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齐:唱歌、表演、生活,我一直在归零的路上|独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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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娱乐联合电影岛赏,独家推出电影人自述体对话栏目《影鉴sp:来自电影人的自述》——听他们讲述自我、讲述电影、讲述热爱。

我们邀请了演员任贤齐,听他讲述他与《临时劫案》的故事。

今年58岁的任贤齐,在2024开年又迎来了一次新的表演上的尝试。电影《临时劫案》中,他饰演的慕容辉是一个典型的“烂好人”,经营的福利院运营受困,欠了一屁股债的他走投无路,只能联合好兄弟阿怂打劫,但如何开启打劫之路他都完全不清楚,阴差阳错地陷入到了更大的危险境地之中。

这样的角色,是任贤齐从影二十多年来从未接触过的。刚开始转战港片领域时,任贤齐接触的大多是糖水片,往往是“绝种好男人”的形象;后来与银河映像合作,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火爆的悍匪角色,还凭《树大招风》获得了金像奖影帝的提名。但慕容辉的性格似乎处于这两种极端形象中间的灰色地带,既要演出一个好人身上的“好”,还要呈现出这个人身上的劣根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任贤齐喜欢挑战,从30岁那年凭借《心太软》走红全亚洲之后,任贤齐一直以“归零”的心态工作与生活着。唱歌、演戏、拍纪录片、开赛车,他乐于挑战人生中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抱着谦虚和精进的态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成绩。在这样心态的指引下,任贤齐成功地成为了歌坛和影坛的常青树——从“父母辈的偶像”,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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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任贤齐,其实和银幕上的形象都不太像。他很亲切,会主动向见到的人道“早安”,甚至关心对方今天穿得少不少;同时他也很理智,对于任何表扬或者赞美的声音都保持冷静;而对要接触的工作也有着高度的审慎态度,不仅仅考虑带给自身的收益,还要想到能否帮助到更多的人。疫情期间他隔离了十余次,只为了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去年又马不停蹄地开了一整年的演唱会。对于他来说,如今的生活不仅仅需要有意义,更有了很多的担当与责任。

当然从和任贤齐的接触中,最令我受到感染的是,年龄可以增长,但对世界的好奇不能停止。他非常喜欢聆听他人的观点与讲述,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补充,同时这两年他也参加了很多面向年轻观众的综艺节目,不管是舞台竞技也好,还是歌唱真人秀也好,他都愿意从年轻人身上吸取养分。

接下来,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作为演员,相信“永不躺平”的任贤齐还会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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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演员任贤齐的自述,他和我们分享了他与电影《临时劫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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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临时劫案》慕容辉这样的角色,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最早是演通俗的爱情喜剧,像《星愿》《夏日么么茶》《绝种好男人》《嫁个有钱人》这种,欢欢喜喜,表演方式比较open。后来我开始演悍匪,像《大事件》和《树大招风》,这次的慕容辉是一个很典型的烂好人,心地善良,什么事都想做好,但是又没有能力,所以我就想试试看,因为在戏里面我几乎都是逆来顺受的状态,能够怎么呈现还觉得蛮好玩的。我本职是歌手,所以在表演这件事上,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更多的体验。

不过说真的,这个角色并不好演,汤姆·汉克斯说过,一个好人不能演得好到完美无瑕,他一定有瑕疵,所以我把他演得很生活,死撑又不想放手,能力不足还要硬扛,最重要的是他的底线在哪里?有一场戏是我和家栋两个人在天桥下吵架翻脸,这些都是很人性化的。在拍的时候,我想起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性格的,他们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又会如何爆发。所以好人真的蛮难演的,坏人比如悍匪,我把我全身的冷酷和剽悍调动起来就好,反倒是好人其实不太能找到抓手,还是得多下功夫琢磨。

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之前和家栋合作过《树大招风》,而且演的都是“贼王”,但我们只有最后一幕同框,其他的时间,我知道林家栋在拍、陈小春在拍,但我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在电影里面我们也不认识对方。最后那场戏有意思的点是剪接,原来我们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故事线的汇合,这让我们都特别惊叹。我和家栋在生活中其实很熟,我们有共同的朋友,而且常常一起讨论电影,他是一个真的很热爱电影的人,我有观察他的一些细节,像拍《树大招风》时,我是那种很张扬的“贼王”,但他是很神秘低调的,眼神也很阴沉,他可以完全融入到阴暗的环境中,有时候我们在片场就会去找:咦?家栋在哪里?原来他已经拿着烟和人群混为一体了,在表演细节上很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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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这次在电影里的造型很颠覆,我们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笑场,不光是因为造型,更多的是有一种会心的笑。在这场荒诞的劫案里面,阿怂和慕容辉这两个笨贼很生活,所以一定需要有一个很颠覆的,这样的组合才会有趣,郭富城演的就是一个偏执狂,他有他的原则,它就像一只“命运之手”在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郭富城大家都知道都非常帅,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适应那副假牙,也很下功夫,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但我觉得这不能作为噱头或卖点,如果做得太夸张或不自然观众也很难接受,因为他试了好几副假牙,有些真的是像那种搞笑电影,十分无厘头,但那种就不贴近我们的电影了,黑色幽默的底色还是真实。

拍这部电影是在疫情的时候,香港的控管蛮严格的,每天都要测试,只要一有状况就得停工。当时大家都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内,很多公司不能正常运转,店铺要暂时关门人们还要继续生活,那时候我的心情确实很像慕容辉,有一些无能为力,因为我本身也是老板,我不能把员工随意开除掉,我也坚持没有减薪,因为每个家庭都不容易,确实很像慕容辉经营老人院的状况。所以只要有工作机会,我就会立刻飞过去,哪怕隔离很多次,来保证公司的基本运作。那段时间我感受蛮多的,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成名之后我的工作都很顺利,可当这次所有的压力和问题都到来的时候,那种辛苦对我而言是很大的考验。所以去年一整年我都在开演唱会,一方面是确实很久没有在线下给大家唱歌,见到歌迷朋友们,另一方面也是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这几年给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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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像慕容辉这样茫然无措的时刻。我大学没毕业就被签约了,1990年出道,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但之后的几年一直不上不下的,一直到1997年我唱了《心太软》才被肯定。这7年间我也需要维持生活,做不同的工作,我就去主持节目,什么动物节目、儿童节目、游戏节目都尝试过,还当过dj、演过舞台剧,总之就是争取机会。但人没成名之前,条件肯定不会太好,我那时候就想: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成功,就我不行呢?如果有一天我中了彩票,我就可以去拍mv了。所以我对慕容辉这个角色特别能共情,但这些只是想想,最后发现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我一张彩票都没有买过,我还是不想把希望寄托在那么虚无缥缈的事情上,而且要真是天降横财,按照我当时的性格肯定也会很快就败光,脚踏实地仍然是最重要的。

我能成功主要还是来自于幸运,有天时地利人和,《心太软》如果放到今天唱,不会有那时候的效果。当时的音乐环境比较纯粹,大家听歌很认真,买cd都要去音像店排队,还会抄一首歌的歌词。改革开放之后,有人飞黄腾达,有人还在等待,有人还在酝酿,有人就会问我怎么还没有成功啊?是不是我心太软了?恰好这首歌词唱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才会扩展成社会级的现象,它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跨越了普通的流行音乐,一般听歌都是年轻的学生,但当时这首歌老人、小孩,包括街上做工的人都会唱,有一种自我疏解的安慰。除此之外,我也会很努力地去学习歌唱的方法,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我不是唱功型的,每个歌手那时候都要有辨识度与特色,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只是想学习和模仿其他人的,张学友、周华健的我都有试过,这些唱腔很好听,但终究不是你的,我就不断地摸索。我那时候已经等了七年了,已经三十岁了,我给自己的底线是再不行我就去做别的工作吧,这个行业很奇妙,不是你努力、有天赋就一定会成功,还是需要有机遇,恰好让我遇上了《心太软》,所以我是幸运的。

但考验也从那时候开始了,《心太软》之后我该怎么做?总不能再唱“脚太软”“肝太硬”,我获得了远远超出我预期的声誉,那时候我也有点飘飘然,走路谁走到我前面我都会要他让开,有人会觉得我是走了狗屎运一炮而红,接下来就是跌落神坛。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小虫,他和我说你要沉淀,不要飘起来,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存着敬畏之心,对待每一首歌都要认真唱,要学会归零。这些话对我很重要,我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后面陆陆续续有很多新的歌出来,算是奠定了我的基础,另外我选择的方向还蛮对的,我想要去演戏,丰富我的人生,如果一直做音乐会有点枯竭,这时候去演演戏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在演戏的同时我还要唱主题曲,我那时候演了很多武侠剧,也唱了很多主题曲,这是在帮我把歌路拓宽,开始做武侠民族风,现在回头看那时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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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演戏很多时候都是去帮忙,在角色大小各方面都没有很计较。我很想去体验拍戏的苦,因为拍戏确实挺苦的,打磨角色的过程中免不了很多惨烈的折磨,但创作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艰辛的环境下去迸发能量。比如我演武侠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进入到了武侠的世界快意恩仇、闯荡天涯,令人能感受到什么叫任逍遥。我很感谢小虫老师,他写的《心太软》《任逍遥》都是很贴近我的歌,我自己的创作都比较小品,像《春天花会开》《浪花一朵朵》,这些相辅相成的音乐使我的演艺生涯很多彩,我希望我的戏路也是这样,我可以演喜剧、演爱情片,也可以演悍匪,或者是慕容辉这样一个被生活摧残的人物。小虫老师一直告诉我,相由心生,如果没有进到那个人的灵魂,只是用技巧去表现,那还是不够鲜活,感受人生、体验生活是很有必要的。所以除了歌手和演员之外,我还有纪录片导演的身份,我常常去拍纪录片,感受不同的人文与风情,会有很多奇妙的收获,比如我写的像《花好月圆夜》之类的小调,都是因为接触了许多民族音乐和乐器才知道如何去善用它们,每种乐器出来的感情与画面是不一样的。我当赛车手也是一样,运动精神令我热血沸腾,总之体验不同的人生,确实能让我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我90年代的时候就参与到香港电影的拍摄,那时候香港电影人才辈出,我是先作为歌手被接受,才有机会去接触电影,一开始切入的角色角度也和我歌曲的风格很接近,比如演洋葱头、么么茶,后来遇到杜琪峰导演我才开始转变。以前我演戏会很浅显易懂,在表演上要让观众一眼就看到你内心在想什么,但在与杜琪峰导演合作之后,我需要练习的是通过我的表情看不出我在想什么,观众永远猜不到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渐渐地我开窍了。同时我也开始了解观众心理学,电影中的人物尺度在黑与白之间其实有一块是模糊的,属于灰色地带,这也是很多反派仍然有魅力的原因。像《临时劫案》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更是如此了,他们作为小人物去做这些事,一定有他们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往往能够令观众共鸣。当然演这样的人物,就更要注重他性格的组建,我们要理清楚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现在的性格?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这都是在前期剧本围读阶段要解决的问题。电影是艺术的创作,要让它更有生命力,同时也是商品,最后要走向市场被推销。所以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我仍然觉得电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也很有意思。

这几年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和年轻的演员,很希望与他们在电影上合作来碰撞出一些新的可能。比如易烊千玺,在他小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现在他长大了,他后来的几部戏我觉得他摆下了成长过程中少年偶像的包袱和表演方式,有了很好的蜕变,他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很开心看到很多优秀的的年轻演员出现,朱一龙也很好。现在中国电影的题材和制作水平都越来越强,真的希望接下来能更好地走向全世界,能被更多观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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