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风波、道歉与亚裔的尊严
在刚刚过去的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发生在演员小罗伯特·唐尼和颁奖嘉宾关继威的一幕引发了争议。按照奥斯卡的规则，获得上一届最佳男配角奖的关继威将为小罗伯特·唐尼颁奖，而后者全程两次无视主动致意的关继威，转而与两位白人男演员蒂姆·罗宾斯，山姆·洛克威尔互动。小罗伯特·唐尼的举动引起大量不满，在该演员的instagram页面上，众多网友留言批评他无视关继威的失礼行为，并质疑该行为带有种族歧视色彩。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0日，美国加州洛杉矶，第96届奥斯卡，马赫沙拉·阿里、克里斯托弗·瓦尔兹、蒂姆·罗宾斯、凭借《奥本海默》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小罗伯特·唐尼、关继威、山姆·洛克威尔合影。
无独有偶，在杨紫琼为艾玛·斯通颁奖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争议性举动。在艾玛·斯通的领奖过程中，她的好友演员詹妮弗·劳伦斯从杨紫琼手中“接过”奖杯，为艾玛·斯通颁奖。在这一过程中，同在台上的演员莎莉·菲尔德或是感觉这一行为不妥，主动拉拽了詹妮弗·劳伦斯，示意应该由杨紫琼来颁奖。许多网友表示，这样违反颁奖流程的行为无疑是不得体且不妥的。
而事件的后续发展则更令人不适。在所有白人演员均保持沉默的情况下，杨紫琼率先在其instagram上发文，表示自己的行为可能让艾玛·斯通感到困惑，但她希望艾玛·斯通能从后者最好的朋友詹妮弗·劳伦斯手中接过奖杯，共享这荣耀的一刻。截至目前，其他几位当事人都未在这一帖文下作出任何回应。在整个事件中毫无过错的杨紫琼反而成为了首先开口道歉的人。网友们表示这样的过度“体面”和“大度”只会让人感觉亚裔非常听话，杨紫琼的发言或许能平息争议，却会让更多人将对亚裔的歧视视作理所当然，甚至更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关继威虽然同样没有正面回应自己被无视的争议，但晒出自己与多位最佳男配角得奖者的合影，其中也包括小罗伯特·唐尼。关继威表示：很自豪和荣幸能站在这些男配角得奖者当中，颁发本届最佳男配角。祝贺当晚所有得奖者。反观小罗伯特·唐尼在典礼后虽有发帖，但却对争议事件三缄其口。相较于关继威在帖文中暗示自己未受该事件影响，在典礼上非常开心，小罗伯特·唐尼的沉默则表明他认为自己并无义务，也无需对目前的争议作出回应。
谦虚、体面、为他人着想......这些品质似乎与亚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杨紫琼或是主动，或是谦让地“允许”别人拿过奖杯的那一刻，她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自己作为上届最佳女主角为继任者颁奖的权利，但她内化了这一切，甚至主动开口致歉。正如微博网友“一只朋克小狗”所说：“解释和圆场只是弱势群体所需要的技能，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傲慢而无礼。”西方社会对白人的宽容成为他们自信的根源，他们可以用道歉来换取下一次犯错的机会，而“东亚乃至华裔很多的小孩只能被迫地讨好他人，归根结底是这样的小孩只能自我消化来自原生家庭、肤色、阶层、校园暴力以及性别歧视的暴力。”反观小罗伯特·唐尼上台领奖前张开双臂，回看为他鼓掌的众多演员，脸上带着“这个奖是我应得的”的神色，回顾他的演员生涯，他屡次犯错却又被原谅，获得“又一次机会”，这种对白人男性的宽容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底气无视关继威并拒绝作出回应，权力结构中的上位者拒绝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将其视作理所当然。
在这一系列风波中，另一个触动到大量亚裔网友的点则是杨紫琼的“道歉”行为。微博网友“严艺家”写道：每次身处又有同胞又有各国人士的场合，自己总是非常容易对某些瞬间感到气愤：不少同胞都太喜欢道歉，在开口讲英文之前要先打招呼道歉说自己英文不够好；表达完观点要打招呼道歉说自己经验有限还望大家多多包涵；发言时紧张畏缩对此还要主动道歉......对此，“严艺家”认为自己的气恼背后的潜台词是——“你已经足够好了，支棱起来”；也可能是感知到了同胞们内心隐藏的愤怒和攻击性——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充满歉意？反观其他来自全球各地的同事，则很少为自己的口音或英语表达的用词不准确而道歉。杨紫琼的帖文照顾到了几位当事人的感受，体面而大度，却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拱手相让，甚至提前道歉让其他人毫无负罪感。但让许多人不适的地方在于，她完全无需道歉，这本该是属于她的一刻。
在两个颁奖场合中，杨紫琼和关继威都是舞台上唯一的亚裔，距离他们获奖才过去了短短一年，他们以及大量的亚裔观众又清晰地感觉到了作为少数派的感受——那是一种被忽视、让人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的氛围。美籍韩裔作家、诗人凯茜·帕克·洪在《少数派的感受》一书中写道：每当她的母亲用初级水平的英语和白人说话时，她总是感到难堪并插入对话。亚洲口音是如此遭人贬低，以至于作者在熟练掌握英语后，对这种口音感到敏感。身为作家和诗人，凯茜·帕克·洪意识到，属于移民的“糟糕的英语”正在消亡，这种压力和审视既来自外界，也来自移民群体内部。亚裔学着用白人看待他们的方式看自己，把他们变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敌人。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防御就是对自己严苛，这成为他们的强迫症。这种“别人比我更适合”的感觉，是在长期的种族规训之下产生的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恶。凯茜·帕克·洪尖锐指出，在美国文化叙事里，亚裔移民一直维护着“顺从的奋斗者”的刻板印象，亚裔“是服务行业的工蚁，是企业的忠诚员工，却从不会得到晋升”，因为白人觉得你缺乏内心力量，缺乏领导力。换言之，白人使用了亚裔的善良和温顺，反过来又将其作为把亚裔固定在既有等级秩序里的工具。
那么，长久以来一直被贴上“温顺且服从”标签的亚裔，究竟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停止不必要的自我批评，制止歧视行为？或许一切都应该从停止自我厌恶、拥有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不道歉的勇气，指出他人的错误开始——正如凯茜·帕克·洪所说：“糟糕的英语曾经是一种耻辱的来源，但现在我自豪地说，它是我的传统。”
经济危机史的启示
经济出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它可以衰退、停滞、放缓或过热。在漫长的十九世纪，恐慌（panic）层出不穷：至少在1825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自1907年以来，市场就没有停止过恐慌，人们已经转向危机（crisis）和崩溃（meltdown）。人们能从这么多次经济危机中得到什么启示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者trevor jackson
《纽约书评》4月刊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者trevor jackson的书评《下一次崩溃：经济危机的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试图通过比较两本关于经济危机史的新书回答这个问题。
这两本书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harold james的《七次崩溃：塑造全球化的经济危机》（seven crashes：the economic crises that shaped globalization, 2023）和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员、媒体人linda yueh的《大崩溃：全球崩溃的教训以及如何预防》（the great crashes: lessons from global meltdowns and how to prevent them, 2023）。
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的第一本书《德国经济衰退》（the german slump，1986）是有史以来关于大萧条的最佳著作之一，此后他又出版了许多关于单个公司和银行、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全球化的著作。在《七次崩溃》一书中，他认为，“新的制度——市场创新，以及更强大、扩张实力的国家——通常产生于对一种特殊干扰的反应：供给危机……。当粮食或燃料等基本物品变得稀缺、价格上涨、需要新的生产和分配渠道时，就会出现供给危机。”因此，他关注的重点是供给危机，而不是货币、银行或股市危机，他希望分析这些危机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全球化。他的七次危机涵盖了从19世纪40年代到新冠疫情时期，从中他总结出了七条经验。
linda yueh是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员，也是多家经济政策实体的顾问。她曾多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和彭博电视台的经济主播。她的《大崩溃》一书旨在说明危机有其固定的模式：在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之后，危机需要以可信的经济政策形式加以解决，然后再产生不确定的后果。
这两本书都花篇幅介绍了大萧条、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
书评作者jackson认为，《七次崩溃》对供给侧危机的关注是新鲜的，也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对供给侧危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部分原因是政治上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共识，部分原因是 “供给侧经济学”与里根政府坚定不移的保守派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了一些负面看法。2020年以来发生的供应链中断事件重振了对供给侧的思考，本书是首批将这一议程纳入历史和比较框架的著作之一。不过他批评《七次崩溃》的作者先入为主地认为全球化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因为书中提供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七次崩溃》中的第一次崩溃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当时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和其他农业生存危机引发了货币和财政危机，这些危机又在1848年的革命中演变为政治危机。在james看来，这次危机导致了更多的全球化，其形式包括自由贸易、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化，因此它隐含的是好的危机之一。这也是全球化造成的。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就爱尔兰饥荒而言，“历史共识解释说，英国教条式的自由放任导致了这场灾难”。他没有补充说，马铃薯真菌来自墨西哥，途经宾夕法尼亚州——这是全球化的另一个贡献。如果一场灾难可以由全球化引起，通过全球化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并导致更多的全球化，同时造成约一百万人死亡，并在整个大陆引发一连串的政治暴力，那么我们就很难同意“全球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教训。最后一章中的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这两本书都简要讨论了一个历史奇观，即大约在1945年到1971年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危机。这些年也正是james所说的“去全球化时代”，他认为这是罗斯福和凯恩斯从大萧条中吸取错误教训的不幸结果。
战后几十年被广泛称为黄金时代或“光辉三十年”，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时代，该体系由盟国于1944年建立，旨在防止再次出现大萧条。作为凯恩斯与美国财政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之间的妥协，该体系通过对跨境资金流动施加限制，确保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james写道：“全球化因战争及其结果而受到限制、被隔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也无意——恢复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世界观的遗迹。”他接着写道，“去全球化的逻辑给工人带来了真正的改善，他们现在受到新的国际流动限制的保护。”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回归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5-1971年间的全球gdp增长率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倍。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去全球化时代”也与工资中位数的持续增长相对应，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平等现象大幅减少的唯一可确认的时刻。如果说“去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是gdp增长、工资增长、平等和稳定，而“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是工人活动的贬值，以及马铃薯饥荒、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那么要接受“全球化改善了生活”这一简单的教训确实非常困难。
没有危机的时代肯定也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危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的信息，与james和yueh的历史相反，我们会注意到，当存在资本管制、强大的工会、高税收、相对平等以及严格的金融监管时，或者换句话说，当资本弱小而劳动力强大时，大危机似乎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受约束的资本力量很可能有利于全球化，但事实证明它不利于民主、稳定、平等，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本身。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狂躁症、恐慌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基础性著作，该书于1978年首次出版，目前已是第八版。他在书中根据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理论，提出了他所谓的“典型危机”模型。在金德尔伯格的模型中，危机的第一步是某种突如其来的积极冲击，通常是技术或金融工程的创新。这些冲击是有利可图的，而利润会刺激投资，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其他人获利时，他们也想投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亢奋。
这些亢奋情绪会在不同行业和国家之间传染。由于利润很容易找到，人们借贷进行投资，信贷供应顺周期扩张，因此，更多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信贷，从而推动更多的增长。但最终价格会达到顶峰，因为一些企业倒闭了，一部分贷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坏账，或者一些政策转变改变了相对利润的分配。亢奋情绪急剧逆转，信贷供应突然收缩，价格突然下降。金德尔伯格的影响依然明显，其他同类书籍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奎因和特纳的《繁荣与萧条》（boom and bust）一书非常仔细详尽地描述了“泡沫三角”，当一项新技术或制度变革很容易向广大读者推广时，就会形成“泡沫三角”，其成员可以获得充足的信贷，其中许多人还会参与投机。
每本书都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政策含义，如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必要性，或对投机和信贷进行更严格监管的必要性。但是，用金因德伯格的话来说，他们也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顽强的常年现象”：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植根于人性的，因此不可能根除。
1862年，法国统计学家克莱芒·朱格拉尔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性发生》一书中写道：“危机就像疾病一样，在每个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都会发生。我们可以预见它们，我们可以减轻它们，我们可以建立有限的防御系统来抵御它们，并促进它们的恢复，但迄今为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纵容，却没有人能够阻止它们。”
大约160年过去了，几百次危机过去了，我们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如何认识和缓解危机，而不是如何建立结构和制度来完全消除危机。
james的前两个教训是，每个转折点都与其他转折点不同，而且前一次危机的教训可能会阻碍新的解决方案。随后，他从以往的危机中总结出五条一般性教训。
yueh对其经验教训的总结如下：“从金融危机中得到的一个永恒启示是，必须认识到亢奋情绪助长债务水平上升所带来的风险。另一个启示是，只有当决策者的行动被视为可信时，他们才能化解危机。我们还看到，危机的后果千差万别。一个国家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崩溃的原因，还取决于如何解决。”
“可信度”的概念是个老大难问题。在“covid”一章中，她声称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葡萄牙能够廉价借贷，表明投资者认为他们的政策是可信的。因此，最起码的说法是，投资者认为可信的，就是可信的政策，而低利率可以识别可信的政策。
书评作者jackson认为，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有志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政策制定者，在其紧急政策奏效或失效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些政策是否可信。
我们无法知道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制或在2008年之后实行超过4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会被视为可信；另一方面，尼克松在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分离时实行的价格和工资管制在当时广受赞誉，但在今天却遭到蔑视。2008年后，紧缩政策被推崇为应对公共债务危机的唯一可信对策，但它却在十多年间给数百万人带来了毁灭和痛苦。
原因在于政治。任何政策议程都会有自己的可信度主张，而辩论这些相互竞争的主张正是政治的核心。
在危机中，决策者如何知道这场危机对全球化是好是坏？yueh认为大萧条的教训已经汲取，那就是提供充足的、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但james认为大萧条开启了“去全球化政治的新时代”。谁是对的？面对下一场危机，政策制定者该如何知道是该吸取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教训？即使央行行长、立法者和监管者都愿意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他们也可能出于善意汲取不同的教训，或在教训是否适合具体情况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政治的确有可能决定危机的走向。
两本书都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由失败和失误的历史构成的，但它们都以乐观的态度结束。在james看来，“学习是全球化危机的主要成果，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学习。”幸运的是，“当下最令人沮丧时，我们学得最多”。
yueh认为，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认识到我们的持续努力非常重要，因为进步不是线性的，政府和公司可能会走回头路。“发挥我们作用”的例子包括投票给“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平等”的政治家，在公共论坛上讨论回收利用的价值，以及选择不购买污染或虐待员工的公司的产品。
对此jackson点评道：投票、回收利用和行使选择权固然都是有价值的做法，但它们似乎与全球经济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以及当前的政治基调不相称。它们也无法解决货币危机或股市崩盘，更不用说由脱离民主问责的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了。它们关注的是能想象到的有限变化，揭示了对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的自满情绪，反映了对一个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已经枯竭。但历史的另一个教训是，激进的变革在发生之前似乎是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而在发生之后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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