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一对音乐界有名的伉俪。瞿维是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之一，寄明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曲作者。上海复兴西路卫乐公寓是他们的旧居。我曾多次来到这里拜访我崇敬的两位老师。
延安走出的作曲伉俪
我与瞿维先生相识于1983年。那年上海市文联组织文艺家去安徽采风，其间上了黄山。同行的还有作家冯岗、艾明之、李楚成、费礼文，电影美术师韩尚义、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漫画家蔡振华、音乐家谭冰若等。66岁的瞿维竟同我们小青年一起爬上了天都峰，当然，我责无旁贷地当了他的护卫。也因这段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冒险”的经历，我与瞿维先生成了“忘年交”。回沪后，他邀我去他的寓所，就在那里，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作曲家寄明老师。
瞿维与本文作者合影（韩尚义摄）
瞿维，1917年5月生于江苏常州。1933年来到上海，进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以音乐艺术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40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寄明比瞿维早半年到延安。她1917年6月生于苏州，原名吴亚贞，1937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9年来到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为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她改名为寄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瞿维一起成为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教员。
1941年，在重庆的周恩来将爱国人士送给他的一架德国钢琴转送鲁艺。林伯渠得知寄明是钢琴家，便将她从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了鲁艺，还规定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瞿维。
这架钢琴成了瞿维与寄明的“红娘”，1942年初，两人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结为伴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延安颂》的曲作者郑律成，在延河畔为这对新人拍下了合影——两人穿着肥肥的棉衣棉裤坐在土堆上，脸上都架着眼镜，眼神中闪耀着对理想的憧憬。
瞿维与寄明在延安的新婚合影（郑律成摄）
同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瞿维、寄明作为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20年后，1962年6月10日，寄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指路明灯》一文，深情回忆当年参加座谈会的情况。寄明由此认识到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于是，走出琴房去学习陕北民间音乐，用当地朴素高亢的音乐素材丰富自己的创作。
1962年6月10日，寄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指路明灯》（本报资料）
作为座谈会的产物，三年后，中国新歌剧的代表作《白毛女》诞生。这是瞿维与马可、张鲁合作的作品，被称为“中国歌剧创作的里程碑”，当时在延安连演30多场，观众反应极为强烈。1961年，瞿维创作完成管弦乐幻想序曲《白毛女》。1974年，他根据舞剧《白毛女》的音乐改编成管弦乐组曲《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是20世纪的经典之作。此剧编导、原上海舞蹈家协会主席胡蓉蓉和作曲家严金萱曾告诉我，瞿维不仅参与了整部芭蕾舞剧音乐的修改工作，而且整整花了三个多月为总谱定稿。
家中挂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留影（瞿维，一排右六；寄明，四排左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年底，瞿维、寄明夫妇随鲁艺的大队人马徒步前往东北。其间，寄明对“二人转”音乐开始研究。历经三年，寄明编著的中国第一本关于“二人转”的理论作品《东北蹦蹦音乐》出版。此时，寄明把工作重点从钢琴演奏及教学转向创作。她写的《翻身秧歌》《庄稼人小唱》《干活好》《歌唱刘胡兰》等歌曲受到欢迎。
1953年8月，寄明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音乐处。自此，她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电影作曲创作。
瞿维：创作不断的勤奋音乐家
为造就新中国的国际音乐优秀人才，1955年9月，瞿维作为国家特别选修生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俄罗斯老一辈音乐巨匠在这里执教，瞿维回忆说，各艺系都有顶级的大师领衔授课。学生们经常可以在楼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维奇，在走廊里见到哈恰图良、奥依斯特拉赫，还可能与柯岗擦肩而过。
瞿维师从巴巴扎年。他刻苦学习各种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同时不忘创作。留学期间他写成的主要作品有管弦乐组曲《秧歌场景》《g大调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独奏曲《序曲》等。1959年，瞿维学成回国，此后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专职作曲。
1963年瞿维创作完成一部新作——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上海之春”汇演上首次公演获得成功。评论家称之为继歌剧《白毛女》后作者广泛地反映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又一代表作。这部作品由华裔指挥家林克昌指挥名古屋交响乐团在香港灌制成唱片，在全世界发行。
瞿维（家中挂照）
此后瞿维创作不断：1959年为电影《革命家庭》中的音乐作曲；1962年完成交响幻想曲《白毛女》；1963年应钢琴家顾圣婴的约请，创作了钢琴曲《〈洪湖赤卫队〉幻想曲》，次年又改编成管弦乐曲；1964年创作组曲《光辉的节日》；1965年深入大庆生活，铁人王进喜等先进工人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他，他不仅创作了大合唱《油田颂》，还写出了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在全国广为流传。
1988年，他应邀为海南建省创作了管弦乐《五指山随想曲》。
寄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诞生
1955年，寄明从北京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自此她开始为一部部电影作曲配乐。《李时珍》《平凡的事业》《凤凰之歌》《鲁班的故事》《金沙江畔》《燕归来》等影片留下了她创作的美妙音乐，同时，她写就的一首首电影插曲传遍大街小巷。由张瑞芳主演的电影《凤凰之歌》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由达式常、高英主演的电影《燕归来》插曲《燕归来》等被广为传唱。
寄明（家中挂照）
寄明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十分关注儿童歌曲的创作。她曾告诉我，从一位教师那里听说，现在好听的歌太少，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能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那该有多好啊。讲者无意，听者有心。1981年春天，寄明收到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位作者寄来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歌词：“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谱曲的歌词吗？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一个动人的旋律随口飞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随着全国各省市的电台传播飞向各地，成为千百万少年儿童爱唱的歌曲。不久，在文化部、团中央举办的全国征歌中，这首歌荣膺一等奖。
《好阿姨》《我爱我们的班级》《新中国少年进行曲》等，是寄明先后为儿童创作的歌曲。而其中最令人称颂的，无疑是寄明为电影《英雄小八路》谱曲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8年，厦门和金门之间发生了“八二三”炮战，全国人民知道了厦门何厝小学13名小学生穿行在战火中支前的故事。一年后，厦门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王添成，据此创作了话剧《英雄小八路》。第二年5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耘带了该校创作系、表演系毕业班100多人到厦门三中采访，负责接待的王添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的剧本交给了陈耘。没想到陈耘看后非常欣赏。几天后的六一儿童节，话剧《英雄小八路》就被搬上了福州的舞台，演出迅速引起轰动并引发连锁反应。英雄小八路的故事引起了上海影剧作家周郁辉的关注，他把话剧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剧本。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认为这是个好题材，决定拍摄，并把谱写这部影片主题歌的任务交给了寄明。
在复兴西路的寓所里，寄明翻看着还带着油墨香的剧本和周郁辉的歌词，与瞿维探讨该如何作曲。瞿维建议寄明到实地采风。寄明马上从上海到厦门，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地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寄明不时被孩子们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激动。
2013年6月1日，在厦门“何厝英雄小八路红军小学”，孩子们听英雄小八路原型何佳汝（右二）讲述过去的故事。 新华社发（刘长龙 摄）
采风快结束时，一段热情奔放、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记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初稿一气呵成。寄明高兴地带着它回到家中，马上哼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一边学唱，一边连说好听。但寄明并不满足，反复修改，最终才定稿。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其朗朗上口、朝气蓬勃的音乐风格，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这个为新中国少年儿童抒发内心誓言和远大理想的歌曲不胫而走，在大街小巷传唱，飞扬在祖国大地。此歌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1978年，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60多年了，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共同向命运抗争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享誉乐坛的作曲家，竟患上老年痴呆症。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天，寄明走到淮海中路时忽然迷失方向昏倒在路旁，幸被熟人发现送回家中。经检查，她被诊断为早期老年痴呆。瞿维四处奔走，百般求医，可病情不见好转。寄明渐渐地变得什么都不明白了，哭一阵又笑一阵，后来腿也不好了，瞿维扶着她每天早晚外出散步。渐渐寄明走路也困难了，瞿维就轻轻地搂着她在家里练步。瞿维嘴里不停地哼着：“寄-明-同-志-叮-格-咚，寄-明-同-志-叮-格-咚……”可后来寄明的听觉、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到1991年，她完全不能生活自理了。
他俩共同与命运抗争，完成人生的最后一页。每天一早，瞿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亲亲她。他抱起她放在一张特制的椅子上，为她洗脸，帮她擦洗口腔。在阿姨的帮助下，喂她牛奶、酸奶或鸡蛋。中午和晚上，他用搅拌机打碎鱼、肉、蔬菜、水果，给妻子喂食。为防止寄明长期卧床生褥疮，瞿维在棉垫下加了一层气垫，冬天又在下面放电热毯。瞿维说：“她的面部肌肉还有感觉，能吞咽。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挫折，能为寄明服务，延长她的生命，我的心理得到了平衡。”寄明偶然出现一点小动作，他就快乐得像孩子一样。
瞿维照顾了寄明整整10年。1997年1月13日，寄明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春蚕到死丝方尽
对青年一代的音乐教育，是瞿维晚年一直关心的问题。1981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音乐研究室，他应邀担任教授和主任，满怀激情地为大学的音乐教育、为国家培养复合型人才献计献策，发挥余热。
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成立，他被推举为理事长。1989年，国家教委创办《中国音乐教育》杂志，他又被任命为主编（后为顾问）。
瞿维不是空头的主编和顾问。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各大学音乐欣赏课教学示范课和研讨会、全国各大学合唱团汇演和工作经验交流会等场合，以及由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交大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教师培训班上，都能看到瞿维的身影。他的书面意见细致、详尽，他的现场指导生动、具体，深受老师、学生的欢迎。
瞿维赠予本文作者的刊物（信芳摄）
我曾对瞿维先生说，您早就离休，八十多岁高龄，该歇歇了。可先生笑笑答道：“贝多芬说过，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好像一天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2002年，为音乐出版社的成书出版，瞿维要将歌剧《白毛女》的音乐部分进行新的管弦乐配器。为避免干扰，他到常州，寻找个清静的地方开始工作。5月20日，他趴在总谱上工作，却发生了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85岁。
瞿维生前对自己的子女留下过遗愿，要把音乐遗产捐赠给他长期工作和奋斗过的上海交响乐团。瞿维子女尊重父亲的遗愿，前后三次捐赠了瞿维的创作手稿、乐谱、书籍和唱片等多年来珍藏的音乐资料。
瞿维和寄明留给我们的歌剧《白毛女》《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更是时代的华美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