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洞见pumpkin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位师傅指着面前一块长满杂草的地，问小和尚：“怎样让它不长草？”
小和尚想了想，回答说：“每天拔草。”
师傅微笑着摇摇头，拿出一把种子，撒向田地，然后慢悠悠地说：
“草拔了还会再长，拔也拔不完，只有在这块田里种满鲜花，才能改变这片荒草地。”
生活这片道场中，杂草也无处不在：也许是旁人的攻讦和中伤，也许是命运的刁难和无常……
他人的事，老天的事，去辩驳，去对抗，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徒劳无功。
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对抗，也不是征服，而是允许，接纳后的理解与超越。
当你以一颗从容心，看世间不平事，生命的土壤自会开出灿烂的花海。
正如杨绛先生所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01
允许，是一种姿态
杨绛所处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经常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经历思想动员、酝酿讨论、声讨控诉三个阶段。
一次“酝酿会”上，一个女学生大声控诉：
杨季康（杨绛）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她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绛感觉到疑惑，因为她并不认识那名女生，也不理解她为何要如此造谣。
但她没有恼怒，也没有激烈地为自己辩驳。
平复好心情之后，她装作此事没发生。
第二天梳洗完毕，她挑了件光鲜亮丽的衣服，神采奕奕地去上班，还专门挑人多嘴杂的菜市去逛。
后来谣言不攻自破，学生们被她的从容气魄所折服，选修她课的人更多了。
多年后，杨绛回忆此事说道：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她们怎么想。人生在世，冤屈总是难免的，虽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
《增广贤文》里讲：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
人生在世，总会遭遇各种误会和不解。
面对无端的诽谤，你回应得越多，对方越是来劲。
懂你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人更不必解释。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允许讥谤，是放过别人的修行，也是成全自己的智慧。
2005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对杨绛发起挑衅。
指责杨绛的译本中词句不准确，删减了重要情节，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
更直言：“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
杨绛的朋友们非常气愤，想要为她打抱不平，杨绛却淡淡地劝他们平息怒火。
随后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声明，感谢董先生的指点：
“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
面对有些专家充满火药味的言辞，杨绛始终不急不躁，从容平和。
后来，大家才知道杨绛使用了“点烦”翻译法，语义更贴合原著，行文也更简洁精辟。
允许争议，允许刁难，不是认怂，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强大。
讥讽也好、误解也罢，不如都随它去。
无论何种境地，你只管做好自己，因为时间会给出答案。
02
接纳，是一种成熟
杨绛出身书香之家，父亲杨荫杭京师高等检察厅长，母亲是有名的知识女性。
可好景不长，后来父亲因得罪权贵被停职，往日荣光一去不返。
但父亲却没有因境遇起落而愤愤不平，抑郁不安。
没有工作的日子，他在书房读书写字，怡然自乐；不复往日的餐食，粗茶淡饭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受到父亲的影响，杨绛也多了几分淡然的气度。
1919年，杨父亲辞官回乡，准备重新开启事业。
刚到家就染上了严重的风寒，烧得直说胡话，连医生都觉无力回天，拒绝开药方救人。
前来探望的亲属们，无不感慨，天道无常，命运无情。
唯有杨绛忍住悲伤，在心里暗自盘算着：若父亲真的一病不起，她就立即退学去工厂做工，担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
好在父亲正值壮年，从病魔手中拉回了自己。
后来战争爆发，杨绛一家外出逃难。
东躲西藏仍无落脚之处后，只好冒死又回到了老家。
可回到家后，映入眼帘的是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和鸠占鹊巢的留守奶妈。
以前气派的宅邸，变得破败不堪；
家中古色古香的家具，典雅精致的工艺品没了踪迹。
短短数月，如天堂坠入地狱，桑海桑田的变化，让人唏嘘。
杨绛看到此情此景，只是淡然地感慨道：
“盛衰的交替，财物的聚散，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祸福无门至，风云不测来。
这世上，没有不变的定数，一切都在变化中。
上一刻顺风顺水，下一刻就可能狼狈不堪；
上一次还笑脸相迎的朋友，下一次可能就翻脸不认人。
一味耿耿于怀，难以释然，苦的是自己，伤的也是自己。
对于那桩桩件件的世间无常事，看透是修行，接纳是智慧。
这种接纳并不是沉溺于命运弄人，任由命运摆弄，而是懂得转换心态。
就像爱尔西·麦可密克说的：“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时，我们能省下精力，创造出一个更加丰富的生活。”
03
超越，是一种格局
1980年后，杨绛一家的生活逐渐安稳，在工作和创作上，都有了成绩。
然而，他们的身体状况却走了下坡路。
杨绛有冠心病；钱钟书患气喘、肾病；钱瑗，肺癌转脊椎癌，发现时已是末期。
钱钟书住院后，杨绛每天为他送饭送汤，后来钱瑗也住进医院，三人分居三处，杨绛勉力支撑。
缠绵病榻两年后，钱瑗和钱钟书接连病逝。
至亲的离世对她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但她明白“悲痛是不能对抗的”。
她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
在一遍遍阅读中，苏格拉底从容就义前对生死话题的侃侃而谈的画面，治愈了她。
“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着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和笔记。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走，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忙碌充实的生活中，她从容地打扫着人间战场。
生命最后的20年，世间至重的佛家七苦，人间的笑、痛、孤、静，她一人占全了。
但她不自哀，也不自怜。
很多人担心杨绛承受不住，赶过去探望她。
但当她们为杨绛的悲惨遭遇哀痛时，杨绛却没有跟着哭泣，还反过来安慰她们：
“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往深处想，痛苦的担子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亦能从容地接受自己的离去。
她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
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对她来说，生不足喜，死亦不足悲。
面对苦难，有三层境界。
第一层是畏惧，第二层不惧，第三层是超脱。
我想杨绛先生已然到达了第三层，她已经超脱了苦难，甚至超脱了生死。
在杨绛百岁之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她，身上那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回答：来自于信仰。
对文化的信仰，对真善美的信仰，人有信仰，便不会崩塌。
▽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写过“一堵墙”。
每次他摇着轮椅想去什么地方，那堵墙都会截断他的去路。
有时候气得他迎墙就撞，结果墙岿然不动，自己却头破血流。
你看，天命无常，人力有限，盲目对抗，只会徒增烦恼。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墙后面那条路，只是听凭命运的安排，命运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去体验去经历，你会发现条条路上都有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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