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和酥油花》导演:片中很多金句,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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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冀(编剧代表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监制,陈颖心导演、编剧,孟滚、赵子毅主演,车永莉、黄俊鹏特别出演的轻喜剧公路电影《巧克力和酥油花》即将于7月9日在全国艺联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12岁男孩在中国的西部高原上独自旅行时相遇,并帮助彼此完成旅程的故事。新京报专访导演陈颖心以及饰演唐宇父亲的黄俊鹏,聊聊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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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和酥油花》讲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12岁男孩在中国的西部高原上独自旅行时相遇,并帮助彼此完成旅程的故事。

导演陈颖心一开始就明确了《巧克力和酥油花》这一片名。巧克力象征着城市文明,而酥油花则是精神的、艺术的,它们一体两面,碰撞出对于当下亲子关系、教育问题的思考。该片的创作源于陈颖心2010年在藏地的一次治愈旅行,她想用两个少年的探险之旅,向成人社会发出追问,探究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片中出现了很多金句,比如“你们城里来的,大人像小孩,小孩像大人”“痛苦的时候就痛苦,快乐的时候就快乐,如实生活就好”等。在陈颖心看来,这些都源于生活中的积累。

创作源于一次治愈的旅行

新京报:怎么选择拍摄这个故事的,创作缘起是怎么来的?

陈颖心:这个跟我当时的经历有关。2010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毕业,也没有工作,为了上学把北京的一套房子给卖了,整个人状态非常不好,就想一个人到远离喧嚣的地方走走,于是就去了藏区。上路之后,我发现那边的景色非常好,天空特别澄澈,到晚上感觉星星能伸手摘下来,这个旅行对我有一种治愈的效果。除了自然给我的治愈,我还发现那边的人,尤其小孩,他们眼中有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我当时是一个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要什么,但是那边的小孩子很早就清楚要做什么。我当时很触动,那一路上有一些思考和启发,就萌生了这个创作念头。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一个藏族男孩和一个汉族男孩作为影片的主角?

陈颖心:因为我觉得孩子更纯粹一些。之前也有人跟我提议说,为什么不找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我说这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故事,就不是我要讲的故事,所以选了两个少年,一个藏族的,一个汉族的。而这两个少年还没有到谈恋爱的阶段,就可以屏蔽掉一些细枝末节,单纯地体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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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心选择两个少年成为影片主角,屏蔽掉一些细枝末节,单纯地体现想要表达的东西。

新京报:2010年你去藏区的那次经历,有哪些细节放在了影片中?

陈颖心:很少,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我是从四川甘孜的康定走的,去了色达,一直往北到了青海的果洛州、玛沁县、热贡,最后是到了塔尔寺,整个行程有两个月。我不赶时间,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的,我就是去清空自己,所以路上有很多奇遇。比如酥油花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就算听说过也没有见识过,所以我把很触动我的一些东西放进去了,我们想去探索它,发现它,认识它。

用亲子关系丰富故事

新京报:从2010年你第一次去藏区到如今电影上映有14年时间,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陈颖心:2010年我从藏区回来后,剧本初稿基本就写完了。2012年找了一家公司打算要拍,但没多久这家公司就不做影视了。2015年我怀孕了,就生孩子去了。2018年小孩都已经上幼儿园了,我当时就在想,是现在拍,还是等孩子上小学了再说。很多人当时就告诫我说,上幼儿园是孩子和家长最幸福的时光,你现在就去拍,等上了小学,你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了。当时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就开始改我的剧本。

新京报:在剧本里加入了一些亲子关系和教育问题。

陈颖心:对,就有了家长的一些视角。影片里面,唐宇父母在家庭教育的观念上是不同的,孩子和家长因为学习压力产生了代际沟通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丰富故事里的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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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加入了家长的视角。

新京报:黄老师在片中饰演一位严父,你对于片中的亲子关系和教育问题怎么看?

黄俊鹏:这部电影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一个藏族孩子和一个汉族孩子,在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教育中长大,处理事情和对世界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题材对当代小孩的成长还是蛮有意义的。并且这部片子也给家长一些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成长,还能够去发掘孩子内在的创造力,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模式。

新京报:这部电影是一部儿童公路片,能分享下拍摄过程中一些好玩的事情吗?

黄俊鹏: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好玩的是,我们一路行走领略了藏区的很多美景,我本来就特别喜欢旅行,拍摄就像旅游一样,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把工作完成了。很有意思的是,拍戏的时候我们一路上没地儿上厕所,因为我带了房车,结果房车就成了大家上厕所的地方,也蛮好玩的。

监制张冀为剧本提供了金句

新京报:张冀老师作为监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提供了哪些建议?

陈颖心:他在剧本阶段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觉得他比较擅长写人物,在两个孩子的父母形象上会提醒我,让我自己去改。在创作上,他很尊重我,最终影片呈现出来的还是我想要的气质,而不是变成他的东西。他也提供了一些金句,比如“你们城里来的,大人像小孩,小孩像大人”,我觉得还是很精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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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剧照。

还有影片结尾,唐宇写了一封信,相当于他的内心告白,但配音的时候,饰演唐宇的演员赵子毅变声了。当时我就想,说话声音都变了,就别让他告白了,但张冀说,不行,这个地方一定要告白,只有告白了,他的情感才会升华,我想也有道理,就把中间的词改一改,改成那种,“我会想起我12岁那年……”让观众知道,这是他事后去讲述的过往的一段旅程。

新京报:片中还有很多金句,比如“开心是容易的,但幸福很难”“痛苦的时候就痛苦,快乐的时候就快乐,如实生活就好”,这些台词是怎么想到的?

陈颖心:我觉得好多台词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都要去做积累,积累是长期的过程。我们家孩子现在是二年级,每个星期都要从学校借一本书来看,看完之后有作业:用4幅画把这本书最生动的内容画下来、把书中好的句子找出来、用20个字概况一下对这本书的感受。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它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家女儿说话就会蹦出一些好的词句。

其实我跟张冀都有这个习惯。张冀早年大概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看电影,看完之后就记笔记,我记得他有很多小本子,他的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那两年的笔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有时候我的朋友两口子在吵架,吵得热火朝天,吵得真好听,我就赶紧把吵架内容记下来,所以很多好的句子,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你自己编都编不了那么有意思。

拍摄中的困难不重要

新京报:片中的两位小演员是怎么找到的?

陈颖心:这两个演员我都是一眼看中的。我2010年在四川色达的时候,就已经在找小演员了。当时那个校长挺好,孩子们在课间操的时候,我选了三个孩子。后来2019年拍摄之前,我们再去色达,那个校长说那几个孩子有的成为画家,有的已经出家。之后,我们又在色达县所有学校里找,从1000多个孩子里找到了孟滚(饰演桑丹),我第一眼就觉得是他,他也真的很想演,但有一个问题,他听不懂我们说话。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把剧本中的全部台词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其实到开机之前,我们工作人员还建议我换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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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演员都是导演陈颖心一眼看中的。

唐宇这个角色就不太好找。现在的小演员都太成熟了,我见了好几个12岁左右的小演员,比我还高,并且他们思想上的成熟,给我的感觉不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都要准备开机了,我就翻了一下之前被淘汰的一些演员资料,就看到赵子毅。我说这个孩子挺好,你们谁给我淘汰掉了。之后我们就见面聊了下,他现场给我演了一段,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才是我的唐宇,直接就跟我们进组了。

新京报:有一场在草原上摔跤的戏,在拍摄时,两位小演员是真摔吗?

陈颖心:真摔,而且摔得很努力,其实挺辛苦的,因为那个地方大概海拔3900米,别说是打架了,走几步都累,他们俩摔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拍的人也累。因为那场戏是转着拍的,所以我们现场很好玩,有点像老鹰捉小鸡,摄影师在前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跟在摄影师后面一直跑,特别好玩。

新京报:影片沿途有很多漂亮的景色,电影取景都去了哪些地方?

陈颖心:除了塔尔寺外,我们几乎没有去任何的所谓风景区,这个也得益于我2010年的那次采风,走了很多地方,那两个月时间深入到很多偏僻的乡下或山里。我有一个好习惯,走到哪都喜欢观察,觉得特别好的我都会拍下来,标注好。当我们再去拍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方向感的,知道该往哪走,片中有六七成的景都是原来找好的,很划算。

新京报:这种公路片类型,在拍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陈颖心:第一个困难就是高反,刚上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工作人员抬下来了,高反很明显,但也很快适应了。第二个困难是不好接戏。在藏区真的是一天四季,同一天拍的一场戏,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就下冰雹了,所以后期调光的老师很辛苦。我们整个拍摄过程中的困难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组里有很多藏族同胞,基本上每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跟摄影聊明天的方案,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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