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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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丰
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副研究员。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南宋边防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研究”。
提要：蜀口大将吴璘病逝是南宋孝宗朝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本文考察高孝之际朝廷与治蜀代理人围绕吴璘病笃的反应及由此引发的蜀口谋帅事宜。在兴帅继任者问题上，朝廷希望摒弃吴氏子弟，而王之望、汪应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则属意于吴璘之侄吴拱。吴璘病逝前后，蜀口军政格局短暂经历了由吴挺、王权、任天锡到任天锡、吴胜、吴挺再到员琦、吴拱、王兴祖分掌三大都统司的剧变。谋帅过程之所以略显曲折，其症结既不在于吴氏武将势力的强硬抵制，也非朝廷与治蜀代理人间存在的分歧，而是由于在处理该问题时，朝廷始终摇摆于“抑制吴氏世将”与“保固四川”两种背道而驰的思路。
关键字：南宋高孝之际 四川 治蜀代理人 兴州都统制 吴璘 吴拱
南宋因偏安南中国半壁江山的立国格局，四川地区的边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时人因有“无蜀是无东南”之语。然而，由于四川与东南核心区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致使朝廷对该地区的管控存在不小的困难。[1]对此，宋廷不得不调整统治策略，一方面适度容忍四川地方势力——特别是地方武将势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派遣以文臣为主体的宣抚使、制置使、宣谕使及总领财赋等任职蜀地，赋予其一定的便宜权，使之充当朝廷治理四川、协调中央与地方势力间关系的代理人。[2]由此，不同时期内，围绕央地、攻守、和战、文武、军民等多组矛盾，南宋四川军政运行呈现出朝廷、治蜀代理人及地方武将势力间极为复杂的关系。
对于南宋四川军政的探讨，尤以吴氏将门这一议题最具牵动力，长期吸引着中外学者不断探索。陈家秀、伊原弘、王智勇、杨倩描、何玉红等都曾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3]最近，王化雨撰文梳理吴挺事蹟，弥补了学界对吴氏第二代掌门人研究略显单薄的缺陷。[4]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五年（1169）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段，重点考察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高孝之际朝廷与治蜀代理人围绕蜀口大将吴璘病笃的反应与措置及由此引发的蜀口谋帅事等相关问题。
之所以能集中梳理这段史事，主要有赖于史料呈现的多维性。处理南宋四川军政运行问题，需充分照应朝廷、治蜀代理人及武将势力三方的声音。《宋会要辑稿》《宋史·本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基本史籍更多体现的是朝廷一方的措置，由《汉滨集》《文定集》《历代名臣奏议》所存王之望、汪应辰、虞允文的书奏材料则可部分窥知这一时期治蜀代理人的意见。通常而言，武将在历史进程中属于相对“失语”的群体，但《吴璘神道碑》《吴挺神道碑》《杨从仪墓志铭》《任天锡墓碑》等墓志碑刻材料的存世或出土却为我们追索高孝之际四川武将的行迹提供了可能。笔者相信，基于官方史籍文献、书奏与碑刻资料所呈现出的史事面貌或将成为我们观察南宋朝廷与四川间政治博弈、权力运作、信息沟通等问题的绝佳案例。
一、吴拱与姚仲：王之望的忧虑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金之间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至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五月，金主完颜亮遣使求宋“淮、汉之地及指取将相近臣”[5]，将南下意图公之于世。宋方随即针对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作出一连串部署。四川方面，任命宿将、判兴州、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统合蜀口三大都统司（兴州、兴元、金州）战力，主持前线军务，保固川蜀。
需要略作交代的是，绍兴十一年以后，南宋政府逐次收取淮东、淮西、京湖、四川四大宣抚司兵权，将各战区主力正规军分隶于镇江、建康、池州、鄂州、金州、兴元、兴州七大都统司，由御前诸军都统制（简称都统制，又称戎帅）掌领。位于四川战区的三大都统司，以兴州居首。这不仅与吴玠守蜀以来所形成的军事传统有关，也是出于战区边防的现实考虑：兴州控扼陈仓、祁山两条最主要的北军入蜀通道，防守压力极为吃重。据乾道三年所立蜀口屯驻大军军额数，兴州都统司六万，兴元一万七千，金州一万一千。[6]兴州都统制所统兵力是兴元、金州二司总和的两倍，其在四川战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时人因有“四川大军，独武兴为多”[7]的论断。绍兴和议以后，兴州都统司长期由吴璘掌管。在他治下，“西路（按即兴州）兵为天下最”[8]。
事实上，以绍兴九年（1139）吴玠病逝为契机，宋廷在四川地区已率先完成“以文制武”。吴璘虽以右护军都统制继兄掌兵，但须服从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郑刚中节制；他本人也与蜀口另两员大将杨政、郭浩比肩而立，在地位上并无轩轾。此次金宋战火重燃，宋廷并未委用制置使王刚中，而是以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令其全权指挥蜀口大军。这一举措固然是对吴璘军事统御能力的肯定及兴帅地位的承认，同时也是中央为抵御强敌、保固四川不得已对“以文制武”方针所作的调整。
不过，此时的吴璘已六十高龄，且身染沉疴。据时任四川总领王之望观察，璘“平时多病”，且嗜服丹药，“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时复发作”。[9]羸弱的身体状况势必会影响吴璘对前线战局的掌控，为战区最高军事指挥系统的瘫痪埋下隐患；但就中央与地方武将势力关系而言，吴璘的病情又为朝廷打破吴氏对蜀口军政的主宰提供了机遇。故此，围绕吴璘病笃及其继任者暨兴州都统制的选用问题成为此后数年间牵动南宋朝野目光的一大焦点。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初，金军袭取大散关，拉开了“辛巳之役”的帷幕。吴璘闻讯，亟从驻地兴州北上，坐镇杀金坪指挥御敌。不过，重病中的他甚至已无法骑行，只能“肩舆”上垒。[10]在摸清金方仅是牵制性进攻后，吴璘随即遣兵驰出祁山道奇袭陇右，同时整军由陈仓道正面进攻大散关与和尚原要塞。起初，吴璘尚打算亲率大军扣关，无奈苦于脏腑之疾，“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最终只得命兴元都统制姚仲代其统军，“弹压兵马”，自己则于十一月初回兴州大营养病。[11]
兴州都统司奇袭陇右的军事行动颇为顺利，连克秦、陇、洮、兰诸州；蜀口右翼的金州屯驻大军也在统制官任天锡的率领下收复了商、虢、华、陕，关中大震。[12]与江淮战场的节节败退相反，宋军在川陕战场捷报频传。
然而，当年十一月，四川总领王之望却为这一大好局势泼出一盆冷水。他指出川陕战场存在两大隐患：其一是主攻大散关、和尚原一线的兴元都统制姚仲迟迟无法打开局面，致使宋军始终不能对金方关中腹地构成直接威胁；其二则是战区统帅吴璘的身体状况，“势颇危殆，人心忧惶”。[13]为此，王之望多次向朝廷传报吴璘病情，并建议将其侄吴拱调回四川。[14]在其中一份奏劄中，王氏说：
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姪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目今蜀中形势，不若亟令吴拱复还。使吴璘一向安健而得吴拱之助，则军声愈振，可速成大功。假使疾势增损不常，则此一军亦无他虑。吴璘既为宣抚，而尚领都统职事，若除吴拱为都统，而吴璘以宣抚使判兴州，于体尤顺。……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系至急，望朝廷权事轻重，速赐处置施行。[15]
绍兴中后期，吴拱历任兴州都统司后部统制、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都钤辖，长期主持关外四州防务，是吴璘捍御蜀口的重要助手。据说吴璘对他十分倚重，“出则使之统率，居则赞其谋议”[16]。“辛巳之役”前夕，作为战区间协调的一部分，吴拱受命移镇襄阳，取代田师中出掌鄂州都统司。十月下旬，由于江淮战事吃紧，原京湖制置使、马帅成闵回援东南，吴拱遂以鄂帅接任京湖制置使之职，成为中部战场总指挥。
吴璘当时是以判兴州、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的身份兼任四川宣抚使。在王之望的构想中，朝廷可除授吴拱兴州都统制，使其回归蜀口，分担吴璘的部分职任，充当其臂膀。这样，不仅吴璘可适当分散压力，使四川“军声愈振”；更重要的是，“疾势增损不常”，“人命不可知”，一旦吴璘丧失指挥能力甚或溘然去世，吴拱作为“储帅”便可就地接掌战区统帅之职，“缓急有赖”，使蜀口高层军事指挥权得以平稳交接。
从《汉滨集》、《要录》所存王之望书奏来看，他之所以如此急迫想要调回吴拱，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战区指挥权会落入兴元都统制姚仲手中。南宋初年，吴玠保固蜀口，除得吴璘协助外，另有杨政、田晟、姚仲、王彦、王俊、王喜、李师颜、杨从仪等八位较为倚重的统兵将领。[17]“辛巳之役”爆发时，姚仲、王彦、李师颜、杨从仪四人尚在四川军前。其中，姚仲以保宁军节度使任兴元都统制，王彦以保宁军承宣使任金州都统制，二人与兴州吴璘构成新的蜀口三大将格局；杨从仪、李师颜则分任兴州都统司左部与右部统制。[18]
以此时四川战区诸将序位而言，一旦吴璘谢世，职衔最高、掌兵最多的便是姚仲。由于道路遥远，又值战时状态，未作人事部署的宋廷极有可能依据“名位高卑、军旅寡众次授兵柄”的原则，就地起用姚仲接替吴璘掌军。此种局面是王之望断然不愿见到的。自绍兴二十五年（1155）担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王之望在四川供职已历六载，深谙蜀事。[19]据他观察，姚仲不仅“全无谋略”，“非大将之才”，且治军无状，在任兴元帅期间，“所至掊克”，侵用“赡军、常平窠名”，“多占官军义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兴元一府，军政败坏至极。他甚至预言“若此人得志，必为川蜀大患”。[20]
王之望关于将吴拱调回蜀口的建请无疑是站在战区立场提出的。多年供职蜀地的经历使他对姚、吴二将的情况了若指掌。在他看来，姚仲徒有虚名，绝不可倚重，唯有以吴拱继掌兵权方能延续川陕战场良好的进攻态势。在随后的战事进程中，姚仲先是久攻巩州、德顺二城不下，复又惨败于原州城外的灾难性表现，完全印证了王氏对其军事才能的判断。
然而，最高决策层的考虑却与身处地方的王之望迥然不同。吴氏将门世掌蜀口兵柄的局面绝非朝廷所乐见。姚仲再不济，终不失沙场宿将。若于此时将吴拱调回，待其在川陕战场建立功业、进一步积攒人望，则其继掌兴州大军将势成必然。针对王之望所奏，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洪迈即指出“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听，毋使尾大不掉”[21]，可谓直露朝廷“防弊”的心声。再者，就随后金州都统制王彦不遵吴璘将令的事实来看，[22]吴拱作为后进，能否有效统御姚仲、王彦等元老宿将，也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王之望的建请，朝廷迟迟不予回应。我们在史籍中也未见宋廷针对吴璘病笃预作人事上的安排，或许以姚仲接掌兴州都统司恰是朝廷所希望的。
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进入绍兴三十二年后，以德顺军为核心的陇右地区逐渐成为左右川陕战场乃至整个宋金战局的焦点。然而，临安城却盛行起吴璘“心疾”病危的传言，以致朝野人心惶惶。[23]吴璘康健与否，不仅于川陕战局关系甚深，对宋方下一步和战方略的实施亦具牵动作用。二月一日，刚刚立下采石却敌之功的虞允文受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赶赴蜀口。除负责“措置招军买马” [24]外，实地考察吴璘病情是其此行的重要任务。到达蜀口后，针对战区人事格局，虞允文曾有过一道奏劄：
臣窃见吴璘军前除李师颜外，委无晓练军政、可以倚仗之人。而师颜年已七十有三，至今亦未肯领利州东路职事。……若如后所料而璘果病，如王彦在商州，相去既远，李师颜年已衰暮，姚仲、傅忠信皆非璘比，不足任大事。臣先日乞归班面奏事，正谓蜀去朝廷远，有此等事不一，利害至重，缓急无以支梧，委非余路之比。……欲望陛下速与大臣共议，早赐处分。[25]
在奏劄中，允文向朝廷陈述了李师颜老病、吴璘身边别无“晓练军政、可以倚仗之人”的蹙迫形势，同时断言兴元都统制姚仲“不足任大事”，所见与王之望先前的奏陈别无二致。只不过，不同于王氏力主调回吴拱，虞允文并未给出直接的人选建议。
作为新近派往蜀地的代理人，虞允文的上奏使朝廷不得不考虑将吴拱调回四川，随后发生的原州兵败事件则让以姚仲接掌兴州都统司的设想彻底搁浅。时值西线战场胶着期，宋金双方都在陇右投入重兵。一旦主帅吴璘病逝，若继任者不得其人，不仅新收复的陇右地区将瞬间易手，蜀口保守亦成问题。与川陕形势的迫在眉睫相比，吴氏世将的尾大毕竟只是一种“隐忧”。对此，朝廷完全可以耐心等待时机，从长计议。于是当年下半年，已升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吴拱被新皇孝宗放回川陕战场。[26]不过，吴拱归蜀后担任的并非王之望所期待的兴州都统制，而是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一职。在“抑制吴氏世将”与“保固四川”两种取向间，朝廷虽然再度选择了后者，但对吴拱的任用还是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地方与中央：谋帅的分歧
乾道元年（1165）初，吴璘（时任四川宣抚使、判兴州、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不顾孱弱的身体，“抗章请朝”[27]。当时，隆兴和议刚刚达成，边境形势尚不完全明朗，遭遇德顺退师重创的蜀口屯驻大军也亟需抚定军心。六十四岁高龄的吴璘选择于此时远赴临安觐见，目的有二：其一，旨在以实际行动回应兵部侍郎胡铨等人对其跋扈难制的指控。隆兴二年（1164）八月，胡铨在《应诏言事奏》中指责吴璘“靳辱”四川制置使沈介，将“川蜀之虑”与“丑虏之患”并列为“当今急务”，建议朝廷遣派重臣弹压。[28]更有臣僚直言吴璘“执权专，处心忌”，“握兵蜀口，必贻后患”。[29]东行途中，吴璘先是上疏恳求辞去四川宣抚使之职，随即又表请致仕，实际都是示朝廷以恭顺姿态。[30]其二，是在兴州都统制继任者问题上为爱子吴挺争取朝廷的支持，使新皇孝宗能接受吴氏将门继续掌领兴州大军的局面。临行前，吴璘特意以便宜权留吴挺（时任兴州都统司中军统制）权知兴州，主持蜀口防务。[31]
四月底，吴璘一行抵达临安。这是继绍兴十二年后吴璘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造朝。朝廷给予其许立家庙、进封郡王、皇子入谒等一系列至高礼遇与恩数。[32]入朝期间，孝宗果然就兴帅人选一事询问其意见。吴璘则直言不讳，以“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为对，力荐吴挺接掌兴州都统司。[33]实际上，与吴挺过于年轻（时年二十九岁）且缺乏独当一面的经历不同，时任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权知成州吴拱本应是兴帅最合适的人选。然而，由于稍早前吴璘、吴拱叔侄失和，致使吴璘在继任者问题上更属意吴挺。[34]
考虑到兴元都统制、知府李师颜已于隆兴二年末病逝，五月二十三日，朝命以吴璘移判兴元，仍领四川宣抚使。[35]这一人事变动值得注意。由于吴璘出川前已奏任吴挺权知兴州，代掌军务，宋廷于此时命吴璘改判兴元，实际是对吴挺主政兴州的变相承认。果不其然，当年年底，吴挺晋升“本军都统制”[36]，超越吴拱成为四川战区仅次于吴璘的二号人物。
于是我们看到，吴璘造朝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由他本人主政兴元、爱子吴挺掌领兴州、其侄吴拱节制关外四州军马。吴氏将门对于蜀口军政的掌控非但未因和议的达成、朝臣的非议而终结或削弱，反而愈显强势。
从表面上看，孝宗对吴璘恩遇无二，又对其子吴挺继掌兴州大军的局面予以承认。吴璘入朝的两大目标可谓圆满达成。但这一美好图卷下，实则暗潮涌动。长久以来，吴氏对蜀口兵柄的把持一直被宋廷视为隐患。“辛巳之役”爆发前，高宗虽迫于战争形势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但在随后的战事进行过程中，朝廷迟迟未肯应允王之望将吴拱调回蜀口的建请，就是不希望看到吴氏过于尾大不掉。而今吴璘老病、宋金战火重熄，正是朝廷打破吴氏将门对蜀口军政主宰的绝佳时机。只不过碍于吴氏保守陕蜀三十余年，根基牢固，吴璘本人又无过分跋扈之举，废弃功臣宿将也与孝宗所塑造的“恢复”气质不符，故而一时隐忍未发。朝廷所等待的，只是吴璘寿终正寝的一刻。
吴璘离朝后，宋廷便开始运用多种渠道物色兴帅人选。乾道二年（1166），通过参知政事魏杞的咨目，孝宗向时任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咨询蜀中诸将之能否，要求他在蜀口大军中举荐“材略威望、众所推服”统兵官，并特别指出所荐之人“不必材堪宣抚”，“但得可总兴州大军”。汪应辰得旨后，具奏荐举了如下三个人选：
臣伏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知阶州吴拱，持身谨廉，御众严整，家世忠义，常以捐躯徇国为志，而详审沉静，事不轻发，出入扬历，名迹益著。其父吴玠，效死百战，以保全蜀，蜀人怀其恩德，所在庙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独士卒乐为用，百姓亦喜之。如隆兴二年，金人大入，诸将皆出，独拱祁山一战之捷，人赖以安。而或者指为怯懦（选）〔避？〕事，亦可见其不然矣。又伏见果州团练使、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钤辖、御前后军统制、节制利州屯驻军马吴胜，骁勇忠朴，处事平允，晓练军政，善拊士卒，比之吴拱，可以为次。又伏见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姚仲，世为将家，关辅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后立功，多在川陕。绍兴三十一年，原州之战，盖恃勇轻敌，以致失利，然士卒初无间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闲废，常有感慨发愤、刷耻自效之志。既而沈介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随行，亦以缓急可使。[37]
汪应辰所荐三将，明显存在主次先后顺序，首荐吴拱，次荐吴胜，末荐姚仲。就其对三将的文字叙述来看，用于吴拱的篇幅远多于吴胜与姚仲，反映出在兴帅人选上汪氏对吴拱较强的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除强调吴拱具备“御众严整、详审沉静”的统帅素质外，汪应辰还特别提及蜀人怀吴玠恩德，而拱承其父风，“士卒乐为用，百姓亦喜之”，必能安定战后四川军民之心。“吴氏世将”这一朝廷最为忌讳的因素，却被制置使汪应辰视作重要加分项，再次显现出在蜀口谋帅问题上宋廷与其代理人之间存在的立场差异。
南宋时期，四川制置使多由文臣担任，主要负责协调四川地方势力（突出表现为地方武将）与朝廷的关系，充当朝廷在四川地区代理人的角色。原则上说，制置使等治蜀代理人须遵循、秉持中央意志，一切以朝廷利益为出发点；然而，由于对战场局势、地方实情有着更为贴近、深刻的认识，使得他们又未必事事都与朝廷方针保持一致。在蜀口谋帅问题上，汪应辰自然洞悉此时朝廷择帅的基本考虑以及吴氏与朝廷间微妙的关系，但他依然直陈吴氏将门在四川根深蒂固，未可骤然摒弃，任用吴拱，有利于凝聚、稳定四川军民之心的意见。不难想见，汪应辰这通奏劄上达天听后，孝宗定然不会满意。
四年前曾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也因熟知西边军情而被御笔询以“蜀口谋帅事”。不过，奉祠闲废的虞允文或许是出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考虑，并未提供吴璘继任者的确切人选，只是将兴元都统制王权一棒打倒，强调此人“贪而狡，他日必误事”。此外，虞允文还建议孝宗转换思路，尝试从“官职未贵极中拔而用之”，这样受任者“必能深自勉励”，朝廷也更容易驾驭。[38]
除征询现任与前任治蜀代理人意见外，将被荐或备选武将召赴行在予以当面考察也是南宋君主物色、选拔各战区高级统兵官的重要途径。高宗时代即已形成轮流宣召上游统兵官入朝面见的传统。[39]据《宋会要》记载，乾道二、三年间，王贵、张平、姚志、吴胜等多位蜀口中高层将领都曾奉诏赴阙。[40]虞允文也在章奏中谈到孝宗先后“两降指挥”，召张平等五人“异时赐对，或有可以备选择”的事实。[41]
与四川宣抚使吴璘属意吴挺、制置使汪应辰举荐吴拱不同，宋廷显然更希望能绕过吴氏兄弟、在蜀口诸将中另觅兴帅人选。然而，考察面试的结果令孝宗倍感失望，哀叹被召将领“一无可使”[42]。事实上，就当时情势而言，要想在军队人事层面强行打破吴氏将门对蜀口兵柄的掌控，确非易事。这要从“辛巳之役”后吴氏兄弟与蜀口屯驻大军中其他统兵将领的整体状况谈起。
前已述及，“辛巳之役”中，吴拱已担任鄂州都统制、京湖制置使等要职，成为与宿将吴璘、刘锜并列的大战区统帅。在乾道二年八月宋廷所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中，吴拱所统辖的京湖战场竟有三处战功（茨湖、确山、蔡州）入选。[43]虽然战功名录的选取标准存在一定争议，但仍难掩其统御却敌之功。隆兴二年末，回归蜀口的吴拱（时任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权知成州）又取得了祁山堡之战的胜利。[44]
“辛巳之役”期间，吴挺的表现同样抢眼。他先是率军攻克坚城治平寨与巩州，既而连败金军于德顺军、瓦亭寨；姚仲兵败原州后，吴挺受命暂节制兴元都统司军马，成功稳住了颓势。[45]可以说，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吴挺虽未能在“辛巳之役”中担任方面统帅，但却是高孝之际四川战区乃至整个南宋军界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将星”。
与“二吴”高光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孝宗初年，四川战区统兵官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危机。首先是吴玠时代遗留下的几位元老宿将纷纷在战后退出历史舞台。兴元都统制姚仲因原州兵败被责，自此退出一线统兵将领行列；[46]金州都统制王彦则因与吴璘的矛盾移调两淮战场，担任建康都统制，后因昭关之败，也被弃用；[47]继姚仲出任兴元都统制的老将李师颜病逝于隆兴二年末；[48]乾道二年九月，原兴州都统司左部统制、老将杨从仪奉祠；[49]同年，“辛巳之役”中表现突出的兴州都统司统制官、老将向起谢世。[50]
中层统兵官队伍的损耗同样严重。这主要导源于原州、德顺两次重大战事失利。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姚仲率大军救援原州，兵败于城外北岭。此战失利，致使兴元都统司精锐部队消亡殆尽，统兵官队伍遭遇毁灭性打击，兴州前军同统制郑师廉以下“统领官七，将官三十，队将七十有三，并死于阵”[51]。数月后的德顺退师之败，更是四川战区自富平之败后最大的浩劫，西兵精锐——兴州都统司“正军三万余人”，最后“实收到人未及七千”，“统制、将佐所存无几”。[52]
总之，一方面，吴氏兄弟在“辛巳之役”中的表现具有足够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代际更替、战事失利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孝宗初期，曾经猛将如云的蜀口大军人才凋敝，很大程度上已陷入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地。朝廷想要摒弃吴氏兄弟、在四川战区另觅良将，实属不易。
三、从任天锡、吴胜到员琦、吴拱：戎帅的更替
正当宋廷多方探求蜀口统兵官优劣堪任之际，制置使汪应辰则坐镇成都，密切关注着蜀口动向，并即时向朝廷传递有关吴璘病情发展的讯息。乾道三年三月，在与同知枢密院事陈俊卿的一通书劄末，汪应辰谈及吴璘近况，称二月二十一日吴氏曾一度病笃，“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绵州者”，稍后又传出病情趋于缓和的消息，只是二子“尚未回任”。[53]四月上旬，汪应辰向朝廷发出奏报，称吴璘再度病危，已召其长子、知利州吴援驰赴兴州。五月六日，宰执蒋芾、虞允文等进呈此奏，御前会议就兴帅人选问题展开讨论。对此，《宋会要辑稿》职官门有如下记述：
上曰：“万一吴璘不起，谁可以代之?”又谓虞允文曰：“卿（言前）〔前言〕任天锡可代吴璘，亦是。”允文奏曰：“不（职）〔识〕任天锡。顷在山前，闻诸将士多服之。”臣芾奏曰：“闻其人已老，亦是宿将。”上曰：“可召赴行在，试观其人。”[54]
显然，在此之前，知枢密院事虞允文曾向孝宗举荐过金州都统制任天锡可接任兴帅一职。[55]较之不能体察圣心的四川制置使汪应辰，虞允文似乎更能把握孝宗弃用吴氏兄弟的心意。不过，当孝宗提及此事后，允文谨慎表示自己并未接触过任天锡，他的信息来源只是任氏在蜀口将士中的口碑。再者，正如参知政事蒋芾所言，任氏固然算是宿将，且在“辛巳之役”中有着不错的表现，但毕竟“其人已老”——时年六十七岁[56]，能否担负起统帅兴州大军的重任，孝宗尚举棋不定，于是决定仍用宣召赴阙的老办法，亲自予以考核。
五月十七日，一代名将吴璘病逝于兴元，享年六十六岁。[57]然而，此时的宋廷仍未选定兴帅人选。稍早前，汪应辰已上达了吴璘病亟的信息。对此，六月四日的御前会议再次商讨继任者问题。据《宋会要辑稿》职官门记载：
（乾道三年）六月四日，上宣谕宰臣曰：“吴璘病亟，诸将未有可代之者。昨召任天锡，外闻其人已老，万一不堪，何人可用？且令汪应辰移制置于利州，时暂节制诸军马，朝廷却徐择其人。”陈俊卿奏曰：“诸将极难得人。且如知洋州、都统制王权，亦未甚惬众论。”上曰：“朕亦知之。但无其人，当时且令往，朕朝夕亦不放心。”虞允文奏曰：“此人淮西两败事，如何可用?”“诚是诚是。”于是有旨，以吴胜为利州东路都统制，王权召赴行在。[58]
这段文字蕴含的信息量颇大。其一，依照计画，当时朝廷已宣召金州都统制任天锡入朝。就“外闻其人已老，万一不堪”的表述来看，孝宗对任天锡接掌兴州大军似乎并无太大信心。其二，由于兴帅继任者迟迟未能选定，朝廷只得令成都方面的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北上利州，暂时掌控局面；其三，孝宗“诸将未有可代之者”、陈俊卿“诸将极难得人”的感慨，透露出决策层试图搁置二吴、在蜀口另觅良将的艰难；其四，虞允文再次揭出兴元都统制王权淮西兵败的旧伤疤，王权不但无缘更进一步，反而连兴元帅的位置都不保；其五，此前汪应辰所荐、曾入朝面圣过的兴州都统司后军统制吴胜被提拔为兴元都统制。这场旨在商讨兴帅人选的御前会议，最终是以兴元帅的人事更替收场。
至于兴帅一职的归属，传世文献未予正面记述，现代学者也鲜有人论及此事。所幸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的《任天锡墓碑》为我们提供了关键信息：
乾道三年，召还。会西帅吴信王璘薨，乃改除公兴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落阶官，任和州防御使。[59]
被召赴阙的任天锡最终通过孝宗的面试，荣任兴帅之职。“辛巳之役”后短短数年间，这位老将受惠于蜀口特殊的军政格局，竟完成了由金州屯驻大军统制官到金州都统制再到兴州都统制的“三级跳”。
在此期间，吴璘爱子吴挺的动向同样值得关注。在吴璘生命的最后两年间，吴挺一直是兴州大军的实际主持者。据《吴挺墓碑》记载，乾道三年四、五月间，自知时日无多的吴璘曾遣派吴挺入朝奏事，试图通过面谈的方式使之博得孝宗的好感，进而获取朝廷对其继任兴帅的认可。面对来朝的吴挺，孝宗摆出一副欣然接受的姿态，不仅与之恳谈“至漏下十余刻”，还任命其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60]可以说，距离兴州都统制一职，吴挺仅剩名分上的差别。然而，当他满心欢喜回到蜀口后，得到的却是任天锡掌领兴州大军、自己转任金州都统制的诏命。[61]最终，失去父亲庇护的吴挺也只得接受朝廷的安排，前往金州赴任。
总之，吴璘去世后，蜀口暂时形成了原金州都统制任天锡移任兴州都统制、原兴州都统司后军统制吴胜升任兴元都统制的局面。吴璘选定的接班人、此前实际主持兴州军务的吴挺仅仅被安排在实力最弱的金州都统司，而另一位吴氏翘楚吴拱甚至连戎帅的行列都未能跻身。吴玠、吴璘兄弟对兴州大军长达三十余年的把持就这样轻而易举被孝宗打破。
不过，透过《宋会要辑稿》所载御前会议上孝宗君臣的选帅过程来看，起用任天锡、吴胜掌领兴州、兴元二司，与其说出自朝廷的精挑细选，毋宁说是一种近乎无奈的权宜之举。“吴璘病亟，诸将未有可代之者”才是孝宗眼中蜀口军政的实况。果然，不久之后，孝宗便自我否定，称任天锡“营私”、吴胜“愚暗”，“又皆常材”，根本无法担当重任；[62]加之强行阻截吴挺掌领兴帅可能造成的动荡，而暂代宣抚使职务的汪应辰又从未涉及军事，恐难掌控局面。于是，六月八日，素以知兵事著称的虞允文受命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任四川宣抚使，赶赴蜀口。[63]据周必大《泛舟游山录》的记载，虞允文于六月二十日便匆匆启程。[64]闰七月二十九日，他已抵达蜀口东端的金州地界，行程仅两个月。[65]回顾隆兴二年汪应辰上任四川制置使，仅从江西饶州舟行至夔州路的万州便花了整整四个月。[66]两相比照，朝廷对于彼时蜀口局势的焦虑心态可见一斑。
到达四川后，虞允文随即着手察访任天锡、吴胜二将事蹟。很快他便发现任天锡“天姿暗懦，治军无律”“贪而多欲”，吴胜“蠢愚无识”“不严军律，多徇人情”，于是密奏“二人委非大将之才，无以服众，缓急之际，必误国事”。[67]这一指控与孝宗先前的判断可谓同符合契。
基于“去一大将必先得一将材”的原则，朝廷并未立即罢废任、吴二将，而是令虞允文加紧物色新的戎帅人选。此后一年间，选帅成为虞允文在蜀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据他观察：“蜀之宿将，或更练边事，或勇于战斗，或有一长为人所称者，如吉方、孙政、刘兴、赵丰、卢晖，老且惫矣；如梅彦、张延、惠逢、李谅、刘海、姚志，病且废矣。其次虽有十数人，而未为人所服。”[68]原州兵败、德顺师溃对于四川战区的消极影响深刻且久远。曾经雄视天下的蜀口大军，竟至无将可用的境地，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为此，虞允文数度上奏，直言“今之蜀将诚未有当选者”[69]、“西边将材绝无卓然者，可以副陛下大用”[70]，试图改变孝宗“只欲就蜀军选择”统帅的固有思路。在此期间，孝宗还曾付下御笔，有意起用姚仲为东路兵帅，重掌兴元都统司，但遭到虞允文抵制。[71]
针对“蜀将诚未有当选”的局面，虞允文提出选帅的两套方案。一是优先考虑从东部或中部战场调遣暂无军职的统兵将领入川。他的具体建议是：
若见今主兵将帅官不可辍遣，臣询之舆言，求之废放中，而旧尝为陛下之所大用者，如李显忠、邵宏渊二人，或可用于西路，员琦、刘源二人，或可用于东路及金州。[72]
李显忠、邵宏渊皆系江淮战区宿将，“隆兴北伐”期间被张浚用作统兵大将，后因符离之败获罪废罢。员琦原为刘锜部将，“辛巳之役”皂角林一战成名，乾道三年接替王宣出掌荆南都统司，镇守襄阳。[73]刘源，乾道初年任建康都统制，三年八月罢军职，移任荆湖南路马步军总管，驻守于潭州。[74]四将中，李显忠官资、声望最高，邵宏渊次之，员琦、刘源又次之。
从《历代名臣奏议》所存乾道三、四年间虞允文奏疏来看，他最属意的兴帅人选当是李显忠。这应与二人曾有过短暂共事的经历有关。绍兴三十一年末，虞允文（时任督视府参谋军事）与李显忠（时任建康都统制）共同负责建康至镇江一带江防。在此之后，不论出任京湖制置使还是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都不遗余力地举荐李显忠，希望引为臂膀。[75]不过，对于这员宿将，志在有所作为的孝宗显然另留重用。[76]
二是从蜀口现有统兵官中勉强择取。对此，虞允文同样上呈了一份推荐名单：
吴拱以纪律严静，军士畏爱，可以委任。其次如李获之刚勇，王承祖之沈鹜，梁炳之明练，皆有军中之誉，或可仰备采择。[77]
与汪应辰一样，吴拱是这份名单中的首选，李获、王承祖、梁炳等人次之。
乾道四年末，任天锡、吴胜二将双双被罢。同时，荆南都统员琦由京湖战场奉调入蜀，接掌兴州都统司，吴拱则被任命为兴元都统制，王承祖出任金帅，组成新的蜀口三大将格局。[78]该人事格局的关键在于吴拱掌领兴元都统司，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朝廷对于吴氏世将的妥协。从此前御前会议上孝宗君臣择帅的过程来看，吴拱、吴挺兄弟并未出现在朝廷考虑范围内，汪应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先后力荐吴拱，不得不使孝宗有所折衷。于是，将吴拱安排到戎帅行列，但又不使其掌领兴州重地成为孝宗最终的安排。
以员琦、吴拱分掌兴州、兴元二司的人事布置，在杨万里所作《忠肃虞公神道碑》中被当作虞允文治蜀功绩的重要一环加以称颂。碑文曰：
公开幕府于利州，……首荐员琦为西帅，吴（珙）〔拱〕为东帅，……大将得人，后进获伸，诸军驩呼，四蜀交贺。[79]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任用员、吴为帅后四川兵士的反应。作为“空降统帅”，员琦出掌兴州都统司显然不足以引发蜀口诸军的热烈反响，能造成“诸军欢呼”效应的只可能是吴拱出任兴元都统制这一任命。“诸军欢呼，四蜀交贺”八个字反映出吴氏家族在四川战区无可比拟的声望，更折射出南宋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抑制吴氏世将与治理蜀地过程中的纠葛。
此后数年间，员琦、吴拱、王兴祖分掌蜀口三都统司的格局较为稳固。四川军政格局将在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去世、吴挺回归蜀口后发生新的变动。
结 语
南宋时期，四川战区的吴氏武将势力既是国家抗击北方民族政权、保守川蜀的中坚力量，又是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的潜在威胁因素。因此，不论在制度设计层面，还是人事更替过程中，对于吴氏，宋廷始终存在两种同行相悖的思路：一方面，出于一贯的“防弊”原则，朝廷需要尽量抑制吴氏特别是吴氏世将的坐大，以消解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但同时，朝廷又不得不倚仗吴氏稳固国防、加强边备，保证蜀口战力。
吴璘病逝是孝宗朝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兴帅继任者问题上，朝廷希望摒弃吴氏子弟另谋良将，而王之望、汪应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则属意于吴璘之侄吴拱。吴璘病逝前后，蜀口军政格局在人事上短暂经历了从吴挺、王权、任天锡到任天锡、吴胜、吴挺再到员琦、吴拱、王兴祖分掌三大都统司的剧变。谋帅过程之所以略显曲折，其症结既不在于吴氏武将势力的强硬抵制，也非朝廷与治蜀代理人间存在的分歧，而是由于在处理该问题时，朝廷始终摇摆于“抑制吴氏世将”与“保固四川”两种背道而驰的思路。
当金方将南下意图公之于世后，高宗第一时间采纳参知政事杨椿的建议，调整“以文制武”方针，将四川兵权全数交予吴璘，令其抵御强敌、保固蜀口。[80]然而，战事进行期间，对于四川总领王之望将吴拱调回蜀口、出掌兴州都统司的建请，朝廷却因深恐吴氏世将坐大，迟迟不肯应允。随着宋金西线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保固四川，吴拱最终被孝宗放归蜀口。
乾道初年，孝宗一方面对来朝的吴璘恩遇无二，并承认其子吴挺继掌兴州大军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频频征求前任或现任治蜀代理人意见、宣召蜀口统兵将领入朝，试图绕过吴氏子弟另觅兴帅继任者。吴璘去世后，朝廷本已选定任天锡、吴胜分掌兴州、兴元二司，就此终结了吴氏将门对蜀口兵柄的主宰。但任、吴二将的素质并不令人满意，无法担负保固四川的重任。最终，在蜀口无将可用的窘境下，治蜀代理人虞允文与孝宗达成一致，由朝廷主动作出政策调整：从京湖战场调员琦出任兴州都统制，并起用吴拱接掌蜀口三司中实力相对居中的兴元都统司。对于旨在革除吴氏世将之弊的宋廷来说，吴拱就任兴元帅可谓一种“有限度的使用”，同时也是“抑制吴氏世将”与“保固蜀口”两种思路由纠葛趋于折衷的反映。
附记：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17JJD770001）、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南宋边防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XZS007）阶段性成果。文稿曾提交“菊生学术论坛第八期：7—16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工作坊”（2017年11月，北京）讨论，得到黄宽重、饭山知保、王化雨等师长的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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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南宋朝廷与四川间道路里程、信息沟通的讨论，参曹家齐《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陈希丰《南宋朝廷与地方间文书传递的速度——以四川地区为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即刊。
[2] 有关南宋前期治蜀代理人的研究，参何玉红《“便宜行事”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何玉红《地方权威与中央控制：论郑刚中之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王化雨《南宋绍兴前期的中央遣蜀帅臣》，《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 参陈家秀《吴氏武将势力的成长与发展》，《台北师专学报》第11期，1984年；陈家秀《吴氏武将对四川之统治及南宋的对策》，《台北师专学报》第12期，1985年；伊原弘《南宋四川におけゐ吴氏の势力——吴曦の乱前史》，收入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室编《青山定雄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东京，省心书房，1974年，页1—33；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 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蹟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5] 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