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地形图
提起仁川,你会想起什么?对国际关系或韩战历史有兴趣的,或许听过麦克阿瑟将军那可歌可泣的“仁川登陆”;但对于大多数当代中国人而言,讲起仁川这个名字,想起的大概多半是机场了。
仁川市地图
也许曾经因为“韩国人将端午节申请为世界遗产”而感到气结,或是觉得“韩国人称孔子是韩国人”实在不可理喻。但可能不知道:韩国,曾经也是这个世界上,少数没有“中国城”的国家。
研究华侨的韩国学者李正熙,曾经称韩国为一个“没有中国城的国家”。然而,与此矛盾的是,点开仁川观光网站,任何人都不难发现,”中国城“被当作文化旅游路线的重要景点,更在国际的旅游指南网站上,被评为仁川最佳景点的第四名,甚至超越具有重要地缘历史意义的自由公园与仁川登陆作战纪念馆。
仁川全景天际线
壹
仁川在哪里?
仁川广域市的位置图
为大韩民国西北部的一个广域市,仁川是一座面向黄海的港湾都市,人口位居于首尔和釜山之后,为韩国第三大城市。位于首尔西部约40km,为韩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仁川与首尔之间有首都圈电铁联系。每日有大量乘客往来仁川与首尔两地,由于此两地距离太过接近,已经共同形成一个大的首都圈。
韩国仁川港
自从1883年开港以来,仁川便以韩国首都圈的门面姿态屹立于世。尽管从2014年货柜进出的数量来看,仁川港只是韩国第二大港,仅处理全国9.4%的货柜量,远远落后于釜山港的75.3%,但自从仁川国际机场于2001年落成之后,仁川便仰仗着临近首都首尔的优势,以航空枢纽的地位,一举跃为韩国最重要的门户。仁川,对于美军和观光客而言,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都是踏上韩国土地的起点。
仁川景象,由上逆时针:仁川大桥、仁川国际机场、仁川港、松岛国际都市天际线、仁川足球场、仁川都护府厅舍
仁川作为对外的开放特性,与韩国人内向、排外的刻板印象不同,也连带塑造了仁川市的发展策略和都市特性。凭借港口带来的地利,仁川在战后拥有优越的工业区位;韩国作家吴贞熙以仁川为背景的小说《中国城》里,仁川港边充满了工业意象:码头被运送煤炭的火车铁轨盘踞着,面粉工厂、煤油公司则在一旁,浸在北风挟带而来的煤尘之中。直到现在,在光鲜亮丽的首尔相衬之下,仁川都还是显得像只丑小鸭。
贰
1997年金融危机下的仁川
然而,1997年金融危机如瘟疫般在东亚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重整,为仁川带来了许多变化。其中,今日成为观光景点的“仁川中国城”,以及节目《我的超人爸爸》里,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松岛国际都市”,在许多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物。
仁川国际机场是韩国最大的国际机场
首先,先简单回顾1997年之前,韩国的国家政策与财阀经济。长期以来,韩国由国家政策带动经济发展、以财政税收补贴扶植特定企业与财阀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让企业认为“市场收益有政府保证、国家能帮助企业抵抗危机”;而1990年代西方国家的低利率环境,则使得资金流向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
上述这些条件,都让韩国央行持续将大量资金借给信誉不佳的企业,造成财政赤字。此外,1990年代开始逐渐松绑的韩国金融市场,则引进了更多外资,让赤字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更糟糕的是,身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低迷,冲击韩国出口额,进一步加剧韩国的赤字危机。
图为1996年,为了庆祝韩国与日本成功争取到了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事的主办权,韩国民众参与庆祝演唱
由财政赤字引发的债务与国家信用危机,最终在美元升值时爆发。首先,与美元汇率挂钩的韩元跟着美元升值,使得韩国的出口竞争力下滑;国际市场对于韩国经济的信心几近瓦解,导致外资纷纷出逃,并为韩国央行带来极大的压力,最终只能放手让韩元狂贬。这场跨国的连锁风暴,让韩国的债务问题最后演变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之下,韩国一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结构重整计划,包含开放投资环境、消除贸易壁垒、解除汇率管制等。大幅贬值后的韩国资产,以及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都让韩国进一步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核心国家,在积累过程中进行地理扩张的去处。
此外,金融危机在韩国造成的高失业率,让以生产和消费组成的资本回路面临瓶颈。此时,由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开发计划,便企图将资金投资于旧城区的改造与新城区的开发之中,借以刺激生产与消费,进一步提振国内经济。仁川中国城,便在这个时空脉络之下粉墨登场。
叁
仁川中国城
仁川的中国城牌坊看似「古色古香」,却是2008年才落成的全新水泥建筑。
韩国临近中国,被学界广泛视作汉字文化圈的一分子,在历史上同时又是中日韩三角贸易的重要节点,令人实在难以置信这里没有华人驻足聚居。因此,“唯一没有中国城的国家”这个封号,该如何解释呢?再者,如果真如学者所言韩国不存在中国城,那么仁川这个”中国城“,又是从何而来的?
日治时代,由日人绘制仁川地图。图中已经几乎无法辨识中国城的位置。
位于仁川港边的中国城,早于十九世纪末即因国际形势,以及其港口区位,成为华商聚集之地。然而,货柜的发明,使得港口开始不再仰赖码头搬运工、因而得以迁离市区,从而造成了旧港口周边的快速没落;再加上战后韩国政府对华侨实施歧视性政策,限制华侨持有资产及教育的权利,导致大量华侨离开韩国,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城的空洞化。
仁川各国租界地图;除了清国租界之外,尚有日本及不分国籍的公共租界。
回顾历史,仁川中国城的前身,其实是仁川港口旁一个贸易商聚集的区域。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政府签署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清政府在这个类似”租界“的区域拥有治外法权,来此经商的华侨贸易商日益增多,主要由山东帮、浙江帮、广东帮为主。除了华人之外,今日的中国城旁,其实相隔一条街,也是当时日本人聚居的街区;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建筑,虽然不如重建后的中国城那样张扬,但在单调的韩国街景之中,同样显得突出可辨。
图为1996年首尔明洞,几名精品店的店员在整修的店门口之外,对电话里曾往来的熟客们通知整修消息。
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韩国政府看见后现代的观光发展浪潮,以及中国逐渐崛起的事实,便将脑筋动到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仁川中国城上。因此,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城重建计划从2004年开始启动,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真性、特殊性来招揽游客以外,也被打造为吸引中国资金的前哨站。
图为1998年1月,金融危机期间,一名三星人寿职员,在街头高唱加油歌:「我办得到!我能克服经济危机!
此外,事关仁川中国城能否顺利“复兴”的华侨政策,也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了重大改革。1998年,韩国政府宣布解除外国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针对华侨发放的永久居留证也开始发行;2005年,韩国政府甚至尝试赋予华侨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这些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赋权政策,实际上,应该被放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脉络中看待。
肆
新自由主义依然排外?
除了餐厅,还有一些日渐边缘化的贸易商和零售店面,共同维系着中国城内日渐稀薄的「中国特色」。
然而,仁川中国城崭新亮丽的表象下,仍然隐藏着新的排外。数十年来的歧视政策,使得许多原本由中国人经营的老字号餐厅,早就易手由韩国人经营。中国城重建后,区内的房地产则被境外资金收购,抬高房价;而官方把“炸酱面”作为中国城的行销卖点,也进一步压制了中国城的经营业态,并强化了韩国社会对华侨的主流印象。
「炸酱面」作为韩国中华料理的代表菜,在这里也被放入博物馆,作为文化符号,强化中国城的族裔空间意义。
此外,韩国政府终究也难以抵挡“旧华侨”不断外移、被“新华侨”取代的趋势。这些旧华侨,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就来此的华商后代;新华侨,则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国护照,在中韩建交之后才陆续抵韩的新移民。根据韩国法务部移民局的数据,从2002年至2006年,在韩的旧华侨人数萎缩了2%;相较之下,同一时期的在韩新华侨人数则大幅成长了约150%左右,比起旧华侨人口数足足多了三倍以上。
松岛国际都市,是仁川地区最现代的地景之一。
与中国城相呼应的,则是位于仁川市南端海滨,在填海区上兴建的松岛国际都市。松岛国际都市计划始自2002年,并于2005年动工,与仁川中国城计划为同一时期的政策;作为仁川自由经济区的一环,松岛国际都市投入35亿美元。
韩国政府亦投入巨资在海上兴建长达12.3公里的「仁川大桥」,连结仁川国际机场与松岛国际都市。
除了中国城与松岛国际都市这两个节点,韩国政府亦投入巨资在海上兴建长达12.3公里的仁川大桥,连结仁川国际机场与松岛国际都市,使新开发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与世界其他城市来往,坐收时空压缩的利基。
图为仁川中国城的炸酱面博物馆。
于是,“守旧”的仁川中国城,以及“创新”的松岛国际都市,两者就表象上来看虽然南辕北辙,但在全球资本流动的脉络之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也都是国际经济危机的政策产物。
有些萧条的午后光景。多数老字号的中国餐厅都已易手经营,连最知名炸酱面馆共和春,都被韩国人买走经营权
再进一步看,韩国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体现在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两个面向,两者相互呼应。就文化政策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不但是中国城复兴、积极面向全球化的论述核心,也以文化观光为策略,找到了更具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韩国在经济与贸易政策上的具体表现,则造成了国家管制的松绑,以及对外国资本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在此,多元主义的文化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嫁接,透过中国城改造和松岛国际都市的催生,以市镇开发和房地产修补经济危机。
关注中韩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仁川中国城,或许是我们不得不审慎看待的切入点。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国城,尽管吸引了中国资金,却被不少游客讽刺为过度虚假、没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异的炸酱面餐馆之外,别无特色。新的松岛国际都市,在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造市计划之一后,也面临着后续外资吸引动能不足的隐忧。终究,这些以族裔、多元、绿色、开放作为资本的避风港,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不可避免会成为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