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陈木胜导演因病去世。一年后，他的遗作《怒火·重案》上映。在这个凡事讲求创新和突破的年代里，我们却从这部电影里读到了难能可贵的执着与坚守。作为上一代香港电影人，陈木胜固执地秉持着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艺术风格，不妥协、不迎合，一辈子都在用心拍香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邱礼涛，两个算不上聪明，甚至原本不太入流的导演，用他们的“笨”撑起了香港电影最后的体面。
当我们在谈论香港电影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其实，香港电影一个最为核心的表达就是反抗，是小人物在对抗外部权力压迫时的成长阵痛。香港电影从来不愿费力去挖掘人性，它更喜欢黑白分明的善恶有报，输出的是一种逻辑极简的、类似童话式的惩恶扬善。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电影的主人公就锁定在草根阶层，他们往往是一群无权无财却无比乐观的小人物，这些人要么对爱情忠贞不渝，要么誓死捍卫江湖道义，总之都是“一根筋”。
《怒火·重案》中甄子丹扮演的主人公阿邦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作为一名基层的片儿警，他从来不会察言观色，总也升不了职，甚至机会送到嘴边，都不领情。在法庭上明明说一句假话就能救好兄弟，他却不肯。可他会在生死关头救下素不相识的小孩，也会每年去含冤去世的同事墓前祭奠。这样的人设就好像读书时物理课上的那些理想条件，听说过没见过。香港电影的造梦属性就体现在它不仅塑造出了这样一批小人物，还在最后让这些小人物完胜了恶势力，最终让观众在极强的代入过程中获得充盈的满足感。
这是香港电影曾经的魅力，也是如今的短板。过于单一的人物终究难以换来持久认同，就像虽然我们每个人心底里都住着一个阿邦，但在无比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每一次都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呢？陈木胜导演也在这个维度上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但他选择从反方向去解读——如果选择与威权媾和，结果就一定会好吗？
于是，有了本片的另一个主人公阿敖。阿敖也是个小人物，可他明显变通得多，升职也比阿邦快。在营救霍先生的行动中，上司说我只要结果，于是阿敖坚决执行。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领导说我只要结果，你放手去干，出了问题我负责！听上去很有气势，可如果真出了问题呢？至少陈导告诉你，千万别信。
至此，陈导通过本片清晰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固执地反抗也许不能最终获胜，但一味地迎合也会导致悲惨结局。阿邦自始至终选择冒犯，虽然最终一事无成，至少全身而退，而阿敖始终选择顺从，最后却给自己换来一条绝路。片中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但观众可以从细节推知，阿敖和组员们替上司背锅入狱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与煎熬，才最终让他们下定了与迫害自己的威权同归于尽的惨烈决心。
不难看出，陈导在片中对于阿敖们展示出了极大的同情心。他们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更是普通人眼中的受害者，他们行事果决、义薄云天，却只能选择最悲壮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委屈。片尾处，阿敖问阿邦，如果那天去追嫌犯阿乐的人是你，我们的命运会不会交换？这样一个关于平行宇宙的问题把影片推上了命运思辨的高度。其实，我们不妨设想，阿敖与阿邦根本就是同一个人，他们的不同命运只是个体面对压迫时不同选择的结果，暂时的妥协看似圆滑，却给未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近年来，“香港电影已死”的观点甚嚣尘上，陈木胜导演的骤然离世似乎更增添了这一论调的悲观色彩。然而，在《怒火·重案》中我们似乎又隐约看到了昔日香港电影的荣光，看到了那种不妥协的力量尽管孱弱却依然倔强。
可以说，陈木胜导演在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里，流畅而准确地阐释了自己对于香港电影的解读和情感。豪华的卡司阵容和刺激的动作场面只是香港电影的类型元素，而不顺从、不妥协的精神，才是顽强生长在香港电影里的生命基因。
新时代里的香港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勇敢，香港电影也必然迎来一些表达上的改变。《怒火·重案》一定不是香港电影最后的呐喊，新一代香港电影人正在接过前辈交递的薪火，肩负起传承香港电影的使命，这也一定是在天国的陈木胜导演想要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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