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怪物》中，一对好朋友在废弃车厢里玩游戏。在这个秘密基地，他们不用接受外界异样的眼光。（资料图）
对是枝裕和来说，执导非亲自编写的电影是罕见的。除了1995年上映的电影处女作《幻之光》外，近三十年的电影生涯里，他几乎都是自编自导，直至2023年上映的《怪物》。不过，“我并没有感觉这部电影是由别人编写的”，拍摄开始时，是枝裕和说。
《怪物》的编剧坂元裕二多年来活跃在日本影视剧编写的前线，《东京爱情故事》《花束般的恋爱》均出自他手。其实他也擅长社会题材，常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腻呈现中表达对社会议题的关切，比如校园霸凌、家庭暴力等。
过去，是枝裕和与坂元裕二各自不约而同地创作着有关疏忽、不良少年和重组家庭的故事。每当有人问起想与哪位编剧合作，是枝裕和的回答总是坂元裕二。
“尽管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创作这些故事，但它们都有共同的主题和共鸣。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就像我们吸入的空气一样，但呼出的却不同。这一次，我们调和了呼吸。”是枝裕和说。
《怪物》关于是枝裕和擅长的家庭题材，讲述一位单亲母亲怀疑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去学校时却被老师指出是她的孩子霸凌他人，双方各执一词，两个男孩失踪后，真相才逐渐显现。
第一次读到剧本时，是枝裕和觉得，“它仿佛是当下世界人与人之间党同伐异、分歧割裂的一个缩影，而疫情又使得这样的分歧割裂进一步扩大。”
2023年，《怪物》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长片酷儿棕榈奖，2024年1月，它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10项提名。法国《解放报》评论，影片展现了是枝裕和擅长的在平凡生活中勾勒肖像和细腻的风格，但其情节却淹没在一个不必要的混乱和误导性的迂回场景中，使得主题在最后时刻才最终呈现出来。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影片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是枝裕和以往的风格。他的影像总交织着残酷与温情，常从家庭的琐碎日常出发，在呈现生活片段的同时，将触角延伸至对人性、当代家庭关系和社会现实的洞察。
“我不喜欢主角克服弱点、保护家庭拯救世界这类的情节，反而很想描写英雄不存在、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脏污的世界突然展现的美丽瞬间。”是枝裕和曾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
不过，隐在影像背后的他通常是克制的。“对很多事情，虽然我心中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无论看电影或拍电影，并不是为了那个答案。电影可以记录时代，我自己能做的也是如此，当一个见证人，因为不记录，就可能被遗忘，但并非要在电影中给出答案。”是枝裕和说。
2023年5月18日，法国，第76届戛纳电影节 ，是枝裕和出席新片《怪物》发布会。（视觉中国图）
“我谈论的不是死亡，而是人们如何感受缺失”
是枝裕和并不避讳谈论家庭，事实上，他的许多作品都印刻着他的私人经验，比如失意的父亲，以及温情但不完美的母亲。关于亲情血缘的讨论也在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上一辈的爱好、梦想、习惯，下一辈总会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会继承一些父母的问题”。
是枝裕和与父亲的相处并不多。他父亲在中国台湾出生并接受教育，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入伍，日本战败后，被带去西伯利亚劳改，之后才回到日本。个人的失志和周遭的冷遇令父亲变得消沉，他不仅频繁变动工作，还迷上了赌博，每晚喝醉了就会抱怨西伯利亚的艰苦生活。每到这时，年幼的是枝裕和总会想：哦，又来了。
谋生的重担落在母亲身上，她做过废金属回收生意，也在蛋糕店打过工。是枝裕和记得，母亲有时会带一些有瑕疵的蛋糕回家，给他们当零食。她对是枝裕和期望很高，常给他买伟人传记，希望他当公务员，过稳定的生活。
是枝裕和成为导演后，母亲会将他的影片录像带送给邻居们看。实际上，是枝裕和对影像的最初兴趣正来源于母亲。婚前每到假日，她总会跑去看电影，婚后则变成在家里看日本电视台播放的美国黑白老片，比如英格丽·褒曼、费雯·丽的电影。耳濡目染间，是枝裕和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这种继承，有一些你看得见，另一些是看不见的。”是枝裕和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父亲非常喜欢赌博，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不想变得和他一样。我母亲喜欢电影，所以我总想让自己相信，进入电影行业是因为我母亲的影响。但后来我才发现，我之所以会选择拍电影，是因为我也是个赌徒。”
与此同时，是枝裕和经常思考：血缘关系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吗？《小偷家族》中，柴田治一家并无血缘关系，但彼此在长期相处中建立起强大的情感牵绊，血缘已不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唯一纽带。“一个家庭中的某些成员缺位了，但还有人试图接替父母的角色，重建家庭纽带。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他说。
在《小偷家族》中，柴田治一家并无血缘关系，但彼此在长期相处中建立起强大的情感牵绊。（资料图）
除了家庭关系的思考，是枝裕和的电影也总在谈论家庭成员“如何面临失去”的问题。以往人们总说他的电影主题是死亡，比如《幻之光》中自杀的丈夫、《无人知晓》里去世的妹妹，他却不以为然。
“我谈论的不是死亡，而是在经历了身边人的死亡之后，人们如何感受缺失，如何接受它并将其埋葬，也就是所谓的grief work。”是枝裕和解释。
现实中，他的父亲于2000年去世。在寺庙里为父亲守夜时，是枝裕和打开棺木的小窗，看到父亲微张着嘴，便将毛巾卷起来垫在他颚下，不料不小心触到他下巴上的胡渣，有关父亲的回忆浮现，他不禁哭了起来，直至天明。
有一天半夜，给去世的父母上香时，是枝裕和发现香插不进去，只得把很久没整理的香倒出来，将硬硬的香头捡出，与灰分开。捡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仿佛是父母火化之后自己去捡骨的动作。“父亲生前会不会没有成为他想要成为的大人、实现他希望过的人生？”以此为灵感，他创作了《比海还深》。
2008年，母亲也去世了。他清楚记得与母亲吃的最后一顿饭，那是在新宿的一家餐厅，母亲一直抱怨肉少价贵，但还是将喜欢的菜都吃完了。之后他送母亲去车站，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检票口的人潮中。
母亲去世后，是枝裕和开始写《步履不停》的剧本，创作始于“没能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悔恨，电影讲述在长子忌日时，弟弟和姐姐在父母家相聚的故事。剧本的第一行字是“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以往由于拍电影，他陪伴母亲的时间很少。
“我不想悲悲戚戚地怀念她，所以拍了一部明朗的电影，希望大家看了片子就感觉到：啊，母亲就在那里。”是枝裕和说。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电影放映结束后，一位国外观众走向是枝裕和，说：“您为什么这么了解我的母亲？”
“电影的存在并非为了审判个人”
1995年，是枝裕和在希腊参加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在当地一家书店看到了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画稿。他想起学生时代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岩本宪儿，对方翻译过许多爱森斯坦的著作，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老师，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从此，我要进入电影的世界了。”那一年，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幻之光》上映。
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是枝裕和是电视纪录片导演，他拍摄的纪录片多数聚焦社会题材。1988年，为筹拍纪录片《另一种教育——伊那小学春班记录》，是枝裕和在长野县伊那小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采访，这是一所不用教科书、推行“综合学习”的小学。
学校从牧场借了一头母牛饲养，定下育种和挤奶目标，学生们从三年级一直照顾它到五年级，没想到母牛早产，诞下的小牛被发现时已经离世。学生们哭着为小牛举行葬礼，之后依然每天给母牛挤奶，加热后在午餐时喝掉，本该快乐的挤奶和午餐时刻也有了不同的意味。
有孩子在作文中写道：“哗啦啦，发出悦耳的声音，今天也来挤牛奶，虽然悲伤，还是要挤牛奶。”看到这些，是枝裕和百感交集，这是他们对于“丧”的认识，“虽然开心，却夹杂着悲伤，虽然悲伤，但牛奶依然美味，体验到这种复杂的感情，不叫成长又该叫什么？”
这一段经历也影响着他之后对孩童和死亡主题的持续关注。“孩子们和死人经常会回头审视这个世界，他们会批判、评价，然后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是枝裕和如此解释这两种角色在他电影中的作用。
早织是一位单亲母亲，在洗衣店工作，发现儿子行为异常后，怀疑他遭受校园霸凌，前往学校询问，却遭到冷漠的对待。（资料图）
除了教育，在多年的纪录片生涯中，是枝裕和将关注的触角延伸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社会的福利问题等，这种对社会的关照意识也一直延续在他的电影中。
《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不只停留在对家庭情感的讨论上，还呈现了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思考。在他看来，影片中警察处置非血缘家族成员并让他们重回原生家庭的方式非常冰冷，“这些角色都是原本已被我们、这个社会所遗弃的，但我们又一次地崩解了这个家庭，我们再次地遗弃了他们。”
就《怪物》进行媒体采访时，有记者提出，这部电影体现了是枝裕和常拍的主题之一——制度的不可靠性。是枝裕和解释道，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日本，会看到牺牲个人来保护组织或制度的例子，而学校在这个故事中确实是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枝裕和更多的只是呈现，而非在电影中做审判，“即使是在批评什么人，最后都不会流于个人攻击，我重视的是视野要足够深广，能捕捉到产生出那种个人的社会结构”。
他将自己视为记录者。他曾在书中写道：“并非我在孕育作品，作品也好，感情也好，都早早蕴含在世界之中。我不过是将它们捡拾和收集起来，然后捧在手心，展示给观众看。”
他的作品《无人知晓》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四个被母亲弃养的兄妹在东京一间公寓生活的故事，这部影片曾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在戛纳放映后的几天，是枝裕和被频繁提醒，“对电影中的人物没有道德性的批判，甚至没有指责遗弃孩子的母亲。”
对此，是枝裕和作出回应：“电影的存在并非为了审判个人，导演也不是上帝和法官。设计一个坏人，故事（世界）也许就变得黑白分明，但我认为不这样做，反而会让观众将这个问题带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反复思考。”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编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