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由金宇澄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将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和腾讯视频播出。
这部由王家卫执导的首部电视剧，可谓万众瞩目，无论是读者还是观众，期待值皆已拉满：当一部斩获诸多大奖的文学作品，遇到极具文学性的导演，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尽管尚未播出，《繁花》的热度已不低于现象级热剧《人世间》。从《繁花》《人世间》到《三体》《平原上的摩西》，再到《月光武士》《河边的错误》，近年来，纯文学影视改编迎来爆发，涌现出大量叫好又叫座的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历来是影视素材的营养之源，名著改编也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在《繁花》这场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中，导演起着怎样的作用，为何作者金宇澄认定只有王家卫可以拍好《繁花》？
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该如何保留原著精神的同时走出文学？此次备受关注的方言，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呈现又有何不同？
这些话题从开播前就已经在坊间热议。
“只有他能拍好《繁花》”
2012年，金宇澄的《繁花》一出版就被誉为“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和“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一举拿下当年国内多个文学奖项，于2015年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过去10年间，小说《繁花》是海派文学最鲜明的标识之一，成为人们理解和挖掘上海城市文化的“一眼水井”。上海的风韵在金宇澄的笔下漾开，这座城市里林林总总的味道和声响，曾在少年金宇澄的脑子里，沉淀发酵，最后变成了小说，最终又借由文字和影像，参与到无数读者对上海韵味的重构中去。
剧版《繁花》，是文学和影视的水乳交融之作，如果说文学的留白可以交给影像来演绎，那么王家卫故乡记忆的空白，则好似注定只能交给《繁花》来补白——当年文学作品《繁花》一经问世，王家卫便对书中的上海一见如故。
王家卫出生在上海，1963年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王家卫说：“对我来说这一段时间是空白的，而这部小说给我补白了那个时期我们上海家族发生的事，我在上海的表哥、姐姐们都可以在书中看到一些线索。”
王家卫在小说真正大火之前就买下了改编版权，而在《繁花》版权的竞逐中，王家卫方面并不是出价最高的，但金宇澄仍然将小说的改编权交给了他。他们关于上海的审美和理解都是相通的，金宇澄在小说开篇便点到了王家卫《阿飞正传》的结尾场景，《繁花》一书，金宇澄曾考虑用《上海阿宝》作为书名，这也是来自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
小说中刻画出了生活的荒诞和不可预测性，其中各色人物的生存境遇是荒凉、失落和无常的，而这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缩影，声色犬马，人间烟火，时空交替......
种种意象，和王家卫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其实也正是王家卫导演一直都在追逐、都在描述的“感觉”。这来自家乡根系上海的“东毒”，只有《繁花》方可化解。金宇澄说：“只有他能拍好《繁花》。”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副主任郑焕钊表示，王家卫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导演，创作了《花样年华》《重庆森林》《2046》等知名度极高的极具标识性的城市电影，以迷离、破碎的影像，独特的怀旧时间感，来表达城市空间的虚无和孤独。在大众的眼中，王家卫的电影更成为文艺电影和小资电影的代言。
“而《繁花》，一部以上海记忆为中心的电影，因为上海作为中国都市现代性的典型代表所具有的现代气息、方言与记忆所营造的独特的审美空间，及其古典通俗文学的笔致韵味，在大众的想象中，都与王家卫的电影风格具有某种美学的关联性。”郑焕钊说，上海的都市审美怀旧气息可以说成为王家卫电影风格与《繁花》之间的美学关联，这一点成为人们对王家卫镜头中的《繁花》的期待。
同时他也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视作品的繁荣，一定是建立在丰富的优质文学作品资源的基础之上。但优质的文学作品的供给，并不必然产生优秀的导演。
“因为好的故事只是创作的起点，导演对镜头的运用、场面的调度和剪辑的操控，是产生好的影视作品的关键。世界电影史上，像王家卫这样的作者风格明显的导演，对文学作品的运用恰恰是最自由的，他们更强调自身的艺术直觉。”
用方言保留原著本身的语言魅力
小说《繁花》中的方言，原本是不少读者进入文本的障碍，却成了吸引王家卫的关键。
《繁花》的影视剧改编计划刚刚启动时，王家卫就明确表示：“语言对这本书来说是一个文本和表达方法，这本书的台词如果都变成普通话，就好像老舍《茶馆》的京白变成普通话，所以我会尽量保存原著本身的语言魅力。”
在后续演员选角和表演语言上都体现了这点。剧版《繁花》的演员班子几乎都是会上海方言的演员，男主角胡歌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马伊琍、唐嫣、辛芷蕾、游本昌等演员都在预告片中展现出了地道的上海方言。
《繁花》第一遍拍摄，演员也基本都是用沪语表演。有豆瓣影评表示：“拍上海风貌当然少不了吴侬软语，那些腔调、字义里自带浓厚的地域特色，也沉淀了不少老上海的历史和文化。沪语版《繁花》一方面有种古典感，赋予剧中上海浓厚的地域氛围，另一方面也多了份真实感。按唐嫣的话来说就是这次‘不像在演戏’，言外之意——倒像是在展现真实的生活状态。《繁花》中方言的作用，亦如此。”
在郑焕钊看来，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具体表现，是塑造地域风情与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是艺术地方感的最直接感受方式。
“文学作品通过文字细节的打磨和刻画，以及文字本身的抽象，更容易唤起某种文化异质性的联想，但也因为文字的抽象而带来阅读的障碍。《繁花》尽管已获得茅盾文学奖，但不少专业文学评论家都因为其方言书写及其较为碎片的风格而没有阅读完，更别提普通读者。”
此次剧版《繁花》也特意发布了普通话和上海话两个版本，沪语版将文字所不能言尽的那种上海风韵生动形象地演绎出来。
近年来，很多作家在写作时刻意保留方言，在粤语地区尤为明显，包括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等，以《繁花》为代表的影视改编或将有利于更好地影响方言创作的趋向。
是“新生”而非“复刻”
文学和影视剧，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方式，当静态的文字被转换成动态的视听影像的时候，在镜头下文学作品便完成了新生。好的文字能刻画人，而好的电影则能将人鲜活地呈现出来。
不少原著书迷执着于剧版《繁花》情节和原著情节的重合度，然而实际上忠于价值建构比忠于故事情节更重要。情节是核心内容叙述传达的载体，而在文字和影像的切换之间必然存在着适应性的改编和呈现侧重点上的差异。
金宇澄也曾表示：“看电影，也就是全面脱离书本的一种体验，文字的作用和声光电的效果，从来就那么不一样，因此以小说来判断电影，或以电影来定位小说，是过于简单的方法吧。”
有影迷还在争论剧版《繁花》是王家卫的《繁花》，还是金宇澄的《繁花》，从对核心价值的呈现和传达方面来讲，剧版《繁花》不是两位的《繁花》，而是所有共享90年代老上海记忆的那一代人的《繁花》。
即使王家卫的剧版《繁花》与小说《繁花》渐行渐远，也不一定见得是坏事。或许，《繁花》会在王家卫镜头下实现“新生”，而非“复刻”，这或许也是金宇澄选择将改编权交给王家卫时所最希望看到的。
文学与影视剧不仅相互成就、相得益彰，而且能够形成互相补充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加深文学与戏剧影视之间的纽带联系。推动更多如《繁花》这般双向奔赴、双向赋能的纯文学创作影视剧改编，不仅是当下兴起的热潮，也是当下重要的文化实践课题。
作家冯骥才在最近的采访中也提到，影视剧本身就是一个通俗大众的文艺形式，如果影视剧能多从纯文学进行改编，对于纯文学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纯文学毕竟深刻，通过影视剧帮助大众了解，也可以让大众向纯文学靠近。
在郑焕钊看来，与通俗文学在叙事上的通俗故事讲法和世情题材的吸引力不同，纯文学在艺术上的某种超越性或批判性的追求，使其故事讲述上更偏于晦涩和文字的打磨，更注重情感性和思想性的传递，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影视改编带来了难度，但也为影视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对于近年来的纯文学影视改编热潮，郑焕钊表示，纯文学的影视改编，向来是影视改编的主要类型。“只不过近年来，由于以粉丝经济为基础的网络文学的影响的逐渐扩大，网络文学ip在影视改编中占据较大的比例。随着网络文学ip的失灵，纯文学改编重归常态。”
在当下的中国影视产业中，由于原创编剧环节的结构性薄弱，导致中国影视产业对文学的依赖性更加突出。在当下大众阅读网文趣味化的趋势下，影视制作机构更需要发掘更多纯文学领域的新作品，使文学与影视以更加多元而丰富的方式产生互动。
因此面对纯文学影视剧改编的热潮，最大的愿景或许是希望能够从作家和导演的双向奔赴、文学和影视的双向奔赴，推动到大众和文学之间的双向奔赴，文学作品最终还是要回归文学本身。
文学的留白交给影像，王家卫的留白交给《繁花》。
文｜记者 孙磊 实习生 何文涛
图｜《繁花》官方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