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下午，“爱，无处终结——《莉莉》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书店举行。著名诗人、评论家、博士生导师、文学教授杨庆祥，著名作家、人大文学老师、著名文学杂志主编张悦然与小说《莉莉》的作者，著名作家笛安一起，共话写作与人生。发布会由魏冰心主持。
新书发布会现场。
《莉莉》是笛安创作于17年前的长篇小说。烈日照耀原野的时候，母亲丧命于猎人的子弹；月亮碎裂的夜晚，天空蔓延星河；篝火晚会如期而至，昔日的王者成为笼中困兽；在一个清澈的早晨，动物学家将朱砂带去了远方……好像所有人都没有出现过。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秘密，离散如同一场梦境。莉莉知道，她已经完成了此生的使命——当你经历过很多的离散之后，你就能很轻易地在空气中嗅出永诀的味道。
作家张抗抗评论道：“笛安讲故事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她用超乎年龄的理智审视并构建着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凄绝城市。她是一位分寸拿捏得当的作者，无论从语言表达、情节设置方面，都可谓冷静处之、准确无误。”
“故事中残留的是当初的我”
谈及写作这个故事的初衷，笛安曾说：“我当初写《莉莉》的时候，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女人身上的那种坚韧。一个女人面对人生中的苦难的时候可以做到的那种非常有生命力的包容。莉莉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企图，可是她生来就是猛兽，她充满着原始的力量——但是她依然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背叛。她最终还是原谅了所有背叛她的人。可能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触及到了某个我当时还无法清晰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点，就是——‘忠诚’也许是一个被人类社会过分推崇的美德，莉莉能够接纳‘背叛’的理由就是，她明白了背叛有时候是一定会发生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我想我在这篇小说里写出来了这样的东西。”
在新书发布会上，谈及回看17年前少作的感想，笛安笑言：“感受就是我好年轻，以及年轻真好。”她说，这个写于23岁的故事，“当中残留的是当初的我，这个比什么都珍贵”。
在张悦然看来，《莉莉》是“纯粹关于爱情的故事，在年轻时写的最热烈的故事”，她在其中看到狮子女孩的自足和圆满，“这也是关于莉莉自我实现的故事，关于她在爱情当中寻找到什么，关于在爱情中如何理解和认识自己的故事”。
而笛安谈道，当初处理莉莉和猎人关系的时候，脑袋当中想的不是女人和男人的关系，而是个体和命运的关系。把莉莉设置成一个动物，面对人类的力量无能为力，像每个人面对命运。
杨庆祥说，阅读《莉莉》这本书让他想起《小王子》这样的作品。“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缺少《小王子》这种既是给孩子看的作品，又是给成人看的作品，在当中找到契合点，孩子在当中发现童真可爱，大人在当中发现世俗人情也挺有意思，这样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作品系列当中很稀少，所以这样的作品多一些会更好。”
“如何用真实的经验去虚构”
谈及自己与写作这件事情之间的关系，笛安坦言：“我认为与写小说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化，我一直在处理新的关系。”
笛安说，年轻的时候，写作像一件兵器，用来对抗生活中的不满。而如今，“我会觉得最迷人的是如何用真实的经验去虚构，而虚构本身是有技术要求的。当然可能有一些作家并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后来发现同行之间对于写小说这件事的看法差别非常大，甚至大到可以打起来。我自己很骄傲的一个事情，是我还在做从无到有的事情，像一个平行时空的建构。”
笛安谈道，自己对于写作这件事情，一直有迷恋在，虽然迷恋的点不太一样。“二十几岁写不分段的长句子写得特别爽，现在满足的是精神的不同层面，我不敢说是作为创作者的满足，但至少是稍微往后退几步看自己作品相对冷静一点的满足。”
杨庆祥认为，现在汉语的写作，从鲁迅以来基本上是问题导向，和社会的问题思潮结合特别紧密，那样的作品也容易获得读者的承认。他说：“80后这一代人刚起来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社会导向认为这一代人呈现不同的面貌。它会对写作造成很多偏离写作本身的东西，我倒是觉得笛安说回到虚构，回到把自己的经验进行艺术家的加工，这就是回到文学小说写作本身的话题。”
张悦然也认为，我们的文学非常“贴地”，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是读者和创作者，哪怕年龄稍长的人都会向这个传统靠拢。在巨大地心引力的吸引下，笛安所说的想要坚持去做虚构的事情，其实成为最大的反抗。
当然，最大的反抗在于她所关心的不是给读者一个能够轻易诠释出来的写的什么，而是怎么样去写。张悦然说：“2006年《莉莉》这部作品，看到笛安在虚构上的努力，唤醒我对笛安最初的印象，笛安心里有很强的结构意识。”“虚构的是世界，最后让房子不仅立住还要结实，也要有美观和对称，要符合笛安的审美，所以在笛安的小说当中可以感觉到笛安作为小说的造物者，在里面倾注的心血。”
新书发布会现场。
“写长篇考验精神上的耐力”
谈及写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不同，笛安坦言近一两年不太想写长篇，“因为长篇有硬性的要求在那，有一些工作不得不做，而写中短篇的时候随便写，你就想到这里写到这里，看看自己能走到什么地方，这也是最初写作充满乐趣的部分，我想这个不应该丢掉，但是长篇不能想到什么写什么，这个是有一些要求和纪律在，这也是对读者有考验的地方，也有相对枯燥的地方，尤其是在准备阶段或者初始阶段要求很强的纪律性。”
在笛安看来，写长篇类似于走很长的徒步，考验精神上的耐力。“写长篇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你最终会发现写作暴露出性格当中的弱点，而这是每一次写长篇对于自己的关照，如果你足够有勇气的话会像照镜子一样，看到此刻的自己就是这样的东西。写短篇小说还是有很多虚幻的营造，做得很漂亮，所以我们不太容易从短篇和中篇小说看到作者真实的部分。”
张悦然也认为，在长篇小说的写作当中一定有作者不想写的东西，“一个长篇结构搭出来之后从a到b，其中有一个点你不关心，不建的话房子就会塌，建了之后觉得那部分陈词滥调，但必须要完成。有一些长篇当中就会有这样的部分，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所以写长篇有的时候不能太任性。”
“写作这件事还是有快乐的”
“她们越来越向伟大的作家靠近。”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杨庆祥一直在追踪和观察80一代作家的写作。他认为，像笛安或者张悦然这样的作家，并没有把写作当作工具，“而是一直在认真地写，认真地想，也不停在需要我们开拓的地方去开拓，包括对虚构的认知，对讲故事能力的看重，包括悦然在我们大学当中认真地对待学生，希望培养出更多年轻的作家，这个是让我越来越心生敬意。”
张悦然说：“我和笛安差不多时间成名，也都经历过非常繁华的文学时代，据我们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可靠的消息，过去的文学比现在繁华一些。”
张悦然认为，怎么看待过去的自己，怎么看待过去的文学时代，怎么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对于作家来说关系到今天的写作。“我很开心地看到，在笛安身上很少有那种落寞。现在文学的读者所有人都召唤起来也比过去少很多，包括那个时候的自己更年轻，但你如果说落寞的话就等于向年轻或者并不成熟的作家低头。”
而笛安说，之所以坚持写作是因为“这件事还是有快乐的”，“不管怎么样讲还是有迷恋的成分在里面”。虽然现在常常也被问及文学的衰落，但她认为，“就算看字的人老了，虚构的人还是挺多的，只是载体在变化，大家对文学的需要还在。”“小说是虚构的一种载体，我始终认为渴望看到虚构的东西是一个人类某种的本能，所以说人类对于不属于自己的经验，总是有一种兴趣探究。”
杨庆祥则乐观地表示，读者的绝对数量有变化，但是读者对更高更好的文学作品需求变大。他说：“我对年轻的读者很有信心，他们的眼光比我们更好，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读5本当代的长篇小说，学生非常了不起，我们觉得特别好的作品，比如说大作家写的作品，学生觉得很差。他们是有见识和判断力的，如果我们写出好的作品就会有好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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