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政治脱口秀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体形式，在北美和西欧地区以其幽默和讽刺的风格吸引大量受众。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电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本文以欧美电视政治脱口秀为焦点，探讨政治脱口秀的发展历程、作用机制和名人塑造范式。研究认为，电视政治脱口秀凭借情绪管理、社会互动与身份识别的三重效应来影响和吸引观众；主持人凭借其专业知识、鲜明风格和明确立场来塑造个人与节目品牌。政治脱口秀从大屏到小屏的传播形态转换，也助推了主流媒体网红主持人的诞生。
【关键词】 政治脱口秀 主流媒体网红 情绪传播 身份认同
作者刘勇亮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活跃着一种独特的政治节目形式——电视政治脱口秀。政治脱口秀又被称为政治讽刺（political satire）或政治幽默（political humor），主持人以批判、戏谑的风格与口吻对政治和时事进行评论和解读。可以说，政治脱口秀是对严肃政治的一种娱乐化的解构与再现，在传达政治观点和信息的同时，以娱乐化的修辞手段来表达政治诉求。
过去几十年间，政治脱口秀节目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虽然其以幽默和讽刺的风格吸引了受众的注意，但事实上它不仅仅是娱乐的手段，也逐渐发展成为公众获取政治新闻的重要渠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众多政治新闻途径中，美国公众更倾向于从“每日秀”（the daily show）和“科拜尔报告”（the colbert report）等政治脱口秀来获取新闻。美国18岁-29岁的年轻人中，有47%在大选投票决策中受到政治脱口秀的影响。可以说，电视政治脱口秀在西方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
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也伴随着节目的走红收获了观众的喜爱，脱口秀主持人也在节目之外成为诸多关键议题的意见领袖，甚至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名人网红。本文聚焦西方电视政治脱口秀这一节目形态，回顾脱口秀节目的发展和现状，分析脱口秀节目的作用机制，探究脱口秀主持人的个人特点与名人效应，为中国主流媒体网红的培养机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政治脱口秀与网红主持人
西方的电视政治脱口秀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电视进入欧美民众的家庭，脱胎于政治辩论的政治脱口秀凭借其幽默、讽刺的独特风格，有别于传统、严肃的新闻节目，受到更多观众的追捧和欢迎。伴随着政治脱口秀节目的发展，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也成为电视媒体时代欧美国家的名人，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1951年，全世界第一档电视脱口秀在美国开播，节目主持人乔·富兰克林（joe franklin）也因创办和主持这档脱口秀形式的电视节目而闻名。1954年，另一档政治脱口秀节目《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在美国nbc电视台开播，迄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登上“今夜秀”，该节目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邀请现任总统作为嘉宾的深夜脱口秀节目。爱尔兰的“深夜秀”（the late late show）开播于1962年，是电视史上播放时间第二长、欧洲播出时间最长的脱口秀节目。
电视政治脱口秀诞生七十多年来，不同节目的主持人也成为主流媒体中活跃的“红人”。美国“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2018年获评《时代杂志》（time）“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而诺亚更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名字是“崔娃”。2019年，崔娃在节目中讽刺美国打压华为的行为，该节目片段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疯传。除了崔娃之外，“今日俄罗斯”美国频道（rt america）的政治脱口秀“今夜编辑”（redacted tonight）主持人李·坎普（lee camp），因在节目中讽刺美国的种族和人权问题而备受关注。除了美国之外，荷兰公共广播npo的“鲁巴赫周日秀”（zondag met lubach），英国bbc的“模拟一周”（mock the week）和“新闻问答”（have i got news for you）等政治脱口秀节目，都在所在国家广受欢迎，这些节目的主持人和嘉宾也因此而为人所熟知。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网民们的关注和支持，成为从主流媒体走出的网红。他们利用自己在主流媒体平台积累的知名度和声誉，实现了网络空间的影响力转化。例如，美国nbc电视台“今夜秀”（又译《吉米鸡毛秀》）主持人吉米·法伦（jimmy fallon），在推特上拥有超过4000万粉丝，远高于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3500万粉丝。荷兰政治脱口秀“鲁巴赫周日秀”主持人鲁巴赫（arjen lubach）在推特有超过44万粉丝，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则仅有18万关注者。对于欧美政治脱口秀主持人而言，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往往远大于他们所在国家的领导人。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这些昔日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不仅没有丧失影响力，反而在互联网平台之上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也进一步推动我们了解在新媒体时代如何通过节目来塑造主持人的个人形象并利用好这种名人效应。
用户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会影响他们对于媒介的感知与态度。作为一种独特的电视节目呈现形式，电视政治脱口秀之所以能比传统的新闻形式赢得更多受众的欢迎，主要受到了情绪、互动、认同三个层面因素和机制的影响。
情绪管理理论（mood management theory）认为，受众之所以选择接触某种媒体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当下的情绪健康状态。人类的决策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情绪所驱使和左右的。一般而言，观众往往会有意识地规避可能导致其产生负面情绪的内容，转而接触能带给他们愉悦感和积极体验的内容，而政治脱口秀正是具有娱乐性以及正面情感状态的电视节目形式。幽默的修辞、戏谑地呈现、讽刺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观众宣泄对于现实的不满，消解观众的负面情绪。
政治脱口秀的走红离不开其对于观众情绪的管理。具体而言，政治脱口秀通过积极情感唤起、消极情感戒断、正面情绪维持三个步骤，来对个人的情绪进行调节，进而以情绪为依托，吸引公众收看节目。首先，政治脱口秀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立场，成为观众排解负面情绪的有效手段，观众借助主持人的讽刺和吐槽来化解负面情绪。其次，与传统的电视新闻不同，政治脱口秀的幽默语言和讽刺风格，更容易实现与观众的情感联结，帮助观众建立起正向的情绪与态度。最后，日播或周播的节目形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观众延长乃至维持正面情绪。这种情感层面的管理机制使得观众对于政治脱口秀产生了较强的媒介依赖。
准社会互动理论（parasocial interaction）认为，观众在感知到自己具有与名人相似的人格特质和一定的情感联系后，会认为自己已经与媒体名人之间建立起社会关系和友谊。这一理论视角主要关注到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和观众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即观众在认可主持人观点和表达的同时，也将其推演至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对于双方关系的认知偏差。
相较于其他类型节目主持人而言，电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准社会互动”认知，进而更容易成为网红。传统的电视新闻强调中立、客观、没有偏向；而政治脱口秀则以辛辣的观点、鞭辟入里的角度而著称。这种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往往更容易引发观众产生相似性的认同和情感联系的共鸣。因此，如果观众与脱口秀主持人拥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并且能够理解主持人的幽默手段和讽刺手法，这种准社会联系就会被进一步放大。
从认同（identification）视角来看，在幽默风格的作用之下，观众不仅更容易对脱口秀主持人产生强烈的亲和感和喜爱之情，并且会更倾向于对主持人产生同理心，从而沉浸在节目之中。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常围绕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评论和分析，而这些议题往往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和认同，从而建立起观众与主持人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结。
除了建立观众与主持人之间的身份认同之外，政治脱口秀的独特风格也促进了观众的社会认同感。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个体的社会认同建构不是基于个体的经历，而是来自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凭借其对社会热点话题和政治议题的独特见解，形成其个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吸引了和自己观点一致的受众群体。观众之所以收看政治脱口秀，一个重要原因是观众将脱口秀主持人视作与自己处于相同社会群体的人，这也正是一个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
总体而言，观众在情感的作用和驱使之下，通过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达成与主持人的互动，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社会身份与社会认同。收看政治脱口秀节目本质上就是观众寻找情感共鸣、确立共同观点和立场的过程。主持人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观点表达者的角色，在这种陪伴式的观点解构与输出当中，主持人成了被观众所认可和接受的群体内成员。
虽然电视政治脱口秀独特的节目形式使得其主持人更容易脱颖而出，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持人的个人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扮演的不仅仅是“传声筒”的角色，更承担着以幽默、独特的风格来对热点议题进行深度解读的任务。具体而言，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需要从专业能力、节目风格、观点立场三个层面，来塑造个人的品牌形象与声誉。
与播音员不同，电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往往承担着选题策划、稿件撰写等文本案头工作。从这一层面来看，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应具有丰富的政治知识储备和政治敏感度，善于发现热点时事话题，并具有对事件拆解、分析和多角度解读的能力。这些方面的需求都对主持人的知识水平和职业能力提出更高的标准。尤其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热点议题进行评析和讽刺时，主持人需要对这些事件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找到最具趣味性和批判性的切入角度。欧美电视政治脱口秀的主持人大多具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例如，“每日秀”前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曾在cnn担任主持人，并且撰写过多本政治类书籍。因此，广泛的多学科知识、独特的问题分析视角，都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脱口秀主持人所必不可少的能力。
每个成功的政治脱口秀主持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例如，特雷弗·诺亚以其亲和力、国际视角和幽默风格著称，李·坎普以尖锐的批判和犀利的讽刺见长。这种独特的主持风格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和表演上，还包括他们对节目内容的选择和处理方式。例如，上周今夜秀（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主持人约翰·奥利弗（johnoliver）以其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严肃幽默的风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主持人脱颖而出，形成了个人品牌。
与其他节目类型不同，电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的个人风格与节目的整体风格往往是一致的，尤其是很多脱口秀节目甚至直接以主持人的姓名来命名。主持人具备鲜明和独特的风格，不仅影响着他们在节目中的表现，更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节目的整体风格和基因。尤其是在欧美，电视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的政治脱口秀节目，只有具备高度辨识度、特色鲜明的主持人，才更容易为人所识别和认知，从而脱颖而出。因此，除了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实力之外，别具一格的鲜明风格也是当下西方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所必不可少的特质。
政治脱口秀主持人通常会在节目中表达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不仅是为了吸引和凝聚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观众，也是为了通过节目来影响观众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例如，美国“每周更新”（weekend update）的主持人科林·约斯特（colin jost）和迈克尔·切（michael che），在节目中经常发表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尖锐评论，吸引了大量持相同立场的观众。西方政治电视脱口秀节目往往声称自己是中立、客观的节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节目却往往存在着自身的偏向乃至偏见。而对于主持人本身而言，模糊的立场、似是而非的表态，则使得公众难以与其达成共情，进而影响节目的收视率。从另一视角来看，当主持人可以输出坚定、明确的立场时，则更容易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可。
综上所述，电视政治脱口秀主持人的名人效应离不开他们在专业知识、表达能力、独特风格和明确立场等方面的努力和积累。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些主持人凭借其在传统媒体中的影响力，成功转化为网络上的“红人”，不仅在电视荧幕上继续发光发热，也在互联网平台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70多年间，全球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技术也经历了革命性的变迁。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电视政治节目的主持人在社交媒体时代仍备受瞩目，在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依然广受欢迎。究其原因，离不开政治脱口秀独特基因、强互动性以及聚集效应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电视节目而言，政治脱口秀节目一直以来都因其讽刺、幽默和批判的视角与风格而为人所关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这种风格不仅没有被时代所抛弃，反而更加契合当下传播环境中的受众偏好，在竞争激烈的社交媒体时代杀出重围，兼顾了大屏与小屏的受众。2010年，“今夜秀”主持人法伦和歌手贾斯廷·廷伯莱克（justin timberlake）在节目中表演了一段歌曲，随即在互联网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热潮。2016年，彼时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登上“今夜秀”，主持人法伦在节目中弄乱特朗普头发的片段在互联网上疯传，电视脱口秀节目也再次得到了互联网受众的关注。
可以发现，在电视媒体时代看似反叛不羁的政治脱口秀，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反而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和欢迎。这种节目形式和修辞风格其实恰恰迎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的消费需求，即以情绪为导向的内容传播与接受。在社交媒体上，人们接受了大量的碎片化信息，而其中真正能使人们驻足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那些与观众达成了情感联结与触发的节目内容。政治脱口秀正是以情感为外衣的内容表达方式，但是内核仍然是传达政治观点和政治信息。
在电视媒体时代，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借助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表达与受众一致的观点和态度，赢得了观众的支持与认可，使观众产生与主持人实现“交互”的假象。这也是政治脱口秀节目相较于其他节目形式的一项显著优势。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昔日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可以与观众进行直接对话与沟通，实现了真正的互动。主持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用户通过留言、点赞、转载等形式可以直接与主持人对话。而脱口秀主持人的表情包、网络热梗的米姆（meme）也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传播和使用。这种深度的互动与介入，使得政治脱口秀消费成为不少观众的生活日常。而节目主持人也随之成为观众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政治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备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交媒体算法所营造的过滤气泡和茧房效应。虽然西方新闻业长期以中立、客观自居，但是往往难以避免地在内容表达中体现出其暗含的政治偏向，政治脱口秀同样如此。主持人的选择性政治讽刺与批判，反映着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而这种立场的表达，也赢得与之持相同态度者的关注与支持，实现了“群聚效应”。
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群聚效应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之下被再度强化。代表着特定政治立场的主持人被平台推送给具有与之相似观点的用户，用户通过不断接触与自己政治观点相一致的内容，强化自己的政治立场，团结在这些主持人的话语场域之中，形成网络空间的聚集效应。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这种群集效应以情绪为导向，用户和主持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网红与粉丝的关系建构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主流媒体网红的培养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任务，而是一项水到渠成的事业。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存在种种不同，但是不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上，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始终都是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要素。纵览西方政治脱口秀的发展历程和政治脱口秀主持人的走红与转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电视节目似乎并没有因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而过多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要求，反而传承了其独特的节目风格和精神内核。而这种在电视时代就广受好评的节目形式和节目内容，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也依然具备强大的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的主流媒体也推出了政治脱口秀的节目形式，并获得广泛的关注与好评。2021年，新华社出品了英文脱口秀节目“迪迩秀”（deer show），主要讨论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中美关系，以幽默犀利的口吻对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负面表现进行抨击和讽刺。该节目自上线以来便受到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甚至被《福克斯新闻》《纽约时报》等外媒所关注和报道。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王迪迩也随之收获了海内外的关注。
我们今天讨论西方政治脱口秀和主持人的“网红化”，更多是聚焦在他们从主流媒体时代到社交媒体时代的成功迭代。这种转型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实属不易。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网红是一种看似赢得了关注实则却面临巨大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网民所关注和放大，让渡了私领域的个人自由和边界。
对于主流媒体塑造的网红而言，他们不同于大众意义上的网红，在吸引用户关注、牺牲个人边界的同时，还肩负着更为宏大的新闻工作使命与任务。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借助社交媒体的平台优势，在坚守新闻职业规范和职业素养的同时，以高质量的新闻内容来赢得更多受众的支持，才是主流媒体网红真正的价值与使命所在。
责任编辑 | 李 诚
《新传播》2024年第三期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