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反人性的。”
“我做过一年家庭主妇，每次没钱了都不好意思问爱人要。”
“成长就是变成你不想变成的人。”
周轶君，中国唯一常驻加沙的战地记者，现场见证过炮火纷飞的巴以冲突。
远离战场的她也没歇着，成了时评人，在国际事务上激扬文字。偶尔上一上《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在节目，从家长里短到国际事务，和窦文涛、梁文道辩个不停。
而在上个月，她正式转行了！
拍了一套纪录剧集，她现在叫，周轶君导演。
转得还挺成功，豆瓣评分开局9.3，一礼拜过去，才下滑到9.2。
六集纪录片，一集50分钟，辗转六个国家，是个大阵仗呢。
纪录剧集的名字很散文很柔软，听起来有点不是她往常的风格。
《他乡的童年》。
但你能一下就猜到它鲜红的主题——
幼儿教育。
关于“幼教”，爆款文章里“海淀妈妈”“顺义妈妈”的故事早讲烂了，就连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也在讨论，那纪录片里还能拍点啥？
一口气追了四集。
第一感受是，整个人先放松了。
跟随镜头，是日本的孩子光着脚在沙地上跑，无所顾忌。
芬兰的小孩们走进养老院，和爷爷奶奶互相临摹画像，静静凝视。
破败的乡下却有一间崭新的房间，加尔各答的孩子们脱下鞋子，围坐在电脑前 。
云淡风轻，不功利，却又理想。
如此闲适，是故意撇开戾气，任中国家长的焦虑于不顾吗？
周轶君，周导，近期不在北京，我们第一导演特此约了一次语音采访，聊了两个小时，她就像现场指导了剧集中一的一场戏，不争辨，不激进，平铺直叙。
以至于我们的话题，最后根本就离开了儿童教育，而是直击整个国家理念——
从幼儿园里走了出去，站在这个国家的中央。
采访时，手机那头，闹市里车流声和人的嘈杂声甚至后厨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
以至于，整理采访时，要格外临听。
就好像我们一直忽视了一件事，即最初的事——
生活就在生存之后。
01、豆瓣9.2，我也很惊讶
《他乡的童年》上线到现在，能有那么多评论，我确实挺惊讶的。
一些老师和教育者还会来跟我交流这个话题，他们会说一些我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东西。我前天还看到一个人评论印度那一集，他说，他觉得故事里每一个人的努力就是一个岛屿，把他们连在一起，就是海洋。
我原先已经准备好了，这可能是一个悄悄播出，没有人看的节目。现在豆瓣评分9.1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不是做教育的，没有理论基础，我也在通过一些评论去学习。
拍这部片子，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的方式。团队成员都非常年轻，最小的可能是95年的，最大的，除了我以外，也就是80后。从拍摄到后期制作，都靠我们自己去完成。
我做了“所以然工作室”，团队里基本上都是兼职，拍片子才来。拍摄期间，每到一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摄像团队，最少人是在以色列，两三个人就搞定了，但在印度的时候，请了一个七个人的团队。
到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团队，要让他们维持一个统一的水准是很重要的。如何跟摄影师沟通也是个难题。
这是我第一次当纪录片导演，拍完真的是筋疲力尽。我们在加尔各答拍摄了三天，临走那天，当地雇的印度录音师突然告诉我说，现场录制的音轨没和视频同步上。剪辑师就只好后期一条条对。
拍摄期间还遇到印度的警察过来勒索，约好的某个拍摄对象突然不能来了，这种事都有。
我拍纪录片的经验很少，但是会从参与的节目里学到一些，比如前年和窦文涛去拍《锵锵行天下》，还有优酷纪录片频道的甘超，他很早在上海做纪录片时，我就看过他的片子，会跟他交流。纪录片的出资也是我一半，优酷再出一半，可以说调动了很多资源。
拍《他乡的童年》之前，我也会了解一些不同类型的片子，韩国的、欧美的，都会看看有没有借鉴的方式。
之所以采用现在这种有主持的形式，是这种形式能把主持人本人的特点放在里面。所以，节目里提的所有问题，都是从我个人出发，也能引起大家共鸣的。
其实我挺想只做幕后的，我当时想过找一个执行导演，找了一圈，没合适的，再加上节约成本，最后还是我自己来。
既要主持，又要导演肯定有遗憾，很多东西顾及不了。有时候我交代了摄影师什么机位，然后自己去摄影机前拍，访问对面的人，我就会用余光看相机，心里想，怎么还不变机位。我都已经急了，怎么他不拍这个？但是我没办法说出来。
02、芬兰从不考试，它让人老了也不感到孤独
最开始调研确定主题，我们就会给每一个国家找一个点。像芬兰，它没有考试、没有竞争，这就是非常鲜明的特色。
北欧的几个国家挪威、瑞典、芬兰看起来非常类似，但其实有很大不同。像挪威、瑞典都属于资源丰富，非常富裕的。
芬兰恰恰是资源最匮乏的，他们只有森林，在历史上也遭受过很多次入侵。瑞典和俄罗斯经常会欺负芬兰，所以人对他们来说是最宝贵的。
他们整个社会会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在对人的培养上。
芬兰的教育在国际的学生测试评估当中非常领先，所以我觉得芬兰是个典型的例子。
芬兰的拍摄给我触动很大，我在教室里看到老人画画的场景，一下子就想起了好多事情，忍不住掉了眼泪。
我从小不太会画画，去芬兰之前我跟我女儿去了香港的一个画室，里面有一块画布，会有很多种颜料在旁边，就可以在那儿随便画。我女儿绘画挺有天分的，那一天，她就是毫无顾忌，想到什么画什么，她在布上画了一个冰激凌走过公园。
我在旁边陪着她，我也画，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我先是画了一点点，又涂掉，画了一点，再涂掉。画室的工作人员就过来跟我讲，你跟你女儿的区别在于，她不害怕画画，而你害怕画画。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件事，你看芬兰的那个老奶奶，她就是不觉得她的画要和谁比，所以她会保留这个兴趣。可能她画的未必有多好，但她有这个爱好，老了以后就不会孤独。
包括芬兰的老师上课会带孩子去森林闻气味，让孩子描述气味，没有标准答案。这就是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和中国文化对成功的定义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成功就是超过别人，甚至好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超过别人要干嘛，别人有的，我也有，甚至还要更好，就是这样一种思维。
其实我拍这个片子，最想说的一点就是，全世界没有哪一种教育方式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就可以拿过来用。像芬兰，他们的制度设计是把资源放在底部，你越有残疾，出身越差，它给你投放的资源就越多。
但我不是说了，这是因为芬兰这个国家很小，独立很晚，人是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教育。
03、印度一片混乱，但教育一点也不差
有些人会说，芬兰的政府能提供这些免费教育得益于他们非常好的社会福利。那没钱的国家怎么办？
所以，我拍了印度，看看印度人在公立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自救。我想告诉大家，个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印度人很多，现实也很糟糕，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我拍的那个云中学校，是穷的不能再穷的一个地方了。但印度很多这样的地方，它的政府会出钱让孩子去上学，给孩子提供免费午餐，就为了吸引家长，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真的有很多印度人会为了这顿不要钱的饭，送孩子去上学。
我印象特别深刻，节目里有个小女孩跑过来对我说，你知道吗，每三秒钟就会有一个印度的孩子死于饥饿。她说这句话让我特别震惊。印度的小孩很早就会接触到社会的这些东西，学校会在周末带孩子去不同的社区用废品来做工艺品。这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印度拍了有20天，算是拍摄周期最长的。一方面是他们效率低，另一方面在我们做功课、找故事的时候，没有想到印度的故事这么分散。像芬兰，它的主要故事也就在首都赫尔辛基，日本基本就在大阪和福冈。
但印度，我们做检索的时候就吓了一跳，几乎每个故事都要换一个城市。这也是印度的多样性决定的，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国家。
团队里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吃一餐饭都很难。因为每个人宗教信仰不同，习惯也不太，有的不吃猪肉，有的不吃牛肉，太难了。所以到最后，我们基本所有人都以素食为主，或者干脆不同的人点不同的菜。
我们采访的时候效率也很低，但拍摄过程中我就发现，虽然他们慢，但最后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过程中可能要和他们去争论、妥协，但拍摄是能进行下去的。
他们就让理解了那句话，站在一群蜜蜂中间，你会觉得每个个体都是盲目乱飞，后退一步，才看到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朝着一个方向缓慢前行。
04、日本人以为网媒不是正经平台，中国家长以为英国贵族幼儿园住城堡
日本和英国是拍摄最艰难的，要得到他们幼儿园的同意非常困难，在日本的联络也花了很长时间。过了好久我们才弄明白，原来是要有渠道找当地教育委员会，才能够拍。
日本拍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问我是在哪个平台播？我说在优酷播放，就要和他们解释这是多媒体平台，流量很大。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会觉得你不在电视台播，是一个正经的节目嘛。
英国拍的时候，确定了“贵族教育”这个主题。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你播完这集，肯定很多人会仇富，我说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英国的公立教育确实没有太多可说的。英国公立的学校之前还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学习数学教育，他们来考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教育有多好，而是他们想来看看我们如何大规模的来教数学，如何提高效率。
那我为什么要将贵族教育呢？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中国中产家庭，他们会把孩子送到英国学习，我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对于英国教育的期待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我当时听说了一个故事，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我没办法拍。有几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都是中产以上，把他们的孩子送去了英国的一个幼儿园。他们想象中，幼儿园是在城堡里，孩子都是穿制服的。
接待他们的英国人就说，是有这样的幼儿园，但那种幼儿园，你不可能随时插班进来，而是孩子一出生要报名才能上那样的幼儿园。
那几个家长去的幼儿园已经算很好了，但他们还会抱怨说，贵族幼儿园的孩子穿的是小prada，小路易威登，怎么你们幼儿园里的家具才是宜家。甚至连孩子自己都会感受到，在学校里吃的巧克力不是在家里吃的那种，我不要吃。
我可以说，从物质这方面看，和国内的一些国际学校相比，英国的贵族学校并不贵。
这里面是出了问题的，什么是真正的贵族教育，英国人认为的培养一个精英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要在这一集里讲的。
05、以色列创业失败者更值得信任，19岁少年能做东亚新闻发言人
我原来在中东做记者，主要还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我也常去。这次拍摄也去了以色列，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出现那么多十几岁的CEO，这种创业文化是怎么来的。
过去的十年，以色列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军方甚至会成立创新部门，鼓励军队里的人去创业。
以色列的文化是，对失败很宽容。
如果你创业失败，你没做好，你会觉得非常的羞愧，而且可能不会有人给你机会再试一次。但是在以色列，如果你创业开公司失败了，第二次去找投资，投资者给你的钱会更多，因为他们会认为，失败不是说你完蛋了，而是说你有了经验。
这次拍摄我遇到一个以色列的媒体负责人，他跟我讲，他只有19岁，但是仅仅因为他的语言背景，因为他们家是移民，所以他还在服兵役的时候就被选为了负责俄罗斯和东亚这一块的负责人，要跟全世界最顶尖的媒体的记者打交道。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让一个19岁的人去负责那么多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对吧？但在以色列，他们就有这个鼓励失败的文化，他们就会让你去尝试，错了不要紧。
06、我变了，从芬兰回来开始让孩子看电视，从印度回来我买东西开始变少
我拍这个纪录片，得出一个结论，教育其实有很多形式，也不见得非得一直陪着孩子。我最近出差很多，过去的这个暑假，都没和孩子在一起，结果我回来就发现，他们完全学会了照顾自己。
我拍的东西，他们也会看。因为年纪还小，他们也不知道那么多理论知识，听不懂旁白在说什么。但一些直观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很好玩。
比如，他们觉得芬兰的教室里不用穿鞋子好有趣。日本那些同龄的小孩，早上起来自己会刷牙，洗脸，叠衣服，所以他们自己也会学着做。
印度那一集里，做玩具的那个老爷爷，他们最喜欢了，看了他把吸管剪了以后，边剪边吹，可以吹出音符，他们就跟着学，马上就做出来了。我特别惊讶，我都还做不好。
我自己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刚从芬兰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吃糖，那就吃吧，我以前是不愿意给他们这些东西的。
我们家邻居的孩子，他家是绝对不让看电视的，那个孩子到我家来，看到电视开着，就会捂着眼睛说，我们家不让看电视。我之前可能没那么严格，但我也会控制我们家小孩的看电视时间。但从芬兰回来以后，我会和他们商量。我说，你们自己说吧，要看多长时间？
我从印度回来以后，买东西少了很多。确实他们那种甘地的精神，变废为宝，自己动手，这些对我的触动挺大的。我就跟我的孩子说，你们想买个玩具，首先想想是不是能自己做一个。
07、中国只奖赏对文字敏感的孩子，桌上乱画的则认为没好好学习
我觉得我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家长，我的成长经历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成长经历。但下一代认知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接受它。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的孩子要这样那样，要看懂世界上所有的中文书，或者他得会看古文观止吧，但我现在觉得，我还是会期待，但我不会强求。
在印度，他们告诉我，孩子跟孩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天生是文字性格，对文字更敏感，有些人是对图画更敏感。但我们的教育制度一直奖赏的只是那些对文字敏感的人。
那些上课开小差，在桌子上乱画的孩子，永远都被认为是没在好好学习。其实我们忽略了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对孩子的天分认知不够。
不要假设所有的孩子都对文字感兴趣，未来仍然会有了不起的作家，不用担心，但只要知道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就可以了。
我小时候是在不被鼓励的环境下长大的。考了一个100分，会被问，为什么不考两个？考了两个100分，会被说，你不要骄傲啊，下次要保持。然后我们小时候也会经常听到一句，你看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
但回过头来说，中国家长又都是愿意为孩子做很多牺牲的。我的父母从小就帮我做了很多事情，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他会让我接触到最好的东西。
我小时候，我父亲有一点点小爱好，他喜欢钓鱼和摄影。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参加了少年宫的摄影班，他们就给我买了一台相机，所以我13岁就有了自己的相机，当时，这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很奢侈的。
中国家长永远都是为孩子付出非常非常多，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独立很重要。我觉得不能怪他们，只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说，其实还有别的可能。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教育需要更好。包括像体罚，我小时候数学不好，在这种高压之下，不可避免的就撒谎，模仿我妈的名字去签名。那其实是没办法的，不是那个孩子愿意撒谎，而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我在学校一直是良，永远不是优。但我们对自己的感知，又都是通过无数个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来定义的。
所以，在我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从没有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一点，有的时候会掉到更后面。直到我离开学校，我才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08、教育不应该只是妈妈的焦虑，全世界都一样
最近也有不少记者来访问我，大部分都是女记者，比较少男记者。就算是女记者，她们也一定会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说，教育是所有妈妈共同的焦虑。她们也是无意间这么说的，那我就问为什么你只认定这是妈妈的焦虑呢？
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个英国女记者，她也是妈妈，有一次她和一个男性同事两个人去出差，去了叙利亚。那时候叙利亚站在刚刚开始，很危险。他们到了叙利亚以后，电视台就要求他们做个直播，和国内观众互动一下，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他们问题。结果所有的观众都问那个女记者，你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你的孩子会怎么想？
可是那个男记者也是个爸爸，没有人会问他，你的孩子会怎么想？
就是这样，妈妈出来就永远会有人问，谁来照顾你的孩子，而爸爸出来则不会。
我认为这是个很不公平的事情，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爸爸，就对我说，你拍了一个教育小孩的片子，你做《锵锵》，做《圆桌派》，我们都会看，但这个教育小孩子的片子就不一定看了。因为他们默认那个是妈妈的事情。
这种角色的定义还是很传统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改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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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孑孑
