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的追问

与蒋子龙(左)合影

◎焦金木

我第一次见到蒋子龙老师,是2015年初春陪刘心武老师到广州参加《2015花地文学榜》颁奖活动。记得在休息室里,刘老师和蒋老师在一隅亲切交谈,蒋老师问及刘老师是否考虑续弦,刘老师坦诚地告诉他,北京关心的人士曾陆续给他介绍过几位女士,其中一位,接触后印象不错,双方一起喝过下午茶、吃过西餐、听过音乐会,但后来有一次此女士问刘老师:“你那《钟鼓楼》我真是喜欢!以后是不是把这本书的版权交付给我呢?”刘老师心里一惊,所谓版权继承,是指作者死了以后五十年内,其版权付与及收益由作者亲属或遗嘱特定指认的人士享有,“现在我活得好好的,咱们也还没有走入婚姻殿堂,怎么就想到这上头了呢?”后来就“软着陆”,没有再交往下去。刘老师把如此隐私告诉蒋老师,可见他们互信程度很深,蒋老师也直爽地跟刘老师说:“你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慎重是对的。”

2018年12月,“文萃钱塘—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杭州钱塘江文化节闭幕式”在浙江杭州举行,蒋老师和刘老师都被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刘老师应邀与会,我在杭州又一次见到蒋老师。在去往杭州的高铁上,刘老师又跟我说到蒋老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上的贡献,他说前些天又读了一遍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还是很感动,“你生得太晚,后来社会生活变化很大,那样的国营工厂那样的厂长都成历史上的光斑了……”但是,刘老师说,他还记得,社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改革开放初期,上上下下有一大批乔厂长那样锐意改革的干部,要没有他们的魄力,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带领,他们的勇于“吃螃蟹”,社会进步的局面是不会那么样迅速打开,“你和你儿子两代人,是不会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厚红利的!”

在杭州活动现场,刘老师、蒋老师再次晤面,前后上台领奖。蒋老师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活动现场的阔大舞台对面,是几排大沙发,第一排每个沙发旁的茶几上,都预先写好了方便对号入座的标牌,刘老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以后,蒋老师进场,他发现给他安排的座位,是在与前排一溜儿沙发垂直的侧面,那里有两个沙发,显然是给最重要的人士准备的,其间的茶几上放着两个标牌,一个写的是他,另一个写的应该是杭州方面的一位领导干部的名字,那位领导当时还没入场,蒋老师站在沙发前凝视数秒,然后不动声色地迅速把自己那个标牌,与一大排沙发的头一个沙发旁茶几上的标牌,加以调换。后来杭州领导来了,原来安排坐在大排沙发头一位的人士,是中国作协一位领导,来了也就挨着那位杭州领导坐下。二、蒋老师接受颁奖后,他很认真地追问:“说我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人物,那么,改革文学,究竟指的是写改革的文学,还是对文学进行了改革的文学呢?”

杭州回北京的高铁上,我把对蒋老师的观察告诉了刘老师,对于换标牌,他只是一笑;对于蒋老师的追问,他说:“了不起。有的人领了奖只是高兴,子龙却有这样的追问。这种探究精神,值得咱们学习!”

摄影/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