴导曾叮嘱：这是富人家包用的马车，缰绳必须考究。前几天就是因为道具只准备了一条普通麻绳而没拍。他的身体因气愤而微微颤抖，我走到他身边，想安慰他，却听他说道：你们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电影！他发火不是因为自己身为导演的威严，而是为了心中神圣的电影！正是这份敬畏与虔诚，使他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喊出“电影万岁”的电影艺术家。
我从未见过吴导得意忘形，却见过他面露茫然。1984年初冬，南方罕见地下了大雪。为拍《流亡大学》，吴导带着我去杭州收集素材。一天晚上，他接到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的长途电话：明天上午九时必须到上影她的办公室。吴导说能否缓一天，现在连车票都买不上了。丁书记答：就是买站票也得回来。当晚，我们确实是站着回来的。在车厢连接部，吴导抽了好多烟。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会是什么事？他喃喃地说：这事终于来了。他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虽然吴导暂别导演岗位，但他依然在为电影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他曾说：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电影节。因此，他主导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 ，迄今已举办22届，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声望，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地位。
吴贻弓导演对电影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这种深厚是以大气磅礴为底的大而化简，一语道破，一针见血。他告诉我：导演就是一个用镜头说话的讲述者。一个优秀的讲述者，可以把平淡无奇的事讲得绘声绘色、动人心魄；反之，会把本来妙趣横生的事讲得平淡无奇、苍白无力。
他告诉我：改编一篇小说，必须把原有文字所构建的优势打破，用电影建立起全新的电影优势。
他告诉我：电影的思维是电影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独立思维，电影不是文学的亚种，不是绘画、摄影、戏剧的延伸，电影就是电影，必须确立电影的思维。
他告诉我：凡是在银幕上“有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表演，都是虚假的表演。一如生活中，凡是故意想要引起别人注意的表达，除非特殊需要，一般都是做作的。
正是秉持这份“电影的思维”，他拍出了极富电影特性的经典之作——《城南旧事》。这是一部把离别的哀愁与相思表现到极致的影片，用散文诗的形式，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把生老病死、生死别离表现得诗意盎然，动人心魄，化大气磅礴为云淡风轻，这样的大作以前未曾有过，体现着吴贻弓先生的人格与风骨。
师从于他，给他当助手，他却始终与我君子相交，以诚相待。在拍戏的日子里，即便我因经验不足而犯错，他也从不责备，他尊重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从这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里，我读懂了“教养”的含义。
他不太爱说话，但，什么话我都敢对他说。 最后一次见面，是他的新书签赠，他给我签完字，看着我突然说：“海洋，我们在一起拍戏的日子真开心”……
恩师西去，乘愿再来，来世我还给您当助手，一起拍电影。（江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