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晚，《繁花》正式收官，却热度不减。众声喧哗中，上海始终是话题的焦点。
一方面，人们在王家卫拍的上海到底正不正宗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另一方面，观众津津乐道于黄河路、外滩27号、和平饭店、排骨年糕等《繁花》同款，显现出剧中那个金色上海，已然被大众认可。
比起纪实，王家卫镜头下的上海，更像是老克勒视角下的上海往事。他所聚焦的外滩大厦、股票交易所和觥筹交错的酒店，和所回避的那些市井生活与鸡零狗碎融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双城”上海。
聚焦大上海的时代传奇
这部改编自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剧集，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早在2014年香港的一场书展上，王家卫就直言“《繁花》对我而言，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并最终决定将《繁花》用自己的镜头拍出来。
直到2021年，《繁花》首个片花流出，镜头中胡歌饰演的阿宝西装革履，举起酒杯邪魅一笑。“是否尊重原著”的争议就此而来。
王家卫的回答是，他所拍的是“记忆中的上海”。对出生于上海、成长在香港的王家卫而言，上海是抹不去的“乡愁”，他一度尝试以影像的方式完成对故乡的怀念。而在小说《繁花》中，他寻回了小时候的记忆线索，补全了自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样貌想象。
“一九九二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伴随时代变革的大潮涌动，上海黄河路变得霓虹闪烁。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和野蛮生长的商业环境，吸引男男女女们在声色犬马中闯出自己的码头。义来利往，熙熙攘攘，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
这是电视剧《繁花》的开篇。王家卫截取了原著小说中阿宝的情节线，将30多年的跨度浓缩为90年代初，将纷繁复杂的上海社会浓缩为黄河路，省去那些鸡零狗碎的细节，聚焦于阿宝的创业与成长。
对普通观众来说，大起大落的传奇故事当然更有可看性。但如此一来，原著小说中，作者通过对时代风物事无巨细的描摹所重新发现的平民城市生活的模糊区域，也在王家卫的删繁就简中被抛却、被遮蔽。
可以说，剧版《繁花》既不完全忠实于原著小说，也不纯粹地呈现上海真实，而是融合了王家卫一以贯之的极度浪漫主义腔调，透露出“隔岸观火般的镜头感”，呈现出又一个关于上海的文化景观。
双城上海的两种面貌
上海，这个独一无二的东方大都会，自晚清以来就已成为被描摹、被构建的特殊意象。
《海上花列传》等晚清民初文本，集中反映了社会变迁给上海带来的巨变。其中，租界的高度发展对比华界的落后情景，形成了上海两个城市并存般的“双城”叙述，创造了晚清上海故事的传奇性，也引发了对上海现代性的思考。
辛亥革命后，华租双重空间加快相互渗透。20世纪初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存松梢风，在1923年到上海访问时写的畅销小说《魔都》中，用“魔都”一词来指代上海，正是基于上海因租界的存在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空间的共存状态。
与此同时，随着上海现代性的发展和上海人自我认同的形成，中国现代作家以独特的形式审视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用一种奇异的现代角度表现城市和人的神韵。从鸳鸯蝴蝶派到新感觉派，都市繁复的景观色彩和喧嚷匆促的都市生活节奏被反复渲染，上海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塑造了自己的面貌——一种是未来的希望和现代性的象征，另一种是过去的混乱和腐败。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度逐渐被淹没在共和国的整体叙事中，直到最近几十年，伴随改革的步伐，经济飞跃，霓虹璀璨，遍地的机会与财富和享乐主义同步滋生。
同样是表现90年代的上海，《股疯》《孽债》等影视剧中，那种五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在公用厨房里互相指责邻居偷水偷电的小市民生活，与剧版《繁花》的繁华盛景与人面桃花，构成了这个年代的双城叙事。这也是为何会有那么多上海观众，同王家卫的上海想象产生无法共情的割裂感。
《繁花》落幕，关于上海的想象不会停歇。它是奋斗者的追梦地，是上海市民的点点滴滴，是消费主义的乐土，是与伪布尔乔亚相伴相随的“咖市”，也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山河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