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成了近期院线口碑黑马。（受访者供图）
从2009年开始，直至2020年转战电影业之前，王子川一直浸润在剧场里。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小剧场话剧，自编自导自演，舞美极简，用表演输出绝大部分能量。
2022年初，《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拍完杀青后，王子川回到剧场，重新演绎独角戏作品《雅各比和雷弹头》。这部戏的表演指导郗望看完了他在当年乌镇戏剧节的第二场演出，觉得王子川蜕变了，以往有趣与松弛像是面具包裹着他，如今流露出了更深层次的生命经验。“演别的戏、拍电影，这里面一定经历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在当时的采访中，郗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在2024年5月25日正式公映，此前已在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中斩获了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探索、观众选择荣誉评分第一名等奖项。
电影讲述了调皮捣蛋的小学生朱同普通的一天，以及他小脑瓜里离奇的幻想世界。故事的原始动机是一个出现在王子川脑海中的画面：一个小孩在操场上疯狂地乱跳广播操，体育老师打了他一下，这小孩便以为他被选中去参加广播操比赛了，于是这一天变得有点不一样。
最初，王子川习惯性地把主角设定为体育老师，因为过去写戏剧剧本，他都会亲自出演主角。但写着写着，他觉得“特别虚伪廉价”，自己并不真的理解体育老师的内心世界，反倒是小朋友的内容茁壮生长，最终占据了故事的中心。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处于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一个新人导演能够将《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这样的作品拍出来，是幸运而奢侈的。儿童题材本就小众，该片的叙事风格与类型化商业片也有些背离，从构思起始，王子川定下的影片气质就是“闲散一点的，没有核心事件的一个故事”。前期谈投资，大部分人在刚看到剧本时，都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剧本，像是小学生的流水账日记。不过，这部片子的监制饶晓志始终站在王子川这边，并促成了和出品方英皇电影的合作。
正如朱同在幻想与现实间寻找安放自己的位置，片子在虚实之间跳跃，于细微处投射出创作者的个人趣味。公交车上偷东西的鸟人、教室外和老师打斗的外星人、厕所里吃纸的便便怪，都不是特效制作，而是实打实的偶人模型，由真人在里面扮演。有一处湖边散步的情节，小女孩贺娜聊起自己读的书，“卡达耶夫的《绿毛水怪》”，熟悉王小波作品的观众自然会心接收——王小波的《绿毛水怪》里男女主角读的是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
“我不太希望那个世界变得很实在。”王子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故意把记忆中的碎片拼凑成新的符号，“好像他们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
王子川最早起的片名叫“时代在召唤”，后来改为“漫漫长日”。开机后，一度叫作“童年快乐”。上映前，宣发人员提议了一百多个名字，各环节投票，最终选出了“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王子川本人没有参与投票，他解释，“术业有专攻，感觉像是你生一个孩子，你自己给起了个名，然后大师过来给算了一下，说这孩子活不过满月，如果叫这个名，就五行缺金。我给你起个名，啪啪啪起了这个。结果就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活过满月了。但在我看来，无所谓叫什么。”
在片子结尾，配着“时代在召唤”的广播体操背景音乐，朱同的笑绵延许久。有观众在这个长镜头里感受到个性被淹没的意味，还有观众从片名解读出对于教育体制弊病的批判。对于这些解读，王子川倾向于留白，不做解释。
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王子川不可避免地谈起自己的童年，他不止一次说，那是一段让他痛苦的记忆，“和解不了”。而这部电影，就是他对往昔的全部回复。
以下是王子川的讲述：
我的中小学时期，就是在等一切过去
童年对我来说完全就是恐怖片了。现在去回溯它，去寻找那些情感的或者记忆里的碎片，把它拼凑成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内容的时候，这些内容本身核心层面可能是焦虑，但它外部的姿态是好的。你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能感觉到它的姿态很低，它不是真的在释放焦虑，你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这个创作者在向你示好。
我们有一半景在贵州龙里取的，大操场的戏是在龙里拍的，教学楼是在贵阳拍的，它是一个废弃的护士学校，一个职高。贵阳的学校只有光秃秃的一栋教学楼，但是我很喜欢楼的结构，一个个小窗户，挺有秩序感。在我印象里，校园就是给你一种肃穆、秩序感的空间。
我实际的学校比它还要大，初中、高中、小学在一起，那是一个巨大的学校。我到现在为止都回不了我的学校，每次坐车路过，我都会有大概五六分钟，有点不舒服。我爱人还跟我说过，正好电影拍完了，回去一趟，说不定以后能跟那边和解。但是我不太敢。
我是2005年上大学，从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回过北京，回北京都是演出。我现在定居在成都，不住北京。我对北京一直有一种抵触，甚至我觉得这些都可能跟我的童年经历有关。
我是专门转校去的，我们家不在那个学区，得交赞助费。我姥姥给的钱，那时候拿一两万交赞助费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爸妈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钱。不只转学，我还住校，很小，一年级就开始了。别人放学还能回家，我是24小时在学校里，而且小学那会一周基本要上六天，等于6×24小时都在学校里。五六年级的人跟我一个宿舍，我看他们跟成年人似的，感觉是跟叔叔们住一块，都不只是哥哥。
焦虑，你不知道该干嘛，也不知道你在哪个群体里，大部分时间自己跟自己玩。因为那种焦虑和不安全感，行为上就会变得有点奇怪。比如别人都玩去了，你就天天趴在校门口，天天装病想回家，你性格里就好像有一种不太能招人喜欢的东西。
而且我的学校可还真是一所贵族学校，小学校服是李宁的，我所有衣服里最贵的是这身校服。我们学校一年级就有英语的外教，那堂课不交钱的人就上自习，我们班只有1/5的人不交那个钱。剩下的都是一帮朝阳、海淀、东城、西城的孩子，而且他们家里都是开着车来接。我第一次见跑车就是在小学，他们聊的都是有钱人聊的事，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嫌贫爱富，嫌弃我自己，爱这帮有钱人，人家也不带你玩，人一看你就是穷小孩，谁搭理你。
学校同学凑在一块就聊自己家开什么车，什么奔驰、宝马、丰田、大众，人还问我们家开什么，我老跟人说我们家开三鹿。因为有一次我妈有个驾校一起学车的朋友，带着我妈来接我，开着一车，那车标上有一只鹿。我就说我们家是开三鹿的，他们还信了，说我知道，这车是英国的还是哪的。哈哈哈，胡说八道。
我的小学初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只能跟这帮人一起上。我们小学真不错，初中就一般了，高中就是中下。有好多明星的小孩都在我们学校上小学，但人家可能初中就转走了。我这就阴差阳错，一口气读到高中，在一个学校待了十几年。
大部分时间就在等，我的注意力也不在校园里，比如上数学课，我就想，睡一觉，睡着了是最好，睡不着就拉倒，我看看，英语，能混过去，马上化学，混完了就放学，行，就这么着，等等回家。上初中就不住校了，放学也是等，等公交车。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包括青少年，等，等一切过去。
你在监狱里也是等，等着放出去，倒计时。能干嘛？心里写正字。坐监狱的时候，你就想这刑期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减刑，出狱干啥都行，只要别在监狱里待着就行。你不会天天想我出狱了，要当个什么足球明星，当个篮球运动员，没机会了，正规单位不要，你想都别想，你是刑满释放人员。从来没有那种为未来的焦虑，未来干啥都行，我就觉得高中毕业一定会更好，因为不在这学校。
那些西方世界没有死刑的国家，动不动就判一个人几百年，我估计我上辈子可能是判了九十多年，然后我坐了八十多年牢，死了，差十几二十年，我这辈子就补上了。从7岁一直到高中毕业，我才活过来，我才知道原来活着是这种感受，大伙每天那么乐呵原来是因为这些事。
王子川的大部分戏剧作品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受访者供图）
“自己突然有点价值了”
我们学校男老师都特恶毒，就动不动，“梆”，一脚给你踹飞了。我上初中，我们老师真打人，站一排，拿拳头往你后背上锤。小学打人就更狠了，我们班有一同学我印象特深，直接给塞在卫生角里，开个门，然后往里拿脚踹。
高一的时候有个老师对我真的挺好，化学老师，戴个眼镜。她好像觉得我心理有问题，每天放学就跟我聊好长时间，从来没人跟我这么聊过天，我就开始跟她聊，把我所有事都告诉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她课就跟上别人课一样，就是睡觉，而且故意气她，她也就不理我了。但是我每每想到这个事，心里还都挺难受的，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非要故意去伤害她，让她觉得她在我身上做的所有事都无效，而且向她证明我就是一个烂人。她好像一直想跟我说，我将来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她觉得我是需要被关怀的。
我最大的改变其实是高三，我高二基本不去学校，就开始不想上学了。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妈去吃饭，我妈同学一堆人聚会，但是多了一个人，都不知道那人是谁。这个人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家孩子还挺逗的，还挺能白活的，你可以来我们学校，他说他是中戏图书馆的。我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他说我们学校每年有一个考前辅导班，如果你想考，可以来报名，10050块钱。当时我心想，行，只要不上高中，去哪儿都行。我就去报名了。我每次只要一干嘛就去找我姥姥，我姥姥开一小照相馆，攒点钱全被我给祸害了，去找姥姥拿了1万多块钱，然后去报名，上了4个月，在中戏。
我进中戏的第一天，我们班有八十多个学生，老师叫宋丽博，我现在都记得她叫什么。她叫大家把鞋脱了，一起把排练厅的地板擦干净。有拿抹布的，有拿餐巾纸的，其实八十多个人在屋里，拿袜子就擦干净了。擦完之后，她说，这是排练厅，你们记着，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拿出来，在地板上摔出一地的金子。说实话，我现在说这话的时候都有点麻，这句话打着我。
我总觉得我之前就是一个烂人，是活在泥里的蛆虫，这种听着还挺崇高的东西，我没见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好像那天在教室里，我成为了某种崇高事业的一部分。
然后她就开始留作业，我基本上一堂课能回五六个作业，瞎回，她说观察生活，我都没观察，就瞎演给她。有的时候我自己不演，我找一帮同学排一个戏，比如当时去看《灵魂拒葬》，看完之后我给班里排了一个叫《手机拒葬》，因为那时候开始流行夏普、诺基亚那种智能手机，刚能照相，但是也功能有限，我就随便编了一个故事，找了我们班十几个同学一起排，排完汇报，也不长，可能四五十分钟。
看完她说，欸，小孩行，她说你可以试试考导演系。之前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导演系干吗的，我就想着表演系分低，我学习又不好，能上个学不错了。这边说，你能考个导演系，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么大本事了。包括上大一也是，班里比如回三四个作业的时候，我一个学期能回二十七八个。
基本上从高三的考前辅导班开始，我就活过来了，或者说换了一种姿态，觉得自己突然有点价值了，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而不是每天在那等着，日子什么时候结束。
电影里的许多幻想物种都不是特效制作，而是实打实的偶人模型，由真人在里面扮演。（受访者供图）
“在现场，我感觉我就是个包工头”
我们这个片子只有白天，没有一场夜戏，而且白天只能从8点开始拍，一直拍到下午大概5点就不能再拍了，因为太阳下山了，就不接戏了。孩子不好管，导演组加我一共就仨人，最多的时候，现场有四五百个孩子。每天喊他们上厕所回来，那就是一个大工作量，基本上开机一个礼拜之后，所有人嗓子就是哑的。
一个孩子一上厕所，所有人都要上，而且上厕所没有点，拍了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对着镜头就举手了。还有中午一吃完饭，有几个可能就找不着了。你每天面对的好多都是这种事儿，所以特别暴躁，特别急，包括每一条拍的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或麻烦。
在现场，我感觉我就是个包工头。舞台剧排练，我从来不会跟演员吼；在监视器前，我就特别暴躁。我真怕拍不完，因为我也不懂，也不知道这些素材最终呈现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我没有那么大的底气。
后期最大的快乐，反而是在剪辑的时候，我没想到，原来电影创作的一大块是在剪辑上。有一段朱同被体育老师拍屁股，切了好多小屏幕，那个就是在剪辑台上玩出来的。这些趣味在我看来，是电影真正意义上创作的一种趣味。
舞台剧在合成的时候，基本上第二天演出就是这样。电影不是，电影拍完之后，我有种感觉，有点像是在菜市场买菜，你全拍完，你把菜买完了，调料也买了，鱼和肉都买了，真的回去炒菜，其实是剪辑的时候。
演贺娜的小演员有一句嘴瓢，我挺喜欢这种地方。我觉得表演也是一部电影审美输出的一部分，包括叙事结构、主题，包括影像风格，最终组成了叫电影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是说刻意彰显某种表演趣味，但是在我看来它还挺有趣、挺生动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摔倒的镜头也是意外，我就是为了摔倒才留的那一镜，那一镜本来可有可无的。我不是喜欢小姑娘摔倒这件事，只觉得挺好玩的，摄影机突然记录了一个真的、特别生动的瞬间。
之前这个电影比现在要平淡一些，或者要散一些，更慢一些。但最终各方面的沟通，希望我们还是再甜一点。一些偏示好的东西，偏让你觉得有趣的东西，偏取悦式的，之前会再少一点点。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它就是个度的问题，因为毕竟这片子，坦率讲，从监制到出品，已经给了我非常大的个人空间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主流意义上的类型片，它大部分时间是在提供一种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分享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有这些小的调整，我觉得没有问题。
小演员的嘴瓢、意外摔倒都被保留下来，记录了真实生动的瞬间。（受访者供图）
那不恰恰就是拍电影的趣味所在吗？
电影和舞台剧在我看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趣味。二者在诞生之初都有各自的功能和属性，但最终都成为了强大的叙事武器。莎士比亚时代，戏剧就是现在的网飞，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就是叙事的尖儿了。当然真正的终极武器可能永远是小说，但是大众媒介或者门槛最低的肯定是电影。因为电影非常强势，它可以把想象力做实，不留任何开口，所有的一切瞬间用视觉化给你，而且它的传播力也是惊人的。反正都在讲故事，我以前也是讲，现在也是讲，我还不如用更先进的武器。
但是后来拍完电影，我才意识到在舞台剧里我的核心趣味是什么，就是跟观众共享一个时空。我所有的戏基本上都还是希望观众知道我在剧场里，我是谁，我跟你共享一个时空，我就是这个演员本身，演员在扮演这个角色。我之前做过好几个戏都是跟剧场有关的，我告诉观众，这就是剧场，但那个就是你还原物质世界的极限了。舞台剧有假定性，我说我进咖啡厅，一转身我就进咖啡厅了，我说我变成一只猫了，我只要趴地上，就是只猫。
电影不行，好像它对还原物质世界有种责任在，但它跟观众完全不在一个时空里，观众看到的都是在一个过去式里，或者说都是在一个四维世界看一个二维平面的世界，那是纯假，但它又必须复原得那么真实。它的大部分趣味就没法是表演趣味了，它变成一种，把你想象层面的东西，通过一群人的努力高度还原。说白了，就是你把一个特别抽象的趣味变成一个无比具象的、有强工业支持的这么一个产品式的东西。
我发射的所有信号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电影的全部，至于接收者能接收到什么，他跟它产生震动，或者他觉得这是一个杂音，甚至是一个完全无意义、无价值的波段，那就只能见仁见智。如果有些人看完觉得它很有趣，那它就是个有趣的作品；有人觉得看着很难过，那就可以是很难过的作品；有些人如果看完觉得它很无聊，它就是个很无聊的作品，但它只能针对某一个受众个体。
我没有什么权利去针对这件事情本身再发表更多阐述，或者说我本来怎么想。我本来想象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我想象的全部了。这个画面带给大家的情感，那不恰恰就是拍电影本身的趣味之所在吗？
我的戏剧作品也是，我做戏从来不会做演后谈，有很多剧场工作者都会做，我是觉得我呈现出来的就是全部，我也没有超出我在剧场里、在电影里做的那些内容或者表意。
下一部电影，题材上我想躲远一点，做神话故事，做点那种有妖怪、有神仙的故事。因为这部电影票房一般，感觉出品还是赔钱了，我还是得再想点妙招，做票房大卖的电影，让我自己还有机会接着拍。
我本来以为拍电影挣钱，没想到这回弄完电影，还是我做舞台剧挣钱。但是没辙，咱都过来了，你再回去，也显得这个人挺没劲的。
我只会尽量去找那些在感性层面我觉得有趣的东西，但一个创作者没法规避他的生长环境和他本身的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哪怕最商业的、最机械的作品，还是能看到作者的三观、审美和他的一些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任何一个作品当然都是这样，但对我而言，那些不是重中之重，那些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
我肯定不是奔着作者向电影去的那种人，创作对我来说的第一属性是工作，首先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卖的东西。这算是我的一个工作姿态，包括我跟资方沟通，跟各部门沟通，这样的话，我能摆正我自己的心态。
我就是个编花篮、卖花篮的人，你说你编个花篮，卖花篮，你要批判谁呢？没有必要，就是做个小买卖，对我来说就是糊口。我大学都没毕业，又不是精英阶层，我们家工薪阶层，我父母起早贪黑的，就是出门挣钱去了，而且那种对经济的压力和焦虑，从小到大在你的生长环境里一直存在的。我的出身不太允许我有那么奢侈的行为，不光是行为，高度可能都没有。
我得想各种各样的招让我自己吃饱饭，穿暖衣。做戏剧，做电影，对我来说，这都是首要的任务。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编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