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世界右翼领导人阵营中再添一员。
相比之下，左翼的表现就很一般了，唯一的好消息来自波兰，前总理图斯克联合另外两个左翼政党，击败了法律与公正党组建的右翼政府，并再度出任总理，整个欧洲都在欢呼“波兰回来了”。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全世界多个主要国家也将迎来换届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谋求连任。
目前来看，莫迪和普京比较稳，拜登就有点悬了，别看特朗普官司缠身，人气反倒越来越高，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黑红也是红嘛。
如果特朗普上演王者归来，全世界极右翼必将再次迎来精神高潮，越来越多的“翻版特朗普”也会随之涌现。到那时，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吗？就像上世纪20年代一样，仅凭三个极右翼领导人就将全球搅和得动荡不安，从而引发了近代以来最残酷的世界大战。
只能说，这个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毕竟现在已经有两个热点地区陷入战火，再加上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不排除一些西方政客试图通过挑起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极右翼领导人，几乎没有表现出蠢蠢欲动的好战情绪，而是围绕经济话题展开，比如收紧移民政策、实行贸易保护、采取“休克疗法”等手段，都是为了提振经济。
就拿阿根廷总统米莱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最早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可以简单理解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内，发挥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幸福。
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经济的动力来自不平等，比起绝对平均，适当的差距显然能让人更有热情和斗志。与之相对地，通过政府调控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福利社会，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左翼主张。
二战结束后，在左翼理念的指导下，西方国家曾在四五十年代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但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后，各国经济危机开始逐渐显露，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增长，这是不能更改的铁律。
与此同时，左翼政府大量的福利政策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体制，以渡过危机。于是，新自由主义自然而然地就登上了世界舞台。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通过激进的私有化政策，撒切尔政府摆脱了原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但私有化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社会贫富差距显著增大，金融行业成为最大受益者，劳工和农民阶级却陷入了更大的贫困中。
到了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主要理念，就连曾经与之背道而驰的超级大国苏联也没能避开休克疗法的“洗礼”，成为令无数后来人扼腕叹息的历史回忆。
现在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再次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而传统左翼或右翼依靠之前的经验已经无法带领国家走出危机了，只能寄希望于横空出世的极右翼，就好比米莱，阿根廷人可能并不看好他，选他上台纯粹是因为“穷则生变”。
实际上，除了米莱，其他极右翼领导人并不十分极端，只是在西方整体偏左的社会氛围中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得比较极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多数极右翼领导人相比左翼更加务实，不会因为一些形式主义上的价值观就牺牲本国利益。
尽管极右翼的力量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益壮大，但运行已久的政治体制和现实因素依然会制约他们的执政方针，避免其走上更极端的道路。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是最好的证明，上台前嚷嚷着要退出欧盟，上台后却加强了和欧盟的经济合作，作为曾经被群嘲的“欧洲五国”之一，意大利今年的经济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虽然很多痼疾依然存在。
不过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不存在完全孤立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局部冲突。只有大国勇于承担起责任，通力合作，才能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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