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档上映两天，由李达超执导、刘伟强监制的《维和防暴队》收获了2.26亿元的票房，排在8部新片首位。刘伟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部影片是国内首部海外维和题材商业大片，而他最想通过本片让广大观众看到中国维和警察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我想在片中塑造平凡英雄群像。”
取材自真实故事
刘伟强和李达超是多年的老搭档，刘伟强说，自己在拍摄《中国医生》中医生给病人插喉镜等画面时，李达超都会待在身边，两人随时商讨如何更好地拍摄。在拍摄《中国机长》时，由于是第一次拍摄高难度的飞机镜头，两人就一起边学边干。刘伟强负责拍摄文戏，李达超拍动作，配合默契十足。
自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派遣了维和警察近2700人次，一个个“中国蓝盔”为饱受战乱之苦的地方撑起了和平的保护伞。但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这个群体还相对陌生。刘伟强告诉记者，《维和防暴队》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10年的一则新闻：中国维和警察的8名队员不幸因公殉职，遗体被运回国内，在他们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殡仪馆的途中，长安街的警察们肃立敬礼，场面让人动容。刘伟强和李达超的心被触动了，就想到要拍摄一部讲述维和警察的电影，将他们的故事告诉千千万万的中国观众。“这不但是一部动作电影，也是讲述人与人之间有着浓厚感情的故事。”
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李达超等剧组人员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跟我国原维和警察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采访，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故事逐渐成形，“故事的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经过了艺术加工。”
监制刘伟强
花200多天搭建真实布景
《维和防暴队》的故事发生在非洲某小国，剧组人员花了200多天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搭建出战火中破败不堪的楼宇，逼仄脏乱的贫民窟和海边独有的高脚屋等，其中规模最大的马纳夫广场，更是花了剧组很长时间精心建造，非常真实。刘伟强还特意让剧组请来的非洲籍演员全程把关，这些演员也知无不言，给剧组出了很多好点子。“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个真实的环境。”在刘伟强看来，现在的观众越来越厉害，如果发现有穿帮的镜头，很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吐槽，“因此花大力气搭建真实场景是非常有必要的。”
演员们真的非常拼
《维和防暴队》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轻演员，黄景瑜此前已经在《红海行动》中演过狙击手顾顺，此次在片中饰演队长余卫东；在片中扮演杨震的王一博当时是第一次主演电影；在片中饰演联络官丁慧的钟楚曦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角色。“这些年轻演员真的都非常拼！”刘伟强赞叹道，而他做的最多就是帮助演员们更好地消化剧本，理解他们的角色。比如王一博饰演的杨震出生在一个警察家庭，他的父亲是余卫东的队长，不幸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个性强烈但枪法神准的杨震想继承父亲的遗志，但又对现实感到有点迷茫。刘伟强就会跟王一博一起探讨人物心理，把握好角色的心理状态。同时，刘伟强还要指导这些年轻演员如何开枪等，用自己多年的拍摄经验帮助他们更快入戏。
“黄景瑜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军人，身上流着军人的血。”黄景瑜以前演过多部军警题材影视作品，可谓是“内娱特种兵”，他硬朗的外形很符合队长这个角色。而钟楚曦很有语言天赋，她在开拍前就开始零基础学习法语，每天将法语老师的发音录下来，反复练习，最终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不过最难的却是片中的群众演员们。这次《维和防暴队》找来了1000多个群众演员，他们中大部分都没有演戏经验，生活中有些人说英文，有些人说法文，其中不少是儿童，沟通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好在剧组最后都一一克服了，而这些演员的表现也没有让刘伟强失望。
真实表现血与火的考验
《维和防暴队》的故事发生在非洲某小国，因为内乱，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一开始对中国维和警察的到来非常排斥，但事实胜于雄辩，在维和警察的帮助下，他们的信任感逐渐增加。中国维和警察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为了保护孩子，丁慧不惜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要说这部电影跟之前的类似电影有何不同？我的回答是：这部电影中有牺牲。”刘伟强说，自己希望能够将这些维和警察经过的血与火的考验真实地表现出来。“在我眼中，他们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平凡英雄，为了帮助弱者舍生取义，义无反顾。”
片中维和警察们不但帮助村里人重建家园，还教他们中国文化，教他们打拳，正是这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感动了村里人。在影片最后，被丁慧救起的孩子母亲毅然告诉维和警察们掉转车头回去救被敌人抓住的杨震，最后成功让他获救。这份友爱互助、生死与共的情谊，正是影片最打动人的地方。“和平年代，维和警察们是最接近危险和死亡的警种之一，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那些弱小的地方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把和平和安全带给他们。这也是我在片中想表达的主题之一。”刘伟强说。
曾执导《无间道》系列、《中华英雄》等卖座电影的刘伟强14年前就把工作室从香港搬到了北京，这些年来，他陆续监制和执导了《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他透露，自己即将上映的新片是跟马丽合作的《水饺皇后》，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而他筹备多年的谍战大片《克什米尔公主号》也已在今年3月在国家电影局立项。
问起他在内地工作多年的感受，他坦言，这么多年他遇到的内地合作方的思维非常开放，“他们真的愿意找一个以前拍商业大片的导演来拍主旋律电影，并鼓励我要突破一点，胆大一点。”而他自己也非常努力地适应新的环境，“我每天都在改变和学习，我很幸运，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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