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灿然书屋”今年初重张开业。
在迎接新老读者的同时，中华书局也迎来自己110周岁生日。书业“老字号”郑重宣布“创新向未来”，这是对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前路的期许。
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楼房下，“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这就是中华书局。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写于100多年前的这句话，今天依然镌刻在书局大厅入口处，这家以“中华”为名的出版机构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专业出版机构之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业一直是传播文明、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伴随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中华书局版《中华教科书》随即风行全国。
年逾九旬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金冲及回忆起他与中华书局的故事感慨道：“我1941年进入复旦附中读书，上初中那年还不到11岁。母校至今保存着我的成绩单：初一的历史得了98分。我读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本国史由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金兆梓先生编写，外国史由金兆梓和耿淡如两位先生编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秉持“开启民智”宗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在上世纪初的中国迅速崛起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出版社，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前来：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李达、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叶圣陶、朱自清、陈伯吹、茅盾……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汇成灿若群星的编者作者阵容。
在此背景下，《康熙字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重大项目陆续出版，卢梭《民约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等经典译作相继问世，“融合国粹西学以贯之”。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大字典》《辞海》，开创了现代工具书编纂先河；最早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影印出版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具有文化抢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迁至北京。1958年，国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被赋予专业整理出版古籍的时代新使命。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在众多专家和学者型编辑共同努力下，大量精校细勘的典籍著作陆续出版，如《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奠定了中华书局新的历史地位。
最为世人瞩目的，是1958年至1978年，中华书局组织全国专家学者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历经20年，集全国20余家单位200多位顶尖专家之力，最终完成这一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造就了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的通行本。这套书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有“国史标准本”之美誉，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精审细校、精益求精已经成为中华书局的“基因”，也为中华书局赢得了崇高声誉。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中华书局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全面推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订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金史》《梁书》《陈书》先后出版；《复兴文库》《永乐大典》等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稳步推进；《五礼通考》等代表古籍整理水平的重量级图书相继推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华经典藏书”“中华人物故事汇”等系列图书出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宫营建六百年》《发现三星堆》《百年革命家书》等走近大众读者，引领经典阅读风尚；发布“中华经典古籍库”，为读者提供越来越便利的查询服务，让“足不出户，掌上指尖查古籍”变成现实……
继“古籍保护”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中办、国办今年4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为古籍整理学术出版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对于中华书局来说，传承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是内在的精神动力，也是沉甸甸的时代使命。”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说，将坚持“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出版宗旨，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110岁更灿然。百年老字号，创新向未来。
记者：史竞男
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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