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温世君
编辑 | 王伟凯
出品 | 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
2024年4月，就在黄奇帆即将72岁生日的时候，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重组与突破》。
1952年出生的黄奇帆，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也是这个波澜壮阔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正如他在《重组与突破》的自序中所言：“人生和事业在不断重组、不断解决难题的过程中跌宕起伏，会化育成生命的乐章，奏响重组的旋律。”
黄奇帆在古稀之年出版的这本新书，当然是他人生乐章的注脚。但对于广大读者而言，更是可以去一窥这位历史当事人的智慧和决断，并从中得出结合自己当下境遇的不同体悟。本期《棱镜》正是与大家一起来读这本《重组与突破》。
《重组与突破》，黄奇帆/著，中信出版集团，第1版第1次印刷（2024年4月）
上任重庆第一天：烂尾楼“遭遇战”
在《重组与突破》中， 黄奇帆感言道：“我在 50 余载的工作历程中，有幸参与、主导了一系列重组，包括在上海重组本地股、振兴工业、开发浦东，以及在重庆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从中我深刻领悟到重组的真谛与妙趣。其真谛在于资源优化配置；其妙趣在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1990年代，黄奇帆就曾出版过《谈浦东开发的战略、政策及其管理》。而时隔近三十年后的这部《重组与突破》，则把重点放在了黄奇帆在重庆任内的一系列“重组”经历。
从他到任第一天就开始了。“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日子。当时的重庆，gdp（国内生产总值）仅19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到 200亿元，正处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务重的发展‘破冰期’”。
报到当天，黄奇帆路过市委大院时，看到了门口两三百人黑压压的一片群众，原因是一处烂尾楼。
这是1990年代那场地产运动的后遗症。开发商本身资金不足，抵押土地给银行负债造楼，不仅给动迁居民没有到位的拆迁款许诺了高利息，还搞了“售房返租”预售房产，并承诺高额“租金”回报以回笼资金。但随着资金链断裂，银行收不回贷款，拆迁户的动迁款没有了着落，买房人付了钱也拿不到房产，最终形成了看似无解的僵局。
“这件事性质很明确，就是项目业主骗了百姓、坑了银行。”但按照惯常的办法就是两种，一种是强制开发商还钱，另一种是政府出钱兜底。但问题是开发商也没有钱，“抓了也没用”，市里财政本身就吃紧，而且“政府有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毫无道理”。最终就是“大家都想解决，但都束手无策，开了20多次协调会也没能破局”。
在《重组与突破》中，黄奇帆把这件事称为“上任之初的遭遇战”，他说：“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组。”
他拿出了“重组”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债务做减法：银行贷款本金和法定利息收回，但放弃除此之外的高利息。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如数支付，避免欠薪连环套。拆迁款和购房款的本金足额偿还，但开发商承诺的高额利息并不算数，而且之前已经收到的利息还要折算抵扣。
然后是找到“接盘”者。实际上，这个地产项目位于重庆的核心地段，如果项目最终建成，当时的市场价值是4亿元。前面的债务减法做完，这个烂尾的项目债务就从3.7亿元降到了2.1亿元。“战略重组者只需支付2.1亿元就能拿到产权，之后再花6000多万元把房子建好，总成本也不过 2.7亿元。”
作为副市长，黄奇帆直接指定了接盘方——重庆城投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当时的城投公司负责人有些“不愿意蹚这趟浑水”，但面对新来的副市长，也接下了这个指令。
最终的结果“皆大欢喜”，拆迁户钱款到位，还给市政府送了匾。由于项目主体变更为城投公司，信用主体变更，“银行对城投公司这个新业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马上收回贷款本金，甚至还愿意再借给城投公司几千万元”，施工单位也不着急要钱，只要求继续承建工程。最终，城投公司参与重组，但并没有真的掏出2.1亿元现金，处置这个烂尾楼项目，还赚了一笔钱。
现在来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置的商业模式。但这个重组过程一定是多方共赢的，因为“任何一方利益严重受损，重组都推不动”。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局者理清思路，理清利益，去下场当破局者，才是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
用市场化手段体现政府意志
这个逻辑也可以放大。黄奇帆在《重组与突破》的自序中所言，重组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制度：
“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对市场难以触及或因市场竞争引发社会不公的地方，国家会采用法律、经济、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使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重组与这套制度安排密切关联。”
这样的结论，必须是经历者、操盘者做出，才更有说服力。
从一个烂尾楼项目开始，《重组与突破》详述了黄奇帆在重庆参与的城投融资平台类企业（重庆“八大投”）、国有资本运营投资类企业、地方金融机构、国有工商企业集团和非公有制民营企业的改革重组的实践和思路。
不过，“开局”的条件非常有限。
黄奇帆在书中回忆，在他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机场碰到了时任财政部长。他当时跟黄奇帆说：祝贺你到重庆去，但你要当心哦，重庆财政可是一个“破产财政”！
根据《重组与突破》书中记载的数据，当时重庆地方财政收入100多亿元，政府负债400多亿元，“3年不吃不喝才能把债还完”。而且当年重庆贷款余额1600多亿元，坏账就有500多亿元。“企业也好，政府也罢，信用都很差，从银行已经借不到钱了。”
而正是这样充满挑战的局面，才更需要“重组”。
例如对重庆地方融资平台“八大投”（高速公路——高发司、高等级路——高投公司、城市路桥隧——城投公司、土地储备——地产集团、城市能源——能投集团、地铁轨道机场——开投公司、城市自来水污水垃圾处理——水务集团、农村水利——水投公司）的重组，核心的逻辑就是盘活资产、理清债务、注入资产、注入信用，进而实现其自身的造血发展。
信用的问题特别关键。在现代经济体系下，信用以及背后的融资能力、资金成本，不仅决定着发展的能量，更是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黄奇帆特别提到了“八大投”信用风险的防火墙“三个不”：
财政不直接担保，目的是隔离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的信用风险成为政府的信用风险；八大投互不担保，这其实是为了防止隐藏债务，甚至造成连环信用危机的传染；财政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这是在企业内部实现项目之间的风险隔离，哪里起火只烧哪里，不能火烧连营。
黄奇帆在《重组与突破》中认为，“八大投”通过重组，在当时的财政环境下，有其历史使命：能够在市场理论不愿意介入的情况下，用市场化工具完成建设任务，是“用市场化手段体现政府意志”。
当然，黄奇帆也非常清楚，必须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微观、宏观制度之中。不管遇到哪种情况，也不管用什么方法进行重组，都要把握五个要点：
一是不能在重组时搞“民粹主义”，换言之重组是管理者之间的“默契”；二是重组要讲时机、讲机遇，要择机而行、果断处置；三是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这是黄奇帆一直强调的一个原则，只有利益互补、各方共赢才能推动事情向前；四是重组必须在阳光下作业，“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几个有权力的人搞的“阴谋诡计”；五是重组要基于自身实力，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黄奇帆举了一个例子：“你有10元的能力，可以拿出3元去重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甚至以高杠杆、高负债去重组，那就得不偿失了，不仅眼前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甚至会陷入意料不到的债务危机。”
“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组的”
黄奇帆在书中对重组有一段“官方”释义：“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发挥聪明才智，抓住问题主线，对事物的构成要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最优解决方案。”
换言之，重组的目的是要解决难题。遇到难题不去硬碰硬，不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正是《重组与突破》核心的价值观。
当然，这也是作为一个实干派理论家的思想底色。黄奇帆在《重组与突破》站在了他所言的“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结论——“深化改革离不开重组”。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改革的关键是什么？黄奇帆说得鞭辟入里，就是“要抓住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牛鼻子’”，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式”，从而“提升综合效率”。在《重组与突破》中，改革和重组二者几乎划上等号：“改革是体制、机制、制度的重组，重组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在黄奇帆看来：“改革与重组异曲同工。”在这个角度下思考，“深化改革离不开重组”这个命题已经毋需证明。
《重组与突破》在改革的议题上抛出了一系列时代之问：“我们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原有体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场机制有待发育，如何破解长周期、大范围、反复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依托现有条件，着力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预期目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下的热门话题，也是改革的现在进行时。《重组与突破》中，黄奇帆断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重组”，进而用他的理解，向读者拆解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经济要素、创新驱动、资产结构、股权结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经营运作，以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黄奇帆将一系列的重组纳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范畴之下，“包括资产重组、组织重组、管理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权利重组等，其目的都是通过重组达到‘1+1>2’或‘5-2>3’的效果。”
实际上，黄奇帆这本新书，正是用自己的经历、自己创造过的历史，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一些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试图就这些问题给出他的解答：
“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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