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杰青因“打招呼”被通报处罚，评审请托为何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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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9日，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关项目评审请托问题处理的通报》，对请托人员、评审专家以及相关辅助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公示。

通报显示，2021年7月，现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孙倍成，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工作期间申报了2021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搜集、分析潜在的评审专家信息并实施请托、“打招呼”，寻求对其申报项目予以关照。

其中，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邵宗泽、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刘仲敏、湖南师范大学杨荣华、西南林业大学刘爱忠作为该项目评审专家，接到请托后未按规定向评审组织方报告，也未主动申请回避。东南大学赵远锦为孙倍成实施请托提供了协助，并在科技部核查有关违规问题过程中，违规联系孙倍成并透漏相关调查情况，妨碍调查核实工作。

科技部已经终止了该项目评审程序，根据相关规定，孙倍成被禁止7年内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活动，赵远锦被禁止5年内参与此类活动，邵宗泽、刘仲敏、杨荣华和刘爱忠被禁止3年内参与。这些人员的行为均已记录在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中[1]。

这次受到处分的科研人员，有多位在科研界有着较高的影响力，拥有多顶“帽子”。其中，孙倍成、赵远锦、杨荣华三人为国家杰青，孙倍成、杨荣华两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还有多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头衔。

这些处于高位的科研人员集体涉及请托行为，甚至试图妨碍科技部的调查，足见科研项目申请中请托现象的普遍程度。

早在2020年，科技部就研究制定了《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对请托行为的处罚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实施请托行为的申请者在一至三年（包括三年）的时间内不得承担或参与由财政性资金资助的任何科学技术活动。向多人进行请托或屡次违规的申请者，将面临三至五年的禁令。对请托行为隐瞒不报和进行人情评审的评审专家，同样会面临三至五年的禁令。若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恶劣，申请者和评审专家将会面临五年以上甚至永久的禁令[2]。

然而，在这项规定出台后，请托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即便明确规定了对请托行为的惩罚措施，仍然不能阻止部分科研人员铤而走险。本次科技部通报的案例，正是在《规定》颁布后的2021年发生的。在今年第一批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术不端行为通报中，也有两个案例涉及请托问题。

2022年，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季节组织线上会议，安排有关人员收集可能的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信息，并在会后由季节和他人联系了部分专家。2023年，又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为自己申请的重点项目，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华北电力大学的杨立军则是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过程中，通过发送邮件等方式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3]。

实际上，科研项目申请中的请托行为早已成为普遍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科学基金》期刊曾发布的一篇论文显示。2018-2021期间，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中，没有被“打招呼”的比例始终只有二成多，而被打过招呼的比例超过七成。

只是随着对请托问题的重视，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中没有被“打招呼”的比例从21.58%上升到26.99%，偶尔被“打招呼”和经常被“打招呼”的合计比例从78.42%下降到73.01%。同时评审专家，主动申请回避的比例从2018年的5.77%提升到2021年的10.06%。

但从总体看，在科研评审过程中“打招呼”，仍然是普遍的潜规则。2020年《规定》的出台，也没有对项目评审中“打招呼”泛滥的情况形成明显的遏制[4]。

为了清除这些顽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请托行为禁止清单》，对科研人员、依托单位、评审专家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的24类行为进行了规定，并且针对评审专家被“打招呼”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

过去对于评审专家名单的保密缺乏法律依据。现在评审专家名单已经被列入工作秘密，泄露即泄密，可以依法惩治。同时，在会议纪律方面，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围会”行为；除了会议提问环节外，避免评审专家与答辩人员主动交流；答辩结束后，答辩人员不得在评审专家住地和会议地点逗留。在评审专家选取方面，将优化评审专家组的组成和人员结构，并合理设定同行评审的比例[5]。

部分学部还提出了更细致防范方法。将专家与答辩人进行物理隔离，集中保管专家手机；答辩类项目评审会议在一天内完成，评审专家中午在会场进餐和休息。答辩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得在评审专家驻地住宿、用餐；答辩结束后迅速离开，不得逗留等[6]。

据《中国青年报》2023年报道，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自然基金委共收到反映“请托”“打招呼”的投诉举报58件，均已启动调查。

2024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推出了更多新举措。强化项目会议评审的投票结果保密，不再显示建议不予资助项目的得票信息；优化评审专家的通讯工具集中保管措施，并实行会议场所封闭管理；改进评审专家公布方式，全年评审工作完成后，年底统一公布年度会议评审专家名单[7]。

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表示，专项整治工作确实取得了成果，但还需要持续投入，“这个效果不能是昙花一现，我们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8]。”

整治后，

“打招呼”依然普遍

所谓顽疾，意味着很难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治。尽管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日渐重视，也在不断采取整治措施，但想要彻底扭转科研环境中的“打招呼”风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向《知识分子》表示，尽管从总体来看，评审专家的打分还是以申请书质量和科研成果为基础，大多数评审专家仍然有自己的原则。但现在申请各类科研项目仍然“不排除要‘打招呼’的”。

越是重要的项目，人们“打招呼”的意愿越强烈，并且会更积极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关系来达成目的。

申请人如果在申请阶段临时抱佛脚，仅仅通过猜测向不熟悉的专家广发信息和邮件“打招呼”，恐怕很难引起注意。实际上，人脉关系的网，早就在平常通过各种方式结下了。

这位青年科研人员介绍，通常在提交科研项目申请后的评审阶段，学术界会组织或参加学术会议，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认识的机会。在会议期间，参与者会互加微信，加深彼此的印象，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姓名、所在单位及研究方向。

由于年轻人通常缺乏人脉积累，导师往往还会带他们拜访业内知名学者，为他们铺路，这也是现在学者热衷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之一。打下了人脉基础，有时甚至不需要申请阶段的“运作”，也能得到照顾。“多参加、多讲自己的研究，让大家记住你，也是为了交到更多的朋友。如果某位评审专家对你印象深刻，不排除他收到你的本子之后就会对应到人。”这位青年研究人员说。

近年来对“打招呼”惩处力度的增加确实有收效，但某种程度上却加强了关系的重要性。这位青年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评审专家通常不会给没有交情的人提供过多的帮助，大多数的帮助还是基于研究人员既有的人脉关系和利益网络。这也意味着，平时打好关系和人脉就更重要了。

基金委强化项目会议评审的保密，切断评审专家和申请人之间的通讯，都是正向的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会议评审前的函评阶段效果有限。函评专家往往需要在数周到一个月时间内评审多份申请书，要他们同外界断绝接触和联系不可行。而函评分数对项目能否进入会评以及结果如何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科学基金》期刊的一篇论文显示，由于受理项目的快速增长，以及管理者依赖熟悉专家的倾向，评审专家需要在短期内完成大量同行评议工作，工作强度远远超过了国际同行水平。

2020年和2021年，被指派评审15项以上项目的函评专家分别占总数的60%和35.21%，此前这个比例没有超过10%。对于只能以业余时间做评审的专家，这个负荷已经很高，分配给每一份申请书的时间有限[9]。

可以说，函评专家注意力是项目评审中的稀缺资源。在科研项目申请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在，评审专家的哪怕一点倾向性，很可能会左右申请的成败。这也显得“打招呼”更为重要。

而在会评阶段，关系还是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位青年科研人员表示，领域内会评的专家相对固定，比如各领域的一些院士、杰青、优青大都会参加。在评审期间他们会被收走手机，但如果在会上看到来自自己单位的申请书，也会有个人的倾向性。

消灭“打招呼”，

需要改革科技体制

一位多次参与科研项目评审的专家对《知识分子》表示，“打招呼”之所以成为顽疾，与科研体制中的资源分配机制密切相关。对于基础研究，现在稳定性的经费支持比例还是太低，科研人员只能去争夺竞争性的科研项目。

他表示，现在整个科研体系把项目看得太重，滚雪球效应太强，能否拿到项目和工资待遇甚至整个职业生涯的声誉都和项目挂钩。这实际是把项目变成了帽子，完全违背了科研项目设立的初衷。

一些科研人员不想拿大项目，只想进行由好奇心驱动的小规模研究，但由于稳定资助不足，他们也不得不去卷竞争性的项目申请。如果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能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稳定资助，大家可能就不必争得头破血流。

现在科研项目竞争激烈的程度，说史无前例并不过分。根据自然基金委的统计，与2023年同期相比，2024年集中接受的所有14种类型项目申请量都有所增加。2024年共接受项目申请384,564项，申请量比2023年同期增加了80,231项，增幅达到了26.36%，与2023年同期的3.38%相比有大幅增长。

而项目的资助率正在下降，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指南显示，2022年面上项目的资助率为17.56%，平均资助金额为53.14万。2023年资助率下降到16.99%，平均资助金额更是下降到49.46万[11]。

另外，能否拿到科研项目不仅关乎个人的前途，也关系着单位的利益。这位青年科研人员的观察是，单位会倾力帮助科研人员“打招呼”，这种现象在高校、公司、科研院所等各类单位中都广泛存在。对单位来说，重要的不只是科研项目的经费，还有这些“帽子”带来的影响力，对人才的聚拢效应。

“竞争性的项目肯定是要有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做过了。有一个基本保障的话，大家压力会小一点，人也会淡定一点。”上述多次参与科研项目评审的专家说，“如果说工资都不稳定、都受项目影响，各种宝都压在项目申请上，就容易铤而走险。”

“对于这种已形成的利益链生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科研体制中的资源分配机制，而仅仅依靠专项整治和评审制度的微调，那么打招呼的现象恐怕难以根除。“谁'打招呼'抓谁，好多'有本事‘的人是抓不住的。”

上述评审专家向《知识分子》解释，国外并非没有对项目和职位的竞争。但问题在于，国外对讲席教授之类的职位竞争限于一校之内，国内的“帽子”却是全国通行。想要在职业上有所发展，各个高校甚至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必须参与同质化的竞争。

“全国性的帽子真的应该取消，不取消始终是个麻烦”。在他看来，不如将这笔资金直接分配给各学校，用于支持自身的项目和人才培养，从而回归到学校内部的小同行评审机制。

从整个科研体制上看，这位评审专家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现在仍然急功近利，对基础研究总体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僧多粥少。另外资源分配的机制也没有理顺，应当明确划定稳定性和竞争性资助的界限。现在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在竞逐有限的竞争性资助，导致整个研究群体的心态动荡不安。

“科研体制方面不做一些根本变化的话，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位教授说，“整个科研体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理顺，出现'打招呼'问题应该怪谁？我觉得最不该怪的就是普通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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