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尹鸿监制，孙虹执导，正在热映的电影《烟火人间》是一部特别的电影：首先它的形式非常特别，是国内首部竖屏院线电影——在大银幕上看竖屏模式的短视频影像；而该片的“导演”数量特别多，高达509位，他们有种水稻的杨哥，有开吊车的小姐姐，有搬砖的小伟，开船的大橙子等，这些人既不是明星也不是“网红”，就是最普通的生活记录者；另外影片的故事非常特别，不是讲述一个人或者是像类型片那样从头到尾呈现故事，而是将插秧种稻、捕鱼打捞、送外卖、做手工艺等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点滴有温度地呈现……
国内首部竖屏院线电影《烟火人间》于1月13日在国内上映。
正因为这些特别之处，让《烟火人间》被誉为“最接地气”的纪录电影，它顺应了短视频辐射范围越来越广的趋势，在人人都可记录、发短视频的碎片化时代，依旧可以探索出电影银幕与碎片化表达的共融性，不仅让普通人登上银幕，并且能够贴合时下潮流，带动全民共创、全民共情的影像制作意义。据导演孙虹介绍，制作这部电影的想法大概是在2018年底，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发现短视频正在快速改变人们的生活，并且处于一个高频的流行期，不仅是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也改变了大家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改变了纪录片的生产模式。
【对话】
开始很忐忑，制作挺快乐
要将数百万条短视剪辑成一部院线电影长片，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孙虹及团队非常清楚，观众或许在电影院的大银幕上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最初决定要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忐忑。孙虹告诉新京报记者：“制作的时候几乎没有参照，如何将这些具有各自表达的碎片捏合成一个完整影片，这令我们挺痛苦，但在不断了解制作的过程中却觉得挺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这些丰富的视听语言，能让人们感受到对生活的勤恳坚持与个体情感的真情流露，生命从来不只是有轰轰烈烈，更多可贵的来自无数个默默无闻努力的瞬间，他们值得被仰视。”
素材太庞杂如何挑选？
用衣食住行把电影内容联系起来
新京报：电影打磨长达六年，面对的是无数的短视频素材，但电影时长仅有80分钟，这么庞大的素材要如何挑选？
孙虹：我们有专门的团队负责素材收集，虽然短视频量很大，但它跟传统纪录片在制作上是相似的。比如传统纪录片是观察生活或是几个人物，从他们的经历里拍摄并提取一些内容。短视频本身也是多元、现实的镜像，所以这次相当于我们在一个云田野里进行采风，不用实地探访，就窝在被子里刷短视频就行了，不管吃饭、睡觉都刷，然后每天内部分享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渐渐更了解了短视频的生态和特点。
新京报：面对眼花缭乱的众多素材，要怎么将其形成故事脉络并设置出现在的长片结构？
孙虹：最初我们设想过，想用个别人的一生串联影片，有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但短视频的现实情况是实在太丰富了，并且有一定的特征和拍摄逻辑，比如父母喜欢拍孩子，但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拍摄者的意愿和动力也没那么足了，后期阶段的素材就挺稀缺的，很难支撑下来。阅览大量的素材，我们发现很多短视频就是告诉你一件衣服、一幢房子、一粒米等是怎么来的，于是我们想用衣食住行把电影内容联系起来。
《烟火人间》通过不同的短视频剪辑，呈现了“一粒米是怎么来的”。
新京报：在大银幕上用竖屏观看模式呈现，无疑是种观感上的创新，这其中有几个分屏切换，也有单独的竖屏表达，这些不同的呈现方式有什么用意？
孙虹：横屏呈现竖屏，确实有观看上的冲突问题，如果全程用一个竖屏呈现在大银幕上，也会造成很大的信息缺失，我们希望弥补短视频的信息缺失问题，就借鉴了艺术展的一些经验，尝试用多个分屏呈现画面的方式。但我们也会有所取舍，重要内容只用一个竖屏表达，因为这样更利于真实情感传达，也不会干扰观众注意力；在推进叙事或者过程的时候，我们会用多个分屏一起呈现。在大量的素材收集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同时空的人在同一段时间会做相似的事情，很多画面联系起来非常完整，这也是神奇的地方。
新京报：这是一次新尝试，没有现成的作品可以参照，你们在创作时面临了什么样的压力？制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孙虹：叙事上一定会有挑战，能不能让这些素材集合成一个能长时间观看的电影，这种未知让我们恐惧。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先将一个个短视频变成十几分钟的片段，比如建筑工人的环节，建筑小哥、吊塔小姐姐，都是神奇的人物，他们记录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过程，特别有意思，也很感动，再一点点去呈现共性。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很难的技术问题，比如这些视频作者拍的没问题，但很多时候会自带背景音乐，这是原始素材有的，非常难去掉，就造成了影像的声音极度不统一，有些音乐也掩盖了作者的声音，所以需要将这些背景声音全部拿掉，再去进行调整，工作量和修复难度都非常大。
为何要创作这部影片？
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温暖、亲密一些
新京报：电影中涉及509位创作者，你们与这些作者见过面吗？
孙虹：制作过程中有授权团队专门逐一沟通版权，作为创作团队，有能见到这些主角的几次机会，我们特别的兴奋，因为我们也是他们的粉丝，也在通过作品中特别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毕竟创作时要从他们的第一条作品看起，一直看到最后一条，似乎已经很熟悉他们了，到头来他们却不认识我们，这真是一种很奇妙的落差（笑）。
新京报：片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比如过年吃饭时，家里的长辈用不锈钢盆收集所有年轻人“上交”的手机，这些真实镜头其实很珍贵吧？
孙虹：对，这些创作者真让人佩服，他们特别专业，很会拍，也很会抓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可以说他们不比专业导演拍得差（笑）。这些记录的素材源于生活，真实、细腻就是它们的最大优势。比如女孩回家过年把手机架在那里，她家的老人一看才发现镜头里是自己，在那一阵感叹；再比如每次离家的时候，父母一定要你把后备厢塞得满满当当，似乎有“不塞满你就别走”的阵势。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也在其中体现了爱和寄托，这些真情实感甚至不一定是专业纪录片拍摄者能够捕捉到的。
新京报：现在的短视频时代，每个人似乎都可以成为“导演”，这些普通人创作的影像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悟？
孙虹：处于短视频的时代，这些视频是有强烈记录属性的，甚至有些拍摄比那些刻意拍摄的更好，更生动鲜活。他们在现场捕捉到第一时间的信息，也会让电影人反思，纪录片的生产方式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具有的特质和看点也是传统纪录片不具备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大家主动、自发记录的，并且对于时代来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你每天都会与不同人擦肩而过，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对国人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奋斗，为了自己的家乡、家人努力，尽管平常，但值得被看到。
《烟火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故事。
新京报：所以让普通人被看到是做这部共创纪录片的最大动因吗？
孙虹：是的，比如电影里的建筑工人，你会发现他们手机里拍摄的城市上空云海，美到让你震惊，我们可能从来没有从他们的角度里去看过这个世界，他们就在身边，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劳动成果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中任何事物背后都会有各行各业人士的付出，我们希望《烟火人间》给普通人被仰视的机会，能够关心不同群体，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温暖、亲密一些。
为什么我们要去影院看短视频？
碎片化的表达形式和大银幕也可以兼容
新京报：大量的短视频素材和人物呈现在这部电影里，是否会担心观众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如何看待观众对这种形式的适应过程？
孙虹：确实，短视频模式决定了这部电影不太可能是传统的戏剧结构。传统的戏剧结构在于影片中有为之共情的一到两个人物，观众会根据他们的故事自动被带入其中。但《烟火人间》没有具体到某一位人物，你不一定能记住特别具体的人或事。但你能感受到一群人，这些影像是记录他们的生活，能感受到普通人的乐观豁达和坚韧，这也是我们选择素材尤为重视的。当然，碎片化、全景式、竖屏的感官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观影挑战，这部电影需要给观众找到一个尝试的过程，毕竟银幕表达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虽然我们也有做得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我们非常真诚，能够给大家呈现这些普通人的“烟火气息”就足够了。
新京报：在了解到这部电影的呈现形式以后，有评论觉得很惊喜之余，也会有一个最直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电影院刷这种短视频？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孙虹：我们非常理解大家的这种疑问和顾虑，但也认为，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进入信息茧房，只会刷到自己关心的，这是比较局限的；但电影可以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场所。并且，普通人（的生活一面）也是值得被放到大银幕上，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平凡的人也有伟大的一面。另外，短视频是一种即时性的体验，会给你短暂的情感体验，但很难把真正的情感带给你，或是让你留下很深刻的记忆；电影则能把很多感动的瞬间结合在一起，作为影像成为历史性的记忆和影像存留，这个功能是代替不了的。
《烟火人间》关注普通寻常人的日常，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时代也需要这样的影像。
新京报：所以这次在大银幕上呈现短视频，其实是在探索这两种形式的融合？
孙虹：可以这么说。碎片化的时代，其实短视频跟大银幕也是可以相融的，它们不是一种互斥或对立的关系，因为现在我们身处于多元包容的时代，电影和短视频承担的功能和使命各有不同，但更明显的是它们之间有互补性。
新京报：如你所说，短视频的素材库巨大，一些珍贵的影像并没有完全展示，你们还会坚持对这种新形式的创作吗？
孙虹：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定期在“短视频海洋”里打捞这些纪实影像，并且进行汇编创作，比如说让影像资料形成编年体，这是非常珍贵的，是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民间留下的历史性的影像记录。我们可能会面对很现实的问题，这部影片会不会被观众看到，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反馈，若是反响不错，一定会激励更多人投入做下一部这样的电影，纪录片永远都有真实的力量，关注普通寻常人的日常，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时代也需要这样的影像。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