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被经典电影的续集充斥、科学期刊里满是扎堆热门领域的灌水、政府机构陈腐而低效……创造性似乎正在四处衰微。美国，这一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活力的国家，为何变为今天这副模样？
美国的创造力怎么了？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原创的好莱坞大片都到哪里去了？
上个世纪里，好莱坞一直在给我们送来一个个全新的故事。1998年最成功的几部电影都是完全原创的剧本：《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我为玛丽狂》。但近年的电影标题里却都充斥着超级英雄和续集编号：《钢铁侠2》、《侏罗纪公园3》、《玩具总动员4》。2019年最卖座的十部电影中，有九部要么是续集、要么是迪士尼动画的真人版。唯一一个例外《小丑》也是一套超级英雄世界设定的前传篇。
《玩具总动员4》，胡迪和巴斯光年已经是1995年创造出的角色。
人们对于这一趋势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一变化的发生本身：以前的美国人去影院都是为了看新的人物演绎新的故事，现在却变成为了“回到”一个早已熟悉的故事世界。
几年前我觉得这个从大胆探索转向渐进主义的趋势只存在于流行文化领域。但去年我读到了一篇论文，叫《科学发展的停滞与科学激励》（Stagnation and Scientific Incentives）。看标题就知道，它和好莱坞八竿子打不着。但它却描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在科学界，原创性也在衰微。
论文的作者、两位经济学家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和帕卡伦（Mikko Packalen）写道：“新点子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刺激经济增长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引用数成为了评价科学研究的关键指标。这就引导着科研工作者去写“受欢迎”的论文。于是，他们大多扎堆在那几个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不愿意冒着空手而归的风险去开辟未经探索的领域。
论文中的插图，描述了科学家如何扎堆在“渐进研究”领域而不愿去做“探索”的工作
我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嘿，这不就是好莱坞正在发生的事情吗！在“受欢迎”这个标准的驱使下，科学家和制片厂都变得更愿意在已经成熟的领域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愿冒着风险去做创新。所以说，并不是作家、导演和科学家的脑子相比几十年前缺了什么东西，而是一个徘徊在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中的幽灵在扼杀创新的发展。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科学期刊上、电影院里还是其他领域中，这种保守的渐进主义都大占上风。
在科学界，“新点子越来越难找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埃文斯（James Evans）发现，尽管科研工作的数量在上升，科学领域的进展却在放缓。或许因为每个领域的知识都浩如烟海、充满不确定性，科研工作者都畏缩在那几个“安全的”研究方向上、不断引用着同样的几篇经典文献。
在企业界，美国的创业情况从1970年开始就越来越不景气。这或许和近来愈发收紧的移民政策有关。统计显示，移民是美国创业的重要源泉，他们相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打造出成功的巨型公司。
美国的创业公司越来越不景气
在机构层面也是如此。一个世纪前，美国新建的一流大学如雨后春笋，但近几十年来再没有一所新的精英大学出现了。以前的美国政府会设置新的部门以应对新的问题，比如二战后新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今天，新冠疫情让疾控中心捉襟见肘，却不见政府有意建立一个应对二十一世纪大流行病的新机构。
科学家越来越不会提出新的主意、带着新想法进入市场的公司越来越少、我们也越来越不会建立贯彻新的理念的机构……如果你相信创新的重要性，这一切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疑义：我们难道不是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吗？看看mRNA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太阳能技术、新能源汽车、加密货币……还有此时此刻握在我们手里的智能手机，难道不正是科技在飞速进展最生动的证明吗？
但其实，这些只是一长段科技停滞当中的一些小涟漪罢了。相比于上世纪中叶，生产力和平均收入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下降。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已经大不如前了。
如果你生活在1875年的纽约，那么你的屋子里不会有电灯、外面的路上不会有汽车，电话也还只是少数人的玩具，整座城市最高的建筑是一座教堂。你从来不会知道可口可乐、运动鞋、篮球或者阿司匹林是什么东西。
1886年的可口可乐
然后你睡了一觉突然穿越到了25年后，这座城市变成了钢筋水泥大楼的丛林，被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点亮，其间穿梭着内燃机引擎驱动的汽车。人们骑着自行车，穿着胶底运动鞋和短裤，尝着新鲜上市的可口可乐、家乐氏玉米片和美式汉堡，看着柯达相机拍出的照片、听着留声机里的音乐，甚至还能看到会动的电影。
也是正在你睡去的这些年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相继成立。1870年代，几个常春藤学校的学生发明了美式橄榄球；1891年，一个马萨诸塞州教会学校的体育老师发明了篮球；四年后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教会学校，又一个体育老师发明了排球。
想想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25年里，完全是不可思议。如果这25年的穿越发生在现在，那就是从1996年穿越到2021年。96年来的人大概确实会惊叹于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神奇，但数字空间之外这个实际的物理世界大体显得没怎么变。人们从用电话点外卖变成了用手机点带来的冲击，还是远远比不上从骑马出门到开汽车的变化。所以，如果你看重物理世界中的创新，那么，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为什么会这样？
说美国的创新能力每况愈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2020年，风险投资人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发表了一篇反响很大的文章《该建设了》（”It’s Time to Build”），直指美国的各个领域，从教育、医疗到房地产，都急迫地需要创新创业的新鲜血液。多塞特（Ross Douthat）的书《颓废社会》（The Decadent Society）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可能都受到了考恩（Tyler Cowen）前几年写的《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和《自满阶级》（The Complacent Class）的影响。考恩分析了美国创新趋缓的病因，并尖锐地指出美国人更愿意蜷缩在信息茧房构筑的舒适区内、而不愿面对风险或挑战自己。
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种论调认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只是因为所有的软柿子都被我们捏完了。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自然的奥秘、发明了所有简单巧妙的东西、写完了所有有趣的故事，所以，现在要再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很难了。
这么说并非没有道理：今天的科学技术体系远比一两百年前要复杂。但在历史上，“所有能发现的都发现完了”这个想法每次都会被打脸。在十九世纪末，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声称在物理科学中“绝大多数的基本定律都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但刚过了不到十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时间、空间、质量和能量的理解。
爱因斯坦于1905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因素可以完全解释今天的创造力低谷。不过，我提出了三种理论，把它们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大致说明这一现象的根源。
第一是所谓“注意力市场”（marketplace of attention）1的影响。所有精明的文艺工作者早晚都会学到，观众并不喜欢全新的东西。他们喜欢的是“熟悉的惊喜”，也就是在那些已经出名的东西的基础上作一些小的增补和改动。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大制片厂愈发精打细算，越来越多地在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故事设定中进行投入。音乐行业也是如此，广播里的唱片播送越来越重复，百强单曲榜2越来越千篇一律。在整个娱乐产业里，人们都不再青睐那些诡怪的新点子。
科学界更是一个明显的“注意力市场”。科学家们都心知肚明哪些东西能发上期刊、哪些项目能得到国家基金的资助。为了得到更多引用数，他们写的论文必须能够讨好那些评审他们文章的同行，而评审们总是喜欢看到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里的东西。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都偏爱“低水平的创新”，反而会不待见那些高度新颖的论文。这一切都在鼓励着科研工作者去扎进那些“火”的领域，而避免太过激进的研究。他们要做的，是把熟悉和意外的剂量调配得恰到火候。
圆形监狱
整个世界就是一座这样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3，注意力市场的触角愈发延伸到全球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面对一席无形的观众。我们的工作、观点、成就，还有所有细微的偏好，都要不断地在网络上经受公共意见的评判。这或许正是让文化变得越来越趋同的罪魁祸首。现在的人很容易从网上看出来什么是受欢迎的，也就容易被驱使着生产类似的东西。效仿他人本就是人类一大天性，但互联网或许助长了这一特点，使人们更难以抒发那些尚未被举世公认的见解，降低了各个领域的创造性。
第二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地被老人所统治。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在十年间一直处于历史最高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国会中重要领袖都已经是耄耋之年。这就使得政治当中充斥的都是老一辈美国人的关切。
在商界、学界和金融界，权力也愈发集中在年长者手中。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者的平均年龄、标普500公司CEO的平均年龄都在不断上升。在今天的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三分之一，却拥有着全国三分之二的财富。如此之高的财富集中比例是前所未有的。
老人统治：总统拜登79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1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79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71岁
让年轻人在科技和文化中有发言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年轻人最会产生天马行空的新想法，也最能从创新和推翻腐朽的旧体制中获益。
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科学技术中的范式变化往往是由年轻人推动的。他们能够提出革命性的创新，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已有的理论桎梏。其中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就是普朗克（Max Planck），他更直白地说，“科学之进步，一步一坟墓”（Science progresses one funeral at a time）。新的科学理论要成为主流，往往是靠着反对它的老一辈人去世、接受了它的新一代人占领学界。2016年的一篇论文更是直接把标题起作《科学是“一步一坟墓”地进步的吗？》，论文的结论支持了普朗克的论断：当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去世，默默无闻的年轻科学家会更能提出新的想法、推动科研领域的进展。
诚然，年长的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更有经验的，他们的贡献不应该被抹杀。但创新需要的恰恰是经验的反面：一种可贵的“不成熟”，这就是专属于年轻人的武器了。美国各界形成的老人统治，可能正在阻碍着新范式的出现。
第三是“否决体制”（vetocracy）的影响。我们看到的创造性式微，或许不是创造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现代的机构体制系统性地限制和扼杀了创新：新的想法可以出现，却无法生根发芽。
《该建设了》中还提到，美国无法给国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无法实现任何大型的工程。克莱恩（Erza Klein）对此指出，“政治体制使得美国人更倾向于否决而非支持一个行动”。他继续写道：“这个体制成为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否决体制’（vetocracy）4，体制中有太多的实体都有权否决建设一个东西的提议，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甚至是私有领域都是如此。”
美国国会中的冗长辩论（filibuster）愈发频繁
去年一年国会中通过的法案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低。在1917年到1970年这五十多年间，参议院只发生了49次通过绝对多数投票终止冗长辩论（filibuster）5的情况，平均到每年不到一次。但近十年来，平均一年会有80次之多。参议院曾经被称为“给民主降温的茶碟”（cooling saucer for democracy）6，用来让民粹主义思潮收敛一些；现在它却成了民主的冷藏柜，让所有的提案因失温而夭折。
否决体制也在阻碍新的建设，永无休止的环保和安全评估让所有的项目都无法开始。历史学家邓克尔曼（Marc Dunkelman）说：“七十年代以来，进步派一边提倡‘大政府’，一边不断地给政府权力加上新的限制，最终给下一代人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建设毫无进展的年代。”
我们需要什么？
有一种说法或许可以反驳以上的一切。想一想互联网和软件产业，在那里年轻人是绝对的主角，大型项目不会因繁文缛节而停滞不前，而且创新很受重视。如果你在做的是人工智能、加密货币或者虚拟现实，你大概每天都沉浸在新想法的海洋中，完全不会觉得创新性有在枯竭。
当然不可否认，近半世纪以来，通信革命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的创新。但和其他产业的萧条进行一个对照，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创新体系已经从多样化转向了专门化。美国曾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高效地产出各种专利，而今天的专利前所未有地集中于软件这一个领域。我们把所有的人才和资源投入了数字的世界，而其外由血肉和钢铁筑成的世界则在日渐衰微。过去的五十年里，气候变化变糟了，核能几乎消失了，建设的效率下降了，研发新药物的成本越来越高。
我想要呼吁的，是在物理世界里重新重视起探索和试验。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创业公司和企业家，因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移民；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在能源和交通领域“放卫星”的大工程；我希望改革对科学研究资助的方式；我希望有人在大学里做一些实在的改革，扭转学费越来越贵、上学却越来越没用的情况；我希望设置更多的奖项去支持那些针对癌症、阿尔兹海默症和延长寿命的研究。我还希望联邦政府也加入这一场试验，在这个不断出现新问题的世界里，建立更多的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机构，就像疾控中心在几十年前做的那样。最后，我还希望好莱坞重新捡起拍大片的热情，我不想再看到电影名字里有编号数字了。
【名词解释】
1、注意力市场
“注意力市场”（marketplace of attention）源于传播学教授韦伯斯特（James Webster）撰写的一本书的标题。在书中，他描述了数字时代的媒体格局，尤其突出了互联网上内容数量的近乎无限性和内容消费者注意力的有限性，并分析了这对于受众和媒体产生的影响。
2、百强单曲榜
公告牌百强单曲榜（Billboard Hot 100）是美国音乐杂志《公告牌》制作的一份单曲排行榜，被认为是美国最具权威的一份单曲排行榜。它的排名基于美国境内的唱片销量和单曲在广播中的播放次数。
3、圆形监狱
圆形监狱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这种监狱由一圈牢房和中央的一个监视塔构成，处在监视塔中警卫可以随时监视任何一个牢房，而犯人无从得知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因此，即使警卫无法同时监视所有犯人，犯人也会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一概念后来被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用来比喻现代的纪律社会。
4、否决体制
否决体制（vetocrac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科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它描述了一种政治体系功能紊乱的情况。当所有政治实体的权力都过于受限，以至于没有一个实体可以有效地做出决断或者掌管权力，整个体系就会无法运作。
5、冗长辩论
冗长辩论（filibuster）是议会中的少数党阻碍立法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不断地拖延辩论的时长，使得一个法案无法进入投票环节，从而无法通过。美国参议院规定，如果能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支持，可以强制终止冗长辩论。冗长辩论愈发频繁，表明了法案越来越难以在国会中得到通过。
6、给民主降温的茶碟
“给民主降温的茶碟”（cooling saucer for democracy）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用来形容参议院的比喻。他认为，设置参议院对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再进行一次投票，可以防止众议院受盲目的民意驱使而通过一些民粹主义的法案，好比把盛着烫水的茶杯放到茶碟上晾一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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