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波士顿，有很大面积的旧城区。这些旧城区里的街道狭窄弯曲，形迹可疑的人完全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在这些迷宫一般的街道中彻底消失。这些街道构成了波士顿不同的社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和警察队伍，他们各自履行职权，互不干预，但同时也不大愿意相互协作。曾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在床上吸烟，睡着了，床单着了火，恐怕火还没烧到手指头，消防车就已经开到了家门口。但你要是看到个形迹可疑的家伙在你门前晃悠，然后你报了警，那你就等着吧，天知道警察会到什么时候才来。”
没有人能够想到，从1962年6月14日的傍晚开始，这个城市的市民以及这个城市里的警察，将迎来一段艰难又漫长的恐怖时期，警察们的工作效率、地方长官的政治命运和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都因为一个被称为“波士顿绞杀手”（The Boston Strangler）的连环杀手的出现，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甘斯伯罗街（Gainsborough street）是波士顿后湾区（Back Bay）的一条宁静的小巷，在巷子的两边，鳞次栉比的是一些二三层的红砖小楼，这里属于下城区，居住着很多工人、学生、单身男女和退休的老人。55岁的安娜·斯莱舍就租住在这条街的77号，那是一栋三层的独立小楼，她住在第三层。安娜是个裁缝，大约十几年前，离婚了的她带着儿子和女儿从拉托维亚来到美国。裁缝的收入不算太高，每星期大约能赚到60美元。但尽管如此，一个人独居的安娜却有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这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
1962年6月14日傍晚，安娜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吃过了晚餐，当天晚上，她准备去参加一个拉托维亚人在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儿子乔瑞斯会来接她。吃完晚饭，时间尚早，安娜打开电唱机，一边听着歌剧，一边往浴缸里放水，她换上浴袍，准备先洗个澡。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虽然和母亲约定的时间是晚上7点，乔瑞斯还是提前了几分钟赶到了甘斯伯罗街77号。他晚上还有别的事情，本来是不想送母亲去参加这个礼拜仪式的，但因为昨天跟母亲通电话时感觉到母亲的情绪很不好，所以不放心的乔瑞斯决定今天过来看看顺便跟母亲谈谈。
他匆匆跑上了楼，发现门锁着，乔瑞斯的烦躁变成了担心。她是病了？还是因为情绪不佳做出了什么想不开的举动？越想越担心的乔瑞斯，在等待了一会后决定撞门，在试了两次之后，门被撞开了。
当乔瑞斯冲进浴室，他最坏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看到母亲躺在那里，脖子上绕着浴衣的带子，惊恐万状的乔瑞斯没顾得上细看，就立即给警察局打了电话，接着，他又给自己在马里兰州的妹妹打电话，告诉她说母亲自杀了。
警察们来到的时候，发现紧张的乔瑞斯一直站在安娜的公寓门外等着他们。按照当时勘察现场的梅伦（Mellon）警官的回忆，整个公寓里都被翻得乱七八糟，不过最让人感到震惊的，还是安娜的尸体。
安娜躺坐在浴室的地板上，背靠着浴缸。她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带红线条的塔夫绸宽松长袍，头朝着开着的浴室门，四肢摊开。她躺坐的姿势很奇怪，左腿笔直的朝向浴室的门，右腿则和左腿成直角，并且弯着膝盖。身上的浴袍完全敞开着，因此从肩部往下她的身体完全裸露着，看起来相当的不雅。安娜身材娇小，头上还挽着一个发髻。浴袍上的带子被解了下来，勒在安娜的脖子上。奇怪的是，带子很长，在绕过来的一端，还打成了一个很紧的蝴蝶结的形状，点缀似的放在安娜的脖子上。后来的验尸报告显示，安娜就是被脖子上的浴袍带子给勒死的，另外，她的下身还遭受过不明物品的猥亵。
一眼望去，公寓里好像被人彻底的翻过一遍。安娜的钱包被扔在床上，里面的东西散落到地板上。厨房内垃圾桶里的垃圾也都被倒在了地上。卧室里梳妆台的抽屉也都被拉开了，里面被翻得很乱。但一盒眼影膏却被很整齐的摆在了卧室的地板上。电唱机还开着，但是扬声器被关掉了，以至于紧张的乔瑞斯和后来赶到的警察们开始都没有注意到它。乍一看这套公寓的情况，很容易让人以为这里遭到了入室盗窃，但是，安娜仅有的一块值钱的金表和几件珠宝就放在了梳妆台的抽屉里，那里被翻到过，然后凶手却并没有将这些财物带走。
接下来，警察们一边将安娜的尸体送去化验，一边开始了解安娜的生活习惯。当裁缝的安娜过着非常宁静而富有规律的生活，在她的日程表上，教堂、她的孩子们、她的工作以及对古典音乐的爱好，构成了她生活的一切。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独自一个人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更没有人见到过有什么男人在她的生活中出现过，来往她的公寓最频繁的，也就只有她的儿子乔瑞斯。
在综合了所有的调查结果之后，警察们认定这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杀人案，小偷很可能是在看到只穿着浴袍的安娜之后，一时冲动才对安娜进行了性骚扰，之后因为害怕安娜会报警并指认他，因为才将安娜勒死。
这种假设在当时看来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真的只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杀人案吗杀人案吗案吗？
波士顿的夏天很热，热得跟尼玛的长沙一样，热气无处不在，连天空似乎都变得无精打采。这种天气最容易让人变得迟钝，So，在6月30号这一天，当波士顿北郊莱恩区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时，警察们仿佛身处梦中。
1962年6月30号，莱恩区的海伦·布莱克（Helen Blake）被谋杀了。站在海伦的公寓里，警察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被人抢劫过。整个公寓被翻了个底朝天，卧室里的保险柜上布满了砸痕，但并没有被打开，另外一个放东西的小箱子也被撬开了。
海伦的尸体就躺在保险柜边的床上。她今年65岁，离婚以后一直是一个人独居。现在，她脸朝下，赤身趴在床上，两条腿分得很开，手上有擦伤。后来，海伦的朋友指认说她手上经常戴着的两个钻石戒指不见了。显然，凶手用了很大的力气把它们撸了下来。海伦的一双长筒袜绕在了她的脖子上，还有一个用她的胸罩打成的蝴蝶结。虽然现场没有发现精液，但是后来的验尸报告显示，海伦是在当天上午10点钟左右死亡的，另外，她曾遭到了强奸和鸡奸。
海伦的被谋杀让莱恩区的警察们陷入了混乱，然而，在6月30号这一天，要为命案忙活的，还不只是他们。
在波士顿莱顿区共同体大街1940号的一套公寓里，68岁的尼娜·尼克尔斯也被谋杀了。尼娜是个退休理疗师，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去世了，从那时候开始，她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也没有再结交什么男朋友。她一向很谨慎，生活也很有规律。
同海伦的公寓一样，警察们赶到后的第一印象也是这里遇到了抢劫。每个抽屉都被拉开了，里面的东西被扬得到处都是，简直就像是被龙卷风袭击过一样。不过，要是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抢劫”很蹊跷，一个抽屉里的一套高纯度的银器没有被碰过，尼娜钱包里的现金也原封未动，她那架昂贵的照相机和手腕上的名表也都没有被拿走。奇怪的是，尼娜的通讯录和信件好像都被仔细的翻阅过。后来证实，尼娜的房间里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惊人的混乱，似乎只是凶手刻意营造出来的假相。
同安娜·斯莱舍和海伦·布莱克一样，尼娜的尸体也被摆成了刻意的姿势。她两面三刀腿分开，身上的晨衣被拉到了腰间，在她的脖子上，两双尼龙长袜被连在一起，末端打上了一个蝴蝶结。在房间蒸腾的热气中，看到她躺卧在床上的样子，总让人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验尸报告显示，尼娜也遭到了强奸，在她的下身还发现了血迹，根据尸体的状况推测，她大概遇害于30号下午5点左右。
从6月14号到30号，半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三起针对老年妇女的连环凶杀案，警方却一无所获，这让波士顿警察局长艾德蒙·麦克纳玛拉（Edmund McNamara）感到很生气，局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艾德蒙局长命令取消了所有警察的假期，并将波士顿警察局里的侦探人员全都集中到了凶杀组。此外，艾德蒙还通过媒体告诫所有妇女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陌生人的警惕，无论是出门还是在家，都一定要将房门锁好，并且不要给任何陌生人开门。警方认为，凶手很可能是因为仇恨自己的母亲，而将所有的老年妇女都作为他报复和发泄的对象，在警察局里有案底的性罪犯和暴力罪犯都被列入了怀疑对象，警方的触角还伸到了精神病医院，所有被放出来的暴力型的精神病犯人也都被纳入了调查范围。另外，作为一个前FBI探员，艾德蒙还特意从FBI请来了专家，和波士顿警察局的50多名侦探一起讨论案情。这当中，被称为天才的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博士和经验丰富的迈克尔·罗昂果（Michael Luongo）博士两位验尸官也参与其中，他俩跟犯罪学家厄尔博士是老朋友，三个人都曾在哈佛医学院上过法医课，可以说是这一行的佼佼者。
现在，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在波士顿拉开。然而，谋杀还在继续……
这一次，波士顿绞杀手来到了西区，在8月19号这一天，他的魔爪伸向了75岁的艾达·艾尔加（Ida Irga）。艾达也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她的丈夫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她住在西区丛林街7号的一间公寓里。她性格内向、羞怯，很少跟别人来往，因此，她是在被谋杀两天以后才被发现的。同前三次一样，这一回，艾达公寓的门也没有被撬的痕迹，很显然，尽管警察局已经发出了警告，艾达还是自愿的为波士顿绞杀手开了门。
艾达被杀案的记录是詹姆斯·麦克堂纳（James McDonald）写的，记录中他写到：“进入房间，就可以看到艾达·艾尔加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她身穿一件褐色的睡袍，睡袍被撕开了，使她的身体完全裸露。她的脖子被一个白色的枕套紧紧地勒住，两条腿分开，两个脚跟距离大约有4－5英尺，一只脚放在一张椅子上，另一只脚放在一个枕头上。还有一个被剥去枕套的枕头，放在她的半边屁股下面。这个姿势和摆放的位置很古怪，任何一个人，一进入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艾达。”
验尸的结果显示，艾达也是被勒死的。在她的头部、嘴角和耳朵上都发现已经干了的血迹。同样，尽管现场没有发现精液，但艾达也遭到了性侵害。
同6月30号一样，8月19号这一天被波士顿绞杀手光顾的独身女士也不止艾达一个。8月30号，因被连日弥漫的恶臭所困扰，住在多切斯特区哥伦比亚街435号的居民们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他们发现住在楼上公寓里一个叫简·苏利文（Jane Sullivan）的67岁的老妇女被人杀害了。
简倒在浴缸里，她的头朝下，脚朝上，姿势非常古怪的跪在那里。她是被自己的尼龙长袜给勒死的，在厨房、卧室和门厅都发现了血迹，警方因此判断她可能是在浴室外被杀，之后被凶手放进浴缸里。有可能凶手也对她进行了性侵害，因为一个扫把的柄端发现了血迹，不过，由于距离被杀的8月19号已经过去了整整11天，高度腐烂的尸体很难提供什么更加明确的证据了。同前几个案一样，尽管简的钱包被打开了，里面的钱却没有被拿走，而且，公寓门也不是被撬开的，这一次，波士顿绞杀手还是被简自己开门请进来的。
和警察们几乎同时赶来的，是闻风而动的记者。现在，已经发生了五起命案，然而警方仍然束手无策。当波士顿的居民们在晚间新闻里又听到有新的谋杀案发生之后，整个城市，现在陷入了恐慌之中……
波士顿全城恐慌，妇女们人人自危。现在摆在妇女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问题，那就是回家开门的时候，到底是要先关门再检查呢，还是开着门检查。进屋以后关好门再检查房间，如果波士顿绞杀手已经在屋内的话，那么再逃就来不及了。但是如果进屋以后开着门检查房间，那么他尾随进来肿么办？好吧，这个问题确实很纠结。
相对于普通民众，波士顿警察局的警察们压力更大，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了。在每一起凶案发生之后，他们首先就是调查有关被害人的一切信息，诸如她的生活习惯、家庭和社会背景、熟人和朋友等等，他们还要调查所有的电话记录，以及被害人的通讯录、日记、熟悉被害人所有的生活细节，然后还要逐一和被害人的朋友谈话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工作量相当的大。这段时间里，警察局的电话成天响个不停，有人说他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在往一间公寓里张望，有人向警方提供不着边际的推理，还有人在电话里神搓搓的说“我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我确信凶手是一个警察。”，如此这些不靠谱的海量信息，耗去了警察的很多时间。
警方的调查仿佛是在滚雪球，越来越多的信息出现，越来越多的嫌疑人需要排查。好在，波士顿绞杀手给了他们三个月的宁静时间。
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了。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度假归来”的波士顿绞杀手来了一个华丽丽的转型，他的目标不再是老年妇女，他把魔爪伸向了年轻又漂亮的女孩们。
21岁的索菲亚·克拉克（Sophie Clark）是一个漂亮的非裔美国人，她在卡内基医学技术研究所读书，1962年的时候，索菲亚和两个好朋友合租在后湾区亨庭顿大街315号的一套公寓里，这里和波士顿绞杀手的第一个被害人安娜·斯莱舍的住宅只隔几个街区的距离。从安娜被杀以来，索菲亚和她的室友们就变得格外小心，她们不仅在公寓门上加了一道锁，而且，每次有人来访，即使是索菲亚认识的朋友，她也会先隔着门问个清楚，然后才允许进门。
此案最让人感觉不解的就是在接二连三的凶杀之后，在全城恐慌，警察一再警告的情况之下，凶嫌仍然能骗开房门，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让人匪夷所思！！！也正因为如此，楼主才给波士顿的这个变态“传奇”指数五颗星的“荣誉”。谨慎如索菲亚这样的，居然也没能逃脱被谋杀的命运，1962年12月5日，谨慎小心的索菲亚给一个人开了门，却因此葬送了自己如花般的生命。
索菲亚是个很传统的女孩子，除了男友之外，她几乎不跟别的男人来往。当天下午，她一个人先回到了公寓，换下了出门的衣服之后，她坐在桌边给男朋友写信，信还没有写完，忽然传来了敲门声。现在，我们无从知晓对话的内容，但结局告诉我们，索菲亚被说服了，她打开了房门。
当时对现场进行勘察的验尸官是前面提到的号称“业内天才”的福特博士，后来，福特博士和厄尔博士仔细的讨论过这个案子，凶杀发生在大白天，时间大概是在下午2点30分到4点30分之间，在凶手进门的时候，索菲亚已经脱下了出门穿的外套，穿着家居的晨衣，显然，在凶案发生之前，她已经在房间里待了有一会儿了。
在警察们发现她的尸体的时候，她仰躺着，两条腿分得很开，腿上还穿着带吊袜带的长袜。她的文胸被撕破了，这一点可以表明凶手力气很大。她的内裤被脱了下来，身上的晨衣也掉了一半。她是被脖子上的三双长袜给勒死的，在长袜上，松松的围着她的衬裙，衬裙上打了一个似乎是装饰用的结，那个结系得非常紧，那显然需要很大的力气，勒死她的长袜经鉴定是从她的室友的卧室的抽屉里翻到的。虽然尸体看起来有些凌乱，但没有打斗过的痕迹，验尸报告显示，在她死前曾遭到强奸，在她尸体旁边的地毯上，警方第一次发现了精液。
索菲亚的尸体被摆放的样子跟以前的被害人很相似，但如果说她也是波士顿绞杀手的被害人之一，却有几个很蹊跷的地方。
首先，索菲亚是个非洲裔美国人，而以前的被害人都是白人。其次，以前的被害人都是老年妇女，索菲亚却是个年仅21的年轻女子。然后，在索菲亚的被害现场，警方第一次发现精液。
还有就是索菲亚的衣着，如果波士顿绞杀手是个陌生人，索菲亚会只穿着睡衣见他吗？她是当天下午第一个回到公寓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她回到公寓的时候，凶手已经在那里等她了，他听到索菲亚回来的声音，躲在房间里伺机向她攻击。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波士顿绞杀手进入公寓的时间也不长，因为除了那个室友的抽屉和索菲亚的古典音乐唱片以外，其它的东西都没有碰过，他不可能在索菲亚进入公寓之后再翻找长袜，他走到和开抽屉的声音肯定会被索菲亚听到。
那么，会不会是凶手事先就选好了被害人，然后在周围监视，一等到时机成熟就下手呢？如果凶手真的是事先按某种模式选择好被害人，或者是因为某种真实或虚幻的仇恨而确定了被报复者，然后等待合适的时间去进行谋杀，那么，随身携带作案工具——长袜，不是可以让他的行动更容易一些吗？当然，一个男人随身携带长袜，在别人的公寓外走动，要让警察逮到了可不好解释。看起来波士顿绞杀手也不大愿意冒这种风险，他、他们总是就地取材。
但如果就地取材的话，波士顿绞杀手又为何不采取最方便的办法——把被害人的长袜脱下来呢？按照他摆放被害人腿的方式，他似乎对穿着长袜的腿情有独钟（撸主也脚得女人穿丝袜的长腿非常迷人，让人会有犯罪的冲动，好吧，无视我无视我）。研究过波士顿绞杀手案件的犯罪学家厄尔博士认为，在每个罪犯作案的时候，几乎都会有他自己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如果他持续作案，就会在之后的行动中稳定并逐渐显现。
在索菲亚一案中，警方还第一次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和索菲亚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玛赛拉·露尔卡（Marcella Lulka）夫人跟调查员报告说，在当天下午2点20分左右，曾有一个男子敲她家的门，并跟她说房东派他来看房子是否需要粉刷和修缮。进门后，那个男子说玛赛拉家的浴室天花板需要修理，然后，他就开始称赞玛赛拉的身材，并问她是否做过模特。玛赛拉要那个男子小一点儿声音说话，那男子的脸色立刻就变得很难看，玛赛拉解释说她的丈夫在卧室里睡觉，她不想把丈夫惊醒。听说玛赛拉的丈夫也在家，那个男子突然说自己将公寓号码搞错了，然后匆匆离开了。按照玛赛拉的回忆，那个男人大概25到30岁，中等身材，有一头蜜色的头发，穿黑色的夹克衫和深绿色的裤子。后来的调查发现，房东根本就不曾派过什么人来修房子，玛赛拉幸运的逃过一劫。
但是，23岁的帕翠西娅·贝赛特（Patricia Bissette）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帕翠西娅是波士顿工程公司的一个秘书，1962年12月31日星期一，帕翠西娅迟迟没有来上班，当天中午的新年聚餐是由帕翠西娅筹备的，因此，她的缺席让老板感到意外和不发。早上的时候，他就曾到帕翠西娅位于后湾区公园路515号的公寓里去接她，但没有人应门，老板以为她去公司了，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她，于是，他又驾车来到了帕翠西娅的公寓，房门依然锁着，公寓在一楼，于是老板和房东就从窗户爬了进去。
乍一看，躺在床上的帕翠西娅好像在睡觉，被子一直盖到了她的下巴上。但是，她一动不动，面色灰白，显然已经死了。当他们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子，发现由几双袜子和一件衬衫系在一起做成的“绳子”绕在她的脖子上。帕翠西娅被勒死了！
验尸结果显示，帕翠西娅在死前发生过性行为，而且，她已经怀孕了，凶手显然还试图鸡奸她。公寓里的东西也都被翻动过，但是，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物品丢失。
波士顿人在谋杀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的度过了1962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会有什么恐怖的故事等着他们呢？
第一个在1963年被勒死的独居女人是68岁的玛丽·布朗（Mary Brown），在她的尸体上，还发现了被殴打和强奸的痕迹。在当时以及今天，有一些人怀疑玛丽不是波士顿绞杀手的被害人，因为她居住的劳伦斯离波士顿足足有40公里远，似乎超出了凶手的作案范围。
但是，到1963年5月8日，人们不再怀疑，那个恶魔又回来了。还是在后湾区，23岁的贝佛莉·赛门斯（Beverly Samans）被杀害了。贝佛莉是个漂亮的大学毕业生，她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声乐训练，经常参加后湾区一个论派教会的唱诗活动。5月8日这一天，她没有按约定来参加合唱，于是一个朋友就去她的公寓找她。
当他用贝佛莉给他的钥匙打开房门的时候，立刻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贝佛莉就躺在正对着门的一个沙发床上，她的双腿分开，两只手被她的一条围巾绑在身后，一双尼龙长袜和两条手帕连在一起，围在她的脖子上，她的嘴上还围着一块布，在这块布的下面，有还有个布团紧紧的塞在她的嘴里。
后来赶到的警察们发现，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贝佛莉好像是被勒死的，但实际上，她脖子上的“绳子”很松，完全是个假相，根本就不可能勒死她。贝佛莉实际上是被用刀刺死的，在她的身上一共发现了22处刀伤，其中有18处集中在左胸，但致命伤是脖子上的4处。凶器就丢弃在厨房的水槽里。还有一点与其它被害人不一样的是，贝佛莉没有受到过性侵害。
前面大家讨论白银案的时候，楼主就有曾说过国外有可能是模仿作案的案子，就是指波士顿绞杀手案。凶手从奸杀老年妇女到突然改变作风谋杀年轻人以及前面谈到的索菲亚一案，总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系列连环凶杀案，有两个甚至更多的不同凶手，这也是楼主觉得此案诡异神秘的原因之一。
虽然和其它被害人的死因有所不同，但警方还是认定贝佛莉是被波士顿绞杀手杀害的，警方的理由是，贝佛莉正在学习歌剧演唱，长期的训练让她的颈部肌肉非常发达，凶手很可能是发现要勒死她很困难，于是才不得不用刀将她结果。虽然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是，以波士顿绞杀手打蝴蝶结的力量，他似乎不会在勒死贝佛莉的时候遇到困难。因此，突然改变作案手法，让很多人不相信贝佛莉的被谋杀是波士顿绞杀手所为。
思密达国的警察蜀黍们在侦办华城连环奸杀案的时候，曾去找过灵媒，其实，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的警察蜀黍们，也干过同样的事。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四处猖狂作案，让波士顿的市民们对警察工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而警察们，虽然日以继夜的工作，却还是找不到什么头绪，在这种情况下，马萨诸塞州小有名气的荷兰裔通灵专家彼得·胡尔克斯（Peter Hurkos）应信徒的要求，同时在警方的邀请下，前往警局协助调查。
虽然警方不需要对彼得支付办案费用，因为那些钱信徒已经凑出来了，但是，首席检查官还是要求彼得先证明自己的能力。彼德当时就跟一个警察说他的母亲在生病，并且详细的描述了病情，他还告诉另一个警察说他的孩子喉咙好像出了问题，最好是马上打电话回家问一下，那个半信半疑的警员于是接通了家里的电话，得知他最小的女儿刚刚吞下了一个曲别针。此外，彼得还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灵感应术、超感觉观察等试验。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的时候，他都对了。
在测试通过之后，警方给彼德看了一系列凶案的现场照片、物证，还亲临了一些犯罪现场，彼得毫不犹豫的说所有这些发生过的残杀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当时的警方内部，有部分警探认为这些案件不是同一个人干的，有可能是两个人同时作案，也有可能是有人在模仿波士顿绞杀手的手法。不管怎样，按照彼得的说法，警方逮捕了一个嫌犯，报纸上说这个男人非常仇视女人，已经被警察们观察好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人精神上不太正常，因此不大可能被送上法庭，而是直接被送进了管制机构。再说法庭是保守的，他们只接受证词和证据，不会接受观点，也不接受测谎器，这种巫术式的方式将犯人定罪，是比较荒谬的。
在彼得之后，另一个叫保罗·戈登的自由撰稿人宣称用自己的超能力发现了凶手。他对警方描述说，波士顿绞杀手是个中等身材，削瘦、皮肤白皙、眼睛深陷的男人。他总是习惯性的将滑到前额的头发用手向后梳理，他嘴里右上边有一颗牙掉了。这个人住在一个像是医院的地方，还经常在一大片草地上走动，或在户外的长椅上坐着。在行为上，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他曾经殴打过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他的两个姐姐过得也不快乐，这个家庭是从缅因州或者佛蒙特州搬到这里来的。这个人很孤独，他曾终日在街上游荡，试图接近女人。他仿佛一直在寻找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警察们将一些他们在后湾区逮捕的入室盗窃或行凶抢劫的嫌犯们的照片拿给戈登的时候，他从里面找出了一个叫阿诺德·华莱士的人，这个人基本符合戈登的描述。
26岁的华莱士是波士顿州立精神病医院的患者，院方允许他在医院范围内走动，但他曾多次离开医院，而且，他也的确殴打过自己的母亲。警察们发现，华莱士有几次离开医院的时间和波士顿绞杀手出现的时间是吻合的，当警察带着戈登来到精神病院的时候，他认为华莱士就是凶手。
然而，华莱士的智商不足70，尽管对他进行了测谎，但他连现实和幻想都无法分开。这个时候，戈登又对警察们说，很快波士顿绞杀手就会投案自首的，到那个时候，警方就会发现整个案件都非常简单。不过，警方已经对戈登的话半信半疑了，他们对戈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曾去过关华莱士的精神病院，所以，他的所谓超能力，都是尼玛的王林式忽悠。有一些警察甚至怀疑戈登本人就是凶手，还对他进行了调查。这段小插曲，博众君一乐。
1963年的夏天，波士顿出奇的平静。一直到落叶开始飘零的9月，人们才从媒体上得到，波士顿绞杀手——他还在活动！！！这一次，58岁的依维琳·科宾（Evelyn Corbin）被勒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凶器依然是依维琳自己的长袜，依维琳的珠宝箱被打开放在了地上，但是没有物品丢失。有些奇怪的是一些扔在地上的纸巾上发现了口红和精液，更奇怪的是，在她窗外的防火梯上，警方发现了一个很新鲜的面包圈。不会有人将食物存放在那里的，它也不可能是从楼上丢下来，显然，波士顿绞杀手，现在还自带食物了。
该年的11月22日，整个波士顿还沉浸在因肯尼迪总统遇刺而弥漫全国的悲伤和无助中，住在劳伦斯公寓的23岁的年轻姑娘，琼恩·格拉夫（Joann Graff）成了波士顿绞杀手的又一个手下冤魂，这一次谋杀的案发时间，几乎和肯尼迪遇刺同时发生。年轻的琼恩是个很保守的姑娘，她笃信宗教，是个很努力工作的设计师。她也是被用两双尼龙长袜给勒死的，在长袜的末端，凶手打上了一个蝴蝶结的标志。在她的胸部，警方发现了齿痕，另外，她也遭受过性侵害。
对琼恩案的调查，让一个“绿衣人”浮现出来。当天下午3点25分左右，住在琼恩楼上的一个学生肯尼思·罗为（Knnethe Rowe）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罗为的妻子觉得外面的人好像是在楼道里来回走动巡视，于是，罗为就凑在自己家门口倾听。当他听到那个人在敲自家对面的门时，罗为就开了门，他看到一个大约27岁左右的男人，头发用发油梳得又光又亮，穿着绿色的裤子和深色的衬衫、夹克。
“琼·格拉夫是住在这里吗？”那个人问道。他把琼恩的名字说错了。罗为告诉他说琼恩住在楼下，几分钟后，他听到了开门声，于是就放心的关上了自己家的门。
十分钟之后，也就是3点35分左右，琼恩的一个朋友给琼恩打电话，却没有人接听。很显然，那个穿绿裤子的人，他就是凶手！！！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琼恩样的前一天的上午，在琼恩楼下的一套公寓里，一个妇女听到有人站在她的门外，然后，她看到有一张纸从门下伸出进来，从左至右的在门口的地面上滑动，之后，那张纸突然被抽走了，从脚步声判断，门外的人走开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1964年，饱受惊吓的波士顿人希望警方能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但是，年轻美丽的玛丽·苏利文（Mary Sullivan）的被害，让人们的希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1964年1月4日傍晚，当和玛丽合住在一套公寓的两个室友回到公寓的时候，她们惊恐的发现，玛丽被杀了。
和其它被害人一样，玛丽也是被一双长袜给勒死的。在她的脖子上，还有一条用粉色丝巾系的大蝴蝶结和另外一条粉白色小花的围巾。玛丽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一张鲜艳的贺年卡靠着玛丽的脚竖在床上。在玛丽的身上，凶手还用她的口红画出了不同器官的位置。验尸官在玛丽身上提取到了精液样本，她也遭受到了残暴的强奸。
玛丽·苏利文被杀后不到半个月，1964年1月17日，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Brooke）宣布成立一个“波士顿绞杀手调查局”，调查局工作由他牵头负责，他向所有马萨诸塞州居民承诺，他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布鲁克是当时全美唯一的一位非洲裔司法部长，他工作能力很强，尽管马州一向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但身为共和党人的布鲁克在那里依然很受民众欢迎。
负责“波士顿绞杀手调查局”对于布鲁克来说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何况他还向市民下了军令状。如果凶手最终没有被缉拿归案，那么布鲁克的声望无疑会深受打击。在开篇楼主有说过大背景，而波士顿绞杀手一案涉及波士顿的5个不同片区的分局，因此警察们在办案过程中，在相互的信息沟通和合作方面有过不断的摩擦，现在，调查局的成立，可以避免这种弊端，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布鲁克却选择了自己的一个密友——约翰·S·布特莫里（John S. Bottomly）来负责调查局的日常工作，这个选择直到今天，仍然倍受争议。
布特莫里是布鲁克的助手，他对工作充满热情，而且非常诚实，但是，他不懂刑法。前面说到的“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波士顿警察局局长艾德蒙·麦克纳玛拉就曾公开的对布特莫里表示鄙夷，他曾对媒体说布特莫里是个“怪人”“疯子”“傻瓜”……
调查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把从各个不同的警察分局收集来的长达37000页的有关案情的文字资料进行阅读、组织和分类。而由法医和心理学家、犯罪学家组成的另一个专案小组，则开始对罪犯进行心理画像。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专家提出，在老年妇女被杀案件和年轻女孩被杀案件中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因此，他们认为凶手不只是一个人，很有可能是后者模仿了前者的作案手法。
罪犯画像小组的肯奈·菲克博士总结了研究成果，提出波士顿绞杀手年龄应该在30岁以上，细心、有条理而且守时。他可能经常要用手工作，或者至少有做手工的爱好。他极有可能是单身，或者是分居或离了婚。表面上看起来，他完全正常，不会给人留下特殊的印象。他既没有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男性密友。
尽管调查局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尽管马州州长下令悬赏1万美元给提供有效信息的民众，然而，案情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到1964年的11月份，当“波士顿绞杀手调查局”的探员们还在茫茫人海寻找真凶的时候，案件发生了第一次转折性的高潮，一个嫌疑人几乎是自投罗网，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个人，就是大家可以在度娘上度到的关于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阿尔伯特·迪萨尔沃（Albert DeSalvo），他也是本案法律上的最终“凶手”，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凶手呢？后面楼主会接着八。（度娘上，称为“波士顿扼杀者”，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百度）
阿尔伯特·迪萨尔沃
本案13个被害者中的其中8个
1964年10月27日下午，一个新婚不久的女士正在卧室里小憩，她的丈夫已经去上班了，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睡得正香的新娘子被一把冰凉的匕首给惊醒了，一个男人站在她的床边，手里的刀子横在了她的脖子处。他威胁她不要出声，否则他会杀掉她。然后，他脱下了女主人的内衣并把它塞进她的嘴里，并用她的衣服将她的手脚绑在床柱上，之后，他开始亲吻和抚摸她。过了一小会，他问这位女士从公寓出去怎么走，并警告她说“十分钟之内你不准出声。”，做完这一切，他令人费解的向这位女士道歉（顺便插一句，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然后离开了房间。
受辱的女主人等那个男人一走就立即报告了警察，她对那个男人的印象很深，记得他的相貌还记得他穿了一条深绿色的裤子。在警察局里，警察们按照她的描述给那个人画了模拟画像，画像的结果一出来，他们就立刻想到了一个人——阿尔伯特·迪萨尔沃。
迪萨尔沃可以算是警局的熟客了，在波士顿绞杀手案件发生以前，波士顿剑桥区曾发生过一系列滑稽的性骚扰案，一个20多岁的男人经常光顾这里的一些公寓，当他敲开门后，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应门，他就会自我介绍说：“嗨，我叫约翰森，是一个模特公司的代理人，有人给我们介绍说你很适合做模特。”他还告诉这些女士说她们并不是做裸体模特，但是报酬很高，每小时达40美金。他是公司派来给她们测量身材的。他有一张让人信任的孩子脸，总是面带微笑，而且，听说自己被模特公司相中，大部分女性都会受宠若惊，有兴趣的女士就会让他进门，然后他就会用皮尺给她们测量身材（当然顺便揩油），量过身材后，他会跟她们说李维斯夫人会跟她们联系，然后会很礼貌的离开。但是，没有一个女士再接到什么李维斯张维斯夫人的电话，后来一报警，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模特公司。
1961年3月17日，正准备闯入剑桥区一座民宅的迪萨尔沃被警察逮个正着，在警局里，他不仅承认自己私闯民宅，而且说自己就是那个所谓的模特经济人。最终，迪萨尔沃被判监禁18个月，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1962年4月他被提前释放，那个时候，是波士顿绞杀手第一次现身之前两个月，62年6月份，作为波士顿绞杀手的第一个被害人，安娜就被谋杀了。
警察让那位新婚的女士从一个单面镜后进行辨认，她立刻从一组人中指出了迪萨尔沃。
1931年9月3日，阿尔伯特·迪萨尔沃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切尔西。他的父亲弗兰克脾气很坏，经常殴打妻子和孩子。作为5个孩子中的一员，迪萨尔沃从小就经常逃学，并不时地搞一些小偷小摸。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夏洛特受不了家暴和他父亲离了婚并迅速再婚，不过，迪萨尔沃并没有因为母亲再婚而有所疏远，他和母亲夏洛特的关系一直很好。
曾经有一度，迪萨尔沃春风得意。17岁那一年，也就是1948年，迪萨尔沃参了军，在投降的西德驻守一直到1956年。在德国，他娶了一个很体面的德国女孩艾米嘉德·贝克（Irmgard Beck），那时候他还得到了一次升迁的机会，但是因为他从小养成的恶习让他经常不守军纪，最终还是以上士的身份退伍。
1955年，在艾米嘉德怀孕期间，他曾因为猥亵一个小女孩被起诉，后来因为对方撤诉，他才躲过一劫。艾米嘉德说迪萨尔沃有超出常人的性欲，一个女人很难满足他的要求，糟糕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朱迪患有先天性的骨盆残疾，艾米嘉德害怕再生下一个残疾的孩子，因此总是拒绝迪萨尔沃的性要求，这不仅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且也成促成迪萨尔沃荒唐行径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1年，迪萨尔沃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梅尔顿，他是一个橡胶厂的工人，朋友很多。那个时候他不断的私闯民宅进行盗窃，尽管总是在外面惹麻烦，但对艾米嘉德他很体贴。很多人包括他的老板在内，都认为他是一个爱家的男人。当警察问他为什么要假扮模特经济人这种荒唐事的时候，他解释说“我虽然相貌一般，也没接受过什么教育，但我知道自己不比那些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差，他们不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我没有什么学识，但我比他们精明。”
迪萨尔沃是否精明没人下定论，但是迪萨尔沃喜欢吹牛，却是公认的事，这个，就连艾德蒙局长都承认。迪萨尔沃曾经对警察说，自己曾经在4个州的范围内骚扰过300多个妇女，并闯入过400多栋民宅。他还说：“如果你们知道了所有我做的事，你们都不会相信的。早晚我会告诉你们的。”
迪萨尔沃被送进了水桥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科进行观察，在那里，他和一个叫乔治·纳赛尔的人关在同一个病房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纳赛尔是个危险人物，他被控谋杀了一个煤气站的工作人员，而且，他是模仿执行死刑的方式将那个人杀害的。据说，纳赛尔的智商很高，接近天才的水平，在此前，他就曾因为另一项谋杀案蹲过大狱，他利用那段时间自学了俄语和其它一些课程。
1965年5月初，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出现在波士顿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关在水桥州立监狱的迪萨尔沃宣称自己就是波士顿绞杀手！
当迪萨尔沃的妻子艾米嘉德得到这个消息后，她的第一反映就是迪萨尔沃又在吹牛，迪萨尔沃是个麻烦不断的男人，但是，他并不是残酷的人。还有一些人怀疑迪萨尔沃的动机，他们推测，关在精神病院的迪萨尔沃可能是因为考虑到钱的问题，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可能会被关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艾米嘉德和孩子们怎么办？所以，他宣称自己就是波士顿绞杀手，用这个故事赚钱。
在他被关进水桥医院之前，他就曾经向自己的律师乔·艾斯吉尔森（Jon Asgiersson）试探性的提出过这个问题。他问“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本世纪最了不起的故事你会怎么做？”“你是说波士顿绞杀手吗？”乔问他。“是的。”“你跟这事儿有关系吗？你参与了？”“都是我干的。”然后，他又问讲出这事儿会不会得到州长许诺的1万美金。乔感到很迷惑，后来他说，那个时候他怀疑迪萨尔沃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还有人认为，当迪萨尔沃和纳赛尔被关到一起之后，两个人就曾商讨用认罪来换取金钱的事。他们错误的认为州长说的酬金是每个被害人1万美金我，那么11个被害人，就是11万美金，他们俩可以分享这笔钱。这样，迪萨尔沃不仅不必再为家人担心，而且他还希望自己认罪以后，可以被当成精神病人关在医院里，这比蹲大监狱要强太多了。
现在，迪萨尔沃成了全城焦点人物。这一次，他请纳赛尔的律师F·李·贝利（F.Lee Bailey）做他的辩护律师。贝利问迪萨尔沃要贝利做什么，迪萨尔沃说他不想被关进监狱，他宁可呆在精神病院里，而将自己的事讲出来，是希望能给自己的家人赚点酬金。贝利后来说，他一开始对迪萨尔沃的话半信半疑，他给唐纳威警官打电话，说他可能有一个波士顿绞杀手的嫌疑人，但贝利认为谨慎起见，还是由他先跟迪萨尔沃谈一下案情，他向唐纳威警官咨询了一些问题，然后，在1965年5月6日，他带着录音机来到了迪萨尔沃的房间。贝利曾对一家报纸谈到过这次访问，他说“我去访问迪萨尔沃的那个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相信坐在我面前的就是波士顿绞杀手，有过询问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回忆往事和编故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迪萨尔沃给我的感觉是他就是在回忆，他能够想起一些和案情毫不相关的细节，比如地毯的颜色，被害人家里的照片，或者是某个家具的式样。他像在描述自己看到的一盘录像带一样，回忆自己的犯罪过程，而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好像在超市里购物一样。”
后来，警察们的询问记录也印证了贝利的说法。例如，迪萨尔沃是这样描述他是怎么袭击75岁的艾达·艾尔加：“我跟她说我是派来做公寓维修的，她不太相信我的话，因为近期发生的事，她在没有确定别人的身份之前，不想让任何人进入她的公寓。我直接跟她说不要担心，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明天再来，然后我就走开了，在我正要下楼的时候她叫住了我，说：‘那好，你进来吧。’我装作在找一处滴水的管道，她一转过身去，我就勒住了她的脖子。”当被问及他是不是从后面勒住了艾达的脖子，迪萨尔沃说：“是的，用了很大的力气。我看到有血从她的耳朵里流了出来，很黑的血，是右耳朵。我还记得那儿有套餐桌，深色的桌子，褐色的椅子。我将她的腿分别放在两张椅子上……”
警察们问他为什么要谋杀这么大年纪的妇女，他说这跟年纪无关，漂不漂亮也无所谓，只要她是个女的，这就够了。因为有人怀疑谋杀老年妇女和年轻女孩的罪犯是两个人，迪萨尔沃还描述了他谋杀索菲亚·克拉克的情形：“她当时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半透明的宽松长袍，身材修长，三围大概是36－22－37，非常漂亮……她的公寓门是黄色的，有点儿褪色……她一开始不想让我进门，我跟她说我可以介绍她去做模特，每个小时可以赚20到35美元……她的房间里有一张卧榻，上面有几个颜色鲜艳的枕头，好像有紫色和黑色的。”
随着警方对迪萨尔沃询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细节显现出来。他知道在贝佛莉·塞门斯的床底下有一个记事簿；帕翠西娅·贝塞特的公寓门后挂着圣诞铃铛；他从安娜·斯莱舍家里拿了件雨衣穿上，因为他的夹克衫上染了血，在警察们给他看的14件雨衣中，他立刻就挑出了安娜的那件雨衣。此外，他还讲自己在一个丹麦裔女孩的房间里试图勒死她的时候，突然看到了镜子里自己的行为，他吓坏了，一下子没了力气，还哭了起来，他乞求那个女孩子不要报警，还撒谎说如果让他母亲知道了，他的生活费就没有了。警方没有接到过这个女孩的报案，听到迪萨尔沃的供述，他们找到了那个女孩，那个女孩证实了这件事确有发生。
现在，警方已经基本可以断定迪萨尔沃就是波士顿绞杀手了。
现在，电脑前的你，也基本可以断定迪萨尔沃就是波士顿绞杀手了，对吧？
面对这些只有真凶才能够知道的细节，再加上他确实有过准备勒死女性的行为，如果他不是波士顿绞杀手，又怎么可能呢？
这个案子，“传奇”就传奇在这里。它，确实有可能。
尽管警方对迪萨尔沃的供述很满意，但是，所有以前认识他的人都不相信他会犯下这么残忍的罪行，他们都认为迪萨尔沃是个温柔体贴的爱家的男人。更重要的是，曾经有一些人看到过极有可能是“波士顿绞杀手”的那个人，前面所提到的肯尼斯·罗为，他曾跟那个找琼恩公寓的陌生人交谈过，并告诉那个陌生人琼恩住在楼下，还听到了琼恩为他开门的声音，在那个人进房间10分钟以后，打给琼恩的电话就没有人接了。当警察给罗为看迪萨尔沃的照片时，他认为这不是那天他看到的人。而且，罗为描述的那个陌生人在那天晚些时候曾经光顾公寓楼对面的马丁酒店，当时他看起来很紧张，好像有人跟踪他似的，但后来，经营马丁酒店的朱利斯·文斯在看了迪萨尔沃的照片以后，也认为不是他。
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击证人在看到和迪萨尔沃同住一间病房的纳赛尔时，情绪相当反常。和索菲亚同住一栋公寓的玛塞拉·露尔卡曾跟警察霁过在索菲亚被杀前不久，曾有一个声称是修房子的人到她的公寓里去过，因为玛赛拉的丈夫在家，那个人莫明其妙就走了。后来，警察们按照马塞拉的描述，绘制了一张头像，那是个年轻人，长脸，窄窄的鼻子，一双很大的杏仁形的眼睛，根本就不像长着大鼻子的迪萨尔沃。
在迪萨尔沃向警方讲自己的罪行时，“波士顿绞杀手调查局”的负责人布特莫里曾安排玛赛拉和一个叫格尔楚德·格拉恩（Gertrude Gruen）的女士暗中去辨认迪萨尔沃。格拉恩曾经被袭击过，她跟进入她公寓的罪犯拼命的搏斗，她的惊叫声也引来了正在修房顶的工人的注意，当工人们从天花板上的窗户向房间里看的时候，那个男人逃跑了。
两个女人当时都以为她们只会见到一个人，就是迪萨尔沃，她们没有想到，她们还遇到了他的室友——乔治·纳赛尔。当她们坐在一边的时候，纳赛尔是先进来见被安排与他们见面的医生的。
格拉恩回忆说，纳赛尔瞟了她一眼，然后很快又再看了一眼，格拉恩当时感到一种恐惧和熟悉，难道他认识自己吗？就在这时，迪萨尔沃也进来了，他坐在爱伦医生对面，格拉恩看着他，肯定的认为面前的这个人从来没见过，他根本就不是那个袭击她的人。而那个不时狠狠的盯着她看的人，那个面孔她觉得有些熟悉，让她有点毛骨悚然。在后来见到警察的时候，格拉恩说迪萨尔沃不是袭击她的人，倒是另外那个人很像，因为紧张和恐惧，她甚至哭了起来，等她平静下来以后，她承认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
玛赛拉也曾在警察那里看到过迪萨尔沃的照片，但她不能确定。和格拉恩的感觉一样，当纳赛尔走进房间的时候，她的心狂跳起来，他的眼睛、步伐、布满皱纹的脸，都和那个自称是修房子的工人的相貌一模一样。但是，那个人的头发是蜜色的，而纳赛尔的头发，却是黑色的。
同许多当时的犯罪学家一样，苏珊·凯利（Susan Kelly）也格外的关注波士顿绞杀手一案。迪萨尔沃的主动认罪，在苏珊看来，完全是一场媒体的闹剧，她不相信迪萨尔沃是凶手。警察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他们仿佛是落水的人，不假思索的抓住了迪萨尔沃这根救命稻草，在苏珊看来，警方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首先，没有任何物证可以将迪萨尔沃与这些凶案联系起来，也没有目击证人。在物证方面，在玛丽·苏利文的公寓里，就在摆着玛丽尸体的床旁边的一个烟灰缸里，有3支刚吸过的“礼拜堂”牌的烟蒂，而玛丽和她的室友都不抽这个牌子的香烟，同样是这个牌子烟蒂，还出现在索菲亚公寓的马桶里面，索菲亚不抽烟，这个牌子的烟蒂很有可能是凶手吸过的。但是，迪萨尔沃从来不抽烟！
在人证方面，除了前面两个目击证人对迪萨尔沃的否定以外，在玛丽·苏利文被害的时间范围内，她的一个邻居，艾琳·奥尼尔曾经透过玛丽公寓的浴室的窗户，看到过一个男人，但是艾琳指认的却不是迪萨尔沃，迪萨尔沃的鼻子很显眼，见过他的人不会对这个明显的特征毫无印象。
其次，在迪萨尔沃认罪的过程中，他的确讲了许多作案时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错的。苏珊曾经去探访过迪萨尔沃的医生罗比（Robey），罗比医生指出，虽然迪萨尔沃的智商水平一般，但是，他的记忆力尤其是形象记忆非常好，他们曾经对迪萨尔沃做过测试，当时，罗比医生和其它7个医生在办公室里开会，迪萨尔沃走进来，看了一眼，然后又走出去。第二天，还是这八个医生，每个人都换了不同的衣服，坐在不同的位置，罗比医生让迪萨尔沃进来，并请他描述前一天大家坐的位置和服饰，令人惊奇的是，迪萨尔沃不仅记得，而且讲的几乎分毫不差。
因此，苏珊认为，迪萨尔沃获得案件细节主要来自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报纸，例如在《美国记录》报上，曾有一篇非常详细的介绍案情的文章，包括被害人的衣着、习惯、房间里的物品等等。苏珊认为，迪萨尔沃记住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因为在他的描述里，错误的地方有几处和报纸上报道的错误是一致的；二是审讯人员漏出来的口风。波士顿绞杀手调查局的很多案情材料都管理得很马虎，而其法医小组更是将他们的鉴定结果四处分发，这使得迪萨尔沃很有可能会有机会看到过一些案情材料。而且，警察们要破案的愿望太强烈了，他们很有可能还故意的引导迪萨尔沃，让他说出正确的答案；三是迪萨尔沃经常进行入室盗窃，他很有可能在凶杀案发生过以后，偷偷的潜入过那些已经没人居住的公寓，这使得她对这些公寓里的布局和物品都很熟悉；第四，就是和迪萨尔沃关在一起的纳赛尔，苏珊对他一直都很怀疑，很有可能，纳赛尔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他将作案的信息告诉了迪萨尔沃，在苏珊看来，玛丽·布朗的案子就很可疑（就是那个40公里远的案子），和其它被害人不同，玛丽还曾经被殴打，而且几乎是被殴打致死的。这和其它被勒死的模式不同。迪萨尔沃对这个案子的描述很简单，而且很多细节都不正常，而玛丽的住宅离波士顿很远，倒是纳赛尔曾经到过那个地方，他在1948年曾经枪杀过和玛丽·布朗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个人。
无论专家们的意见是什么，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已经给迪萨尔沃冠上了“波士顿绞杀手”的名字。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罪犯的口供是不足以作为他犯罪的证据的，而警方又没有其它证据可以证明迪萨尔沃就是那个曾让波士顿的女人们陷入恐慌的连环杀手。审还是不审他，以什么罪名起诉他，一时间都成了问题。
凑巧的是，这个时候马州的司法部长爱德华·布鲁克要竞选参议员。布鲁克曾对民众许诺他一定要将波士顿绞杀手绳之以法，现在，主动跳出来的迪萨尔沃简直太合时宜了。布鲁克需要的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不要影响他的仕途，而迪萨尔沃需要的，是用“波士顿绞杀手”的名字证明自己的疯狂，而不必因为当“绿衣人”私闯民宅、猥亵妇女而被终生关在监狱里。他和他的律师都深知，无论怎样，迪萨尔沃是不会被处死的，布鲁克不会在自己竞选的关键时刻，去惹那些反对死刑的人权团体的麻烦（另外好像当时马州是没有死刑的）。
因此，尽管水桥州立精神病医院的罗比医生认为迪萨尔沃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审理，在1967年1月10日，马萨诸塞州法庭还是以“绿衣人”的罪名对迪萨尔沃进行了审理，陪审团在4个小时的辩论之后，达成一致，他们认定迪萨尔沃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
迪萨尔沃被关进了沃尔普（Walpole）州立监狱，在监狱里，他曾写过一首关于波士顿绞杀手的诗，全文如下：
“波士顿绞杀手的故事
还不曾有人讲述
这个男人声称他杀了这些女人
姑娘和老妇
难以捉摸的绞杀手
他踪迹四处
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漫游
只有日光引导他的去处
但他身后没有线索
那些人无论长幼
她们的秘密已经被死神带走
他也许脑袋有问题
但却铁定比警察们聪明
提示他的秘密虽然将让他的家庭蒙羞
但却给他带来声誉
今天他坐在一间囚室里
心中暗藏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
绞杀手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外面
今天人们还在充满疑虑”
这首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在诗中，迪萨尔沃写到“揭示他的秘密将让他的家庭蒙羞”，用的是一个将来时。那么，是否他知道而且还在保守着这个秘密呢？
无论怎样，1973年的11月，迪萨尔沃用他的死，证明了他确实知道一些可怕的秘密。在那个冬天，迪萨尔沃声称自己受到了威胁，经要求，他被转移到监狱里的医护室。在他被人用刀捅死的前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水桥医院的罗比医生，说他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罗比，语气充满惊慌。罗比医生答应第二天去看他。但是翌日，正当罗比准备前往监狱时，收音机播放了一则新闻：迪萨尔沃死了。尽管这名担惊受怕的囚犯一直受到保护性的监禁，但有人依然有办法通过了六道保安检查关卡并进入他的囚室，用匕首多次戳刺他的心脏。
罗比认为，迪萨尔沃是想要告诉他谁是真正的波士顿绞杀手，而且，他还联系了一个记者去监狱里见他。罗比认为，迪萨尔沃感到了威胁，在监狱里，一定有包括狱警在内的人对迪萨尔沃要讲的事感到担心，因为要进入那个医疗室，需要通过好几道门，每道门都有人看守，要进入迪萨尔沃的房间，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官方的说法，他们说迪萨尔沃卷入了监狱里的贩毒案，他们还找出了3个涉嫌的犯人，但是对于他们的审讯，却从来没进行过。
迪萨尔沃的自传草稿随着他的死不翼而飞，一直没有被找到。刺死他的凶手至今也还逍遥法外，他的亲戚认为，他之所以在囚中被杀是因为他准备讲出真相，讲出为何他要长期扮演那个波士顿绞杀手。他们相信，他在1965年详细地、具体地供认他是波士顿多宗谋杀案的肇事者，完全是出于他受困惑的个性，是因为他仰慕臭名远播（罗比医生不相信他是凶手他反而因此被激怒过）及急于取得一笔金钱，用以供养他极其烦恼的家庭。
迪萨尔沃的名字，跟波士顿绞杀手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他被案件影响一生的经历让人唏嘘，现在，是时候还他清白了，哪怕他自己更想要出名。
有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不相信迪萨尔沃是波士顿绞杀手，一个是迪萨尔沃的弟弟理查德·迪萨尔沃（Richard DeSalvo），另一个则是最后一位被害者玛丽·苏利文的外甥凯西·史尔曼（Casey Sherman）。
理查德深知哥哥爱吹牛和软弱的天性，他绝对不可能犯杀人罪，他只是想编个故事卖钱养家糊口，而苏利文家从来就不相信迪萨尔沃是凶手，正是迪萨尔沃自己的供述让他们感到怀疑，迪萨尔沃声称自己强奸了玛丽，但实际上，玛丽是被凶手用打帚柄进行的性侵犯；他说自己用手勒死了玛丽，但玛丽实际上是被用自己的衣服勒死的。
迪萨尔沃身死之后27年，也就是2000年，两家人联合起来，向州检查院提出要对苏利文一案的证据进行DNA检验。对于迪萨尔沃一家人，他们希望能够使自己的家族从连环杀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而对到苏利文一家，他们坚信真凶依然逍遥法外，要将其绳之以法。他们一直怀疑玛丽一个室友的前男友，玛丽很有可能会不假思索的给他开门。
他们要求进行DNA检验的有68项证物，包括玛丽的身体器官、头发、地毯上的精液样本等，但是，州检查院不同意两家人对DNA检验的要求，波士顿警方的反应也非常让人感到奇怪，他们开始说会重新调查此案，之后又推翻了这种说法。“他们不想承任在新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一宗谋杀案以及在美国历史上其中一宗最大谋杀案中，他们抓错了凶手。”玛丽的外甥如是说。最终，两家人将州检查院一并告上了法庭。
2001年2月31日，威廉·G·杨法官宣判，同意两家人的诉讼请求；
2001年10月20日，法庭电视台现场直播了从玛丽·苏利文的尸体上提取DNA样本的实况；
2001年10月26日，迪萨尔沃的尸体被从马萨诸塞州的一块墓地里挖了出来，送到了宾西法尼亚的约克学院进行DNA检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E·斯塔尔斯（James E. Starrs）主持了这次检测工作；
2001年12月13日，在绞杀手第一次作案后的第39年，波士顿人以各种各样的心情，从法庭电视台得知，从玛丽·苏利文房间里提取的嫌犯的DNA样本，与迪萨尔沃的NDA样本不符合。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只证明的迪萨尔沃不是那个实施性侵犯的人，但是，连谨慎的斯塔尔斯也承认“如果我是法官，我会毫不犹豫的将迪萨尔沃无罪开释。”苏利文的外甥凯西也认为，如果迪萨尔沃没有杀害玛丽·苏利文，那么，他就没有任何一个其它的被害者。
现在看来，警察们的结论是错的，但是，当时他们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波士顿市民们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了，大家都迫切希望这件事能尽早解决，而迪萨尔沃，扮演了那棵救命稻草。
因为公众舆论压力过大而导致警察办案失常的例子俯拾皆是。1953年，伦熟苏格兰警场的大都会警察厅就曾经遇到过一件棘手的案子。在一栋房子里住着蒂莫西·依文斯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以及一个叫克里斯汀的房客，有一天依文斯夫人和她的女儿被人杀害了，警察们的怀疑都指向了与妻子关系不太好（克里斯汀的证词）的依文斯先生，最终依文斯被定罪并被处死。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依文斯都试图让人们相信自己是无辜的，而克里斯汀有很大的嫌疑，但是，从外表看来，克里斯汀是个热心公益的好市民，当时的公众和媒体也对案件进行了大幅报道，可以说，在审判之前，就已经给依文斯定了罪。依文斯被处死之后，克里斯汀搬走了，当新的住户搬进来后，他想在墙里装一个视听柜，在他逐个敲击那些墙面，试图找出一个非承重墙的时候，他却敲到了一处只装着壁纸，根本没有墙的地方，他撕开了那块壁纸，看到里面是一个女人的尸体。苏格兰场的警察赶来后发现那个女人的尸体得很好，而且，那个小过道的通风很好，不会让人闻到臭味。那个女人半裸着，下身穿着长袜，系着吊袜带。移走第一具女尸后，警察们发现在她后面有一个被毛毯包裹的很高的物品，打开以后，发现又是一具女尸。移开第二具女尸后，又发现了第三具……最后，对这栋房屋进行彻底的搜索后，又在地板下发现了一具女尸，在后院的花园里发现了两具。警察对克里斯汀进行了审理，他认了罪，并最终被处理，而可怜的依文斯先生，因为媒体和公众的舆论压力，在痛失爱妻和爱女之后，居然也含冤身死，实在是可悲可叹呐！
回过头来，再看波士顿一案，在1964到65年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波士顿城在不断的宣传下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人们一再的被告诫要关好门，注意安全，妇女们人人自危，最终，在人们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迪萨尔沃像救星一样的出现了……
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所有的真相，随着迪萨尔沃的离奇身死一起被掩埋，并从此成为罪案史上的永远谜团。
2003年，“波士顿绞杀手”的被害人帕翠西娅·贝塞特被害时居住的后湾区公园街515号传出闹鬼的新闻，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发现，没有人拉动抽水马桶，可马桶却会突然冲水；没有人站在门外，但是住户们地反复听到敲门声；没有人给维修公司打电话，但声称接到过电话的维修公司因此空跑了两趟……
是不是那些不甘的冤魂，在试图向人们诉说真实的真相？然而，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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