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断绝关系的父女，一次爱情与亲情的抉择。央华年度戏剧作品《你好吗》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落下帷幕。该剧由万方编剧，王可然、张瑞执导，陶慧、李宗雷、凡银山主演，全剧聚焦在三组日常关系中：父女、夫妻与翁婿。陶慧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你好吗》是自己出演的第一部舞台剧，但是从中受益匪浅，在她看来，舞台剧对演员是真正的滋养，“作为演员是应该定期在舞台上进行自己的修行。”
陶慧饰演女主角贺卓。
人物：“恋爱脑”是对这个角色过于简单粗暴的解读
新京报：剧中，女主角贺卓没有把事业、实现自我放在第一位，这么多年一直在婚姻胶着的状态下维系生活，用一个当下流行词来说就是有点“恋爱脑”。你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陶慧：“恋爱脑”这三个字，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贬义词，是用来形容一个特别不理性，以至于很主观做决定的女孩。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人足够优秀、足够自信，也会非常主观地去做很多判断，虽然在很多年以后回看当时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实际上贺卓就是极度自信的，在这个前提下，她选择了爱情，那是她当时想要的生活，并不是单纯的恋爱脑。“恋爱脑”是对这个角色过于简单粗暴的解读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贺卓的丈夫“大余”之所以始终处在“花心”的状态，是因为这个人物的支点是一个需要外界“爱”的认可，他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吗？
陶慧：我就觉得他刚开始是这个状态，但后来时间长了，他自己习惯了，就不需要再得到外界的认可了。他其实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道德底线跟别人不太一样。他觉得自己很真诚，但万事万物都是有时效的，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在贺卓20岁的时候，大余求爱说的那些话，到了20年婚姻之后，可能就已经过期了。
新京报：但是贺卓在十几年的婚姻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到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一直忍到最后？
陶慧：贺卓很沉迷，并且依赖这段关系。这十几年他们的夫妻关系中，她一定有极享受的那一面，无论是物质的享受，还是丈夫给了她足够的情绪价值和呵护。而且大部分的时候，贺卓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她活在自己建立的一个世界里。到后来她慢慢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俩始终没有孩子可能是一个导火索，爱情没有延续，然后丈夫的绯闻开始东窗事发，各种问题浮出水面，直到最后父亲的去世，所有的一切，贺卓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她才突然回到现实当中。
陶慧表示，贺卓很沉迷并且依赖这段关系。
新京报：贺卓到最后下定决心要离婚，走出这段婚姻关系，心里面最底层的动机是什么？
陶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底层动机是她父亲的去世。她小时候把父亲当作支柱，从学校毕业之后她就结婚了，然后把丈夫当作支柱，她就是一只金丝雀，从一个笼子住进了另外一个笼子。突然有一刻她想通了，无论在任何一种框架里，她都没有为自己而活，都是别人给她建的框架。其实并不是某一次她丈夫的出轨，也并不是某一件小的事情，就是一个瞬间让她意识到了，她发现了，为什么她不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支柱，而总要依靠别人。
新京报：贺卓算是发生了“量变到质变”，一下想通了吗？
陶慧：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就在那一刻，她对任何人或事情都没有埋怨。
初衷：有一种回到最初梦想的感觉
新京报：在拿到《你好吗》剧本的时候，你感到有挑战或者有难度吗？
陶慧：我觉得有的是兴趣。我在大学的专业就是戏剧表演，这个时候有一部这么好的舞台剧，又是这么好的一个角色，碰到了这么好的创作团队，我觉得正好是个契机。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再登上过舞台，所以也一直想演一部舞台剧，好像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重新又回到舞台以后，有一种回到最初梦想的感觉。
陶慧一直想演一部舞台剧。
新京报：从最开始拿到剧本到彩排，再到在大剧院最后一场的演出，你对贺卓这个人物的理解有没有变化和调整？
陶慧：有好多个阶段，而且包括表演的处理方式都有过很多探索，这也是戏剧特别大的魅力之一。大家用了很多种方式，跟不同的演员在一起碰撞，出来的化学反应也不一样。贺卓我也试图用很多种性格、很多种方式去塑造，直到最后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版本，我想把这个人物落地，让观众体会到剧本本身要表现的人物内心的心境、复杂感。
新京报：你在演绎中的最大挑战来自哪里？
陶慧：这个人物非常难演，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我是想从外部去塑造，后来反倒是往下沉了。这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时候，我就是抛下了所有外部的东西，特别怕自己多余的表演和设计影响到这个角色本身。所以我这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的表演是做减法的。
导演：他非常会因材施教
新京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王可然作为导演，他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吗？
陶慧：他的帮助非常大，毕竟这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剧，可然算是引领我进入舞台剧大门的导师。他非常会因材施教，我是需要自己想通了，脑子里完全明白了，我才能演出来这个人物。不是你告诉我站哪儿停住，眼睛抬起来往哪儿看，我就能演的，我得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可然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一切给你捋通了，而且能让你完全沉浸进去。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有莫名的默契感，这还挺难得的。
新京报：有什么是你一开始对这个人物没有特别想明白，可然帮你把这个点捋顺了的地方？
陶慧：比如说贺卓跟丈夫的关系，细微上的一些处理。我得演一个将近有20年婚姻的人，因为我没结过婚，所以在演绎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上，我特别怕失真。贺卓的小学中学时期、青少年时期到谈恋爱，我都特别不担心。但是我非常担心的是，一对将近有20年婚姻的夫妻，他们面临要离婚时候的状态。话剧舞台是一点都做不了假的，你站在舞台上赤裸裸的，大家看得很真切，你有一点点假，观众全能看见，你心里有一点点虚，观众也全能看见。我心里相信是演不出来的，但是可然帮我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信念感，帮我把这些关系都捋顺了。
陶慧称导演帮她建立起了信念感。
新京报：具体来说，可然在贺卓和大余婚姻关系的解读上，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陶慧：他会跟我聊很多别人的例子。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会跟我讲很多故事，跟我们剧本无关的故事。很有意思，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夫妻之间的故事。他会在某一场戏，排练到某一句台词的时候，他说先不说这个剧本了，我先跟你说一个别的事，他讲的故事对我来说非常受用，很有启发。
演出：每一次在台上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
新京报：在整个彩排、演出中，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陶慧：其实每一场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我始终相信真切的表演无法复制，每一次在台上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我今天的感受多一点，我给的就多一点；感受少一点，我给的就少一点。和其他的演员搭档就跟打球一样，有来有去，每一场给的情绪感觉不一样，最后出来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样。
新京报：所以你们每次演完了也会复盘一下？
陶慧：会。如果有哪一点我觉得特别好，我到了台下一定会说出来。如果觉得不好，我也会说。有一天演出，大余对贺卓做了一个打响指的动作，我当时反应特别大。我在台上的每一刻都是极度敏感的，身上所有的触觉都是打开的。我相信大余一定要对贺卓足够呵护、足够好，但是他当时就在我身边非常大的声音打响指，有点像是在指挥你，不太尊重的那种感觉，我当时反应非常强烈，“怎么能对我做这种动作，我完全无法接受的。”我心里想，如果大余做这种动作，贺卓早就跟他离婚了。这个动作不属于这两个人物，大余不能对贺卓这样，贺卓是无法接受大余有这个动作的。我下来就直言不讳地跟李宗雷说了，这也是因为我们关系够好，也够默契。
《你好吗》剧照。
新京报：演了一个跟你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演完之后，贺卓有让你思考一些以前你没有想过的问题吗？
陶慧：当然有。演完这个戏以后，我对男人有了一些同理心。我更能同情到，作为父亲、丈夫，在这些身份当中，一个男人需要担负的责任，他心理复杂的情感。我演完《你好吗》以后，反倒对男人更多了一些怜悯的心态，可能我心里真的是一个纯大女主（笑）。
新京报：你这个收获应该让很多人挺意外的？
陶慧：因为这是反向的，你需要换位思考。有时候需要有一个大局观，才能掌控演出的整个脉络和节奏。我觉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比如在台上的时候，我需要掌控整个戏的走向，今天的场是热一点还是冷一点，我需要把这个节奏调得缓一点还是紧一点。我有一种直觉，怎么样去抓节奏，今天的氛围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剧场的观众共同呼吸，这个真的很神奇。
创作：舞台剧对演员是真正的滋养
新京报：从人设上来讲，你自己的性格和贺卓是不是完全不同的？
陶慧：对，我们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性格，成长环境、经历也都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不一样，你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何乐而不为，挺好。
陶慧表示自己和剧中的贺卓性格完全不同。
新京报：这种“完全不同”在最开始会不会让你进入人物有一些障碍？
陶慧：正因为非常不一样，所以不难进入。如果是有一点像，要进入人物的时候反倒更难一些。在经历、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抛下自己，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想自己。
新京报：以前大家都喜欢琼瑶式的那种女主角，一直追逐爱情，现在更流行的女主人设是寻求事业发展，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你怎么看待这两种女主人设？
陶慧：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流行趋势，有人觉得相夫教子是最完美的生活，也有人认为做自己的事业、成为人生的大女主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10年、20年、30年、50年之后都不会后悔，这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接下来会想多参演一些舞台剧吗？
陶慧：肯定会演。演完《你好吗》以后，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演舞台剧的。还有就是，我是真的喜爱舞台剧，我觉得舞台剧对演员是真正的滋养，作为演员是应该定期在舞台上进行自己的修行。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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